南洋华侨的宗亲会会所设置有如家乡传统的祠堂，均供奉祖先牌位或神龛。宗亲会除每年祭祀外，还救济孤苦贫穷的族人的医药费和丧葬费、赈济家乡、调解纠纷、兴办教育等。它往往以“敦睦宗谊、促进团结、共济互助、同谋福利”为宗旨。同乡会组织也大体如此。这也是它们得以建立之初衷。同时，由于华侨在侨居地与祖籍地之间的往来，由于他们与家乡亲人间的密切联系，其组成的宗乡组织必然与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影响。如施姓在晋江有钱江（俗称前港）和浔海（俗称后港、亦称浔江）两大支派。从清中叶起，两大支派经常械斗，几乎结成世仇。菲律宾施姓在1911年组织“临璞堂”一姓会，就团结了钱江、浔海两支派。有些海外宗亲会通过活动不仅增强了旅外宗亲与国内宗亲之间的联系，甚至挑战了家乡家族组织的权威。

位于泉州西南郊的树兜乡，居住的主要是蒋姓族人，外姓极少。从19世纪中期开始，该族大批成员前往印度尼西亚泗水谋生。20世纪20年代时，以蒋报企、蒋报察等一批财力雄厚的华侨精英为首，旅居泗水的蒋氏宗亲组织了一个“蒋乡侨”宗亲会。他们不断支持家乡祠堂的修建、学校的兴办，树立起了威信，在家族事务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后来几乎每一个重大的决策和行动，乡中族长都要取得他们的同意和支持才作决定。如1930年，由土匪改编以凶残著名的高为国部队驻防泉州后，树兜乡不断发生绑架、派“乌单”（即派款）等恶性事件，高匪声势逼人，蒋氏家族如泰山压顶。家族领导集团准备联络各地民团与高匪抗争，但如果失败势必招致灭顶之灾，于是急电告泗水族亲作请示。宗亲会最后同意武装对抗，并负责接济所有军事费用，但需以保卫乡里为宗旨，不许节外生枝。6月15日，树兜民团进攻泉州城得手后撤回乡里，高匪部返占泉州城，并在城区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海外“蒋乡侨”知道后，认为是主动出击有违最初确定的原则，为恐再生事端，决定不再支付民团费用。结果打了胜仗的树兜民团便无形解散了。^[55]由此可见侨乡家族组织已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在乡的族长等领导集团的权威有日渐削弱的趋势，而以华侨富商主导的海外宗亲会却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依赖性也会使旅外宗亲与闽南侨乡的联系更加密切。

许多同乡会也以服务家乡为其宗旨之一。在菲律宾，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前，一些同乡会的“工作和目标”仍然“在故乡的公共福利事业”。^[56]民国期间，由于闽南乡村治安状况极其混乱，它们对维持闽南地方秩序和地方建设也起到过重要作用。如“九一八”事变以后，晋江县永宁镇岑兜村旅菲华侨中的一些年轻人出于爱国义愤，成立了旅菲银江义济社，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在家乡设立办事处为乡民排忧解困。其时村中屡遭贼患，绑架抢劫时有发生。义济社就在街巷顶及后施埕建了两座隘门，以防盗匪进村。同时又在路旁及街巷主要通道拉起铁线，上挂铜铃，一旦某处发生情况，只要拉线摇铃，别处即可闻讯前往救援。鉴于村中垃圾杂乱，义济社就在各个主要街角设立大垃圾箱，告示乡人把垃圾倒入箱内，由清道夫统一收集倒到村外，使卫生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为了丰富群众的业余文体生活，义济社创建了水泥柱篮球场，并在办事处设立图书馆，让乡民在农闲、节日及其他业余时间进行体育活动和文化学习。^[57]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闽侨救乡运动”也主要是旅居菲律宾的闽侨为维护家乡的安定繁荣，为捍卫亲眷和自身的利益而主动发起的一项旨在进行政治革新、铲除恶势力，建设新福建的爱国爱乡的自救运动。抗日战争前，禾山海盗为患，新加坡禾山公会曾购置“禾侨号”炮艇赠送驻禾山海军，作为海上巡逻之用，以靖乡里。^[58]

