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乡土文化是一种区域文化，但又不是简单的区域文化。因长期以来华侨的出国传统，以及华侨与家乡的紧密联系，所以闽南文化的各个层面都深深打下“侨”的烙印。其中，由于华侨影响，侨乡社会社会觉悟与风尚带来显著改变。

侨乡与国外亲人有密切联系，接触、了解外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较早，较之国内其他地区，是“开社会风气之最早”。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之后的五四运动又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侨乡乡民也更加容易接受外来的新事物、新文化。侨乡及其乡民身上从而派生出了若隐若现的新文化，孕育出自己的价值观，其中最显著者当属兴学重教风气的形成。

清末，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发起的“百日维新”失败后，流亡东南亚继续积极鼓吹兴学堂、启迪民智等主张，在华侨中有过一定的影响。而一些旅居海外的华侨由于过去自己文化程度低，备受欺诈之苦，更对未受教育有切肤之痛。他们在侨居国开始创办了第一批中华学堂，并滋生捐资在祖国办学的念头。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海外各地宣传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活动，也启发了华侨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爱国爱乡的热情。因此有更多华侨热心于在家乡兴办教育事业。除为自身子女考虑外，他们把办学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为乡兴学，为国树人”，觉得中华民族的自强要从办学校入手。这也正如爱国兴学光辉典范陈嘉庚所说的：“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一批热心乡梓建设、乐于捐资办学的典范人物相继涌现，陈嘉庚、尤扬祖、李光前、林珠光等都积极在闽南兴办学校。受他们启发，之后，即使一般华侨也很重视家乡子女的教育问题。从厦门灌口镇陈志恭先生家保存的一些侨批中可看到，如“清曹吾弟收阅，前接来书，所云皆知。未知近来二位侄儿皆有入学读书否。此帮在唐新办三社小学校。在外咱亦捐出国币十五万元之谱，故宜遣其入学，以求将来学问高深，是免终来目不识字之苦。若欲使其前来外地谋生，亦是年幼，故于此时求学最为重要。……兹因邮便寄上国币三十万元整，到可检收，以充家用……愚兄惠来书，民国三十五年丙戍桂月十四日”。^[40]而在不久之后林惠来的另一封家信中，再次提到侄儿的教育问题，“在唐如若缺用钱款，祈即顺笔来知……培养侄儿，使其入学读书以求知识，望将来能得成器否，如欲出外求利，亦免盲目之苦……劣兄惠来手书，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八日”。^[41]可见即使在民国末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时，华侨仍不忘家乡建设，特别重视子女教育。

从当时的学校数量和一些教育经费情况也可看出华侨对教育的重视。20世纪20年代初，晋江侨乡就兴起一股华侨竞办学校的热潮。开始为安海、永宁、金井等村镇先后创办几所新型小学，后很快在侨乡形成风气。至20世纪30年代初统计，沿海侨乡侨办学校达300多所（其中较大规模有立案的170多所，小规模没有立案的130多所），基本上达到村村有小学。^[42]据1935年晋江县政府统计，全县教育经费47万4千元，县政府只负担了3万元，占6.3%，其余的44万4千元，（占93.7%）都是由华侨来捐助的。^[43]厦门的情况也不例外，“查厦门每年教育经费总数仅7万余元，各校经费除省、县立的学校，其余多靠南洋或本地募捐而来”。^[44]这与华金山的记录差不多，“抗战前，厦门市有11所中学，39所小学，其中5所中学，17家小学均系由华侨捐款创办或资助”。^[45]

此时的侨办教育与传统教育相比有很大差异。首先是对女子教育的重视。据陈达在20世纪30年代对侨乡的调查统计，（樟林）侨乡入学女童数占女童总数的20%，而同期的非华侨社区仅为5%。特别是华侨家庭对于儿女们的教育更能平等看待。希望女儿成长起来，同儿子一样也在商店里服务；或女子出嫁以后亦可以协助丈夫，在商店里帮忙。^[46]有些村内的女子教育甚至比男子教育更为发达，女性中学毕业生的人数超过了男性。因为男子在小学或初中毕了业，家长急忙要将他们带往南洋学生意。女子既不负责维持家庭的经济，家长们就要她们多读几年书，希望提高她们出