此外，还有不少宗乡组织致力于调解乡族矛盾，试图破除械斗的恶习。1936年，晋江县池店旅菲高登同乡会为了禁止械斗，在村庙元帅府中立碑云：“本乡在昔理学代兴，文人辈出，乡党交游，绝无间言。不知至何时代，始有强、弱房之分，即今张、吴六社是也，动辄炮火相见。推厥原由，皆为无知乡顽，拘于成见，以致代远年深，此病未能蠲除。……是以组织农会，集各姓之绅耆，促团结于实现。成立以来，人心暂向，从前恶习，消灭殆尽。咸谓废除前例，此其时矣。夫欲永久不蹈覆辙，必须宣誓。所以公请石狮城隍爷莅乡作证，俾乡人有所顾忌，以后不敢妄自开衅，此亦一种警戒之法。然是日也，和气之声喧腾里巷，不可谓非乡运重新之表现。苟能长此不渝，乡情益洽，谦恭敬让，则紫阳之雅化不能专美于前，邹鲁之淳风可以重见于今日矣。”此碑题为《废除强弱序》，而在碑末刻有誓言：“发生强弱，断子绝孙！”^[59]虽然此做法看上去有封建迷信的成分，但它实际上是以家乡特殊的信俗习惯为契机，从实际出发来解决存在的问题。(www.daowen.com)

支援、资助故土，关心家乡公益事业也是众多宗乡会的宗旨之一。1938年金、厦两岛相继沦陷，闽南交通顿遭阻塞，米粮输源因告中断，致使乡民有绝粮断炊之虞。旅菲永宁同乡会本着爱国爱乡热忱，特组织救济委员会，积极向侨乡募捐，并决计在故乡组织平粜会。不久，第一批购米二百包，赖陈植鱼、陈西川之力，取得福建救济会协助，接运至泉州平粜会。1938年，在永宁平粜会召开执监委联席会议，讨论制定有关事宜，议决七案，并选举陈植清立即往泉接米返乡。平粜范围暂以永宁、西厝为限，后不断扩大。“吾乡吾民得沾实惠，幸解燃眉之急，实赖我旅菲乡侨之力也。”^[60]

有些同乡会甚至是为了家乡人民的福祉而专门成立的。如1936年，为了帮助故乡防止飞沙侵蚀田园，施性水、施性统等人召集华峰乡侨共谋对策，继而联络旅菲各角落负责人共同策划，进行造林防沙工作。翌年，便正式成立旅菲晋江华峰同乡会。之后，积极开展工作，协助故乡发展公益事业。仅学校，据施振民介绍，华峰“全乡各角头先后兴办学校六所”。^[61]而且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闽南人在马尼拉的同乡组织，大半因筹措家乡教育经费而称为校董会，后来才改称同乡会。仑峰同乡会便是由青山学校校董会改组而成的。据蔡孝暖所写“仑峰同乡会源流暨沿革略述”一文，旅菲乡侨及国内乡贤为改善家乡教育状况，于1930年在菲及在乡先后成立青山学校校董会。而在此之前，1927年家乡的知识青年已组织有仑峰改进社，致力于促进文明的生活方式。1940年，开明校董蔡孝瑜将此二团体合成一机构，组成仑峰同乡会。据施振民解释，当时闽南地方青年组织的成员日后亦有不少人赴菲，才与相关的校董会共同组成同乡会。^[62]

有些组织对家乡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因其势力庞大，以致闽南地方政府也无可奈何。其中最典型的要数晋江石圳李清泉为首的李氏宗亲组织。李清泉是木业巨擎，他所牵引的宗亲，也多数经营木业，其家族以血缘为纽带的业缘组织也很强大。他们不但有很强的凝聚力，而且与家乡保持密切的联系。20世纪40年代，李清泉因同情入闽之十九路军，为国民党所猜忌。当国民党企图剥夺李的商会领导权（当时李任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时，因李有各地宗亲的支持（他们在各地商场拥有很雄厚的势力），国民党推他不倒，反而引起商会与国民党的对立，这种对抗一直延续到60年代后期才告一段落。^[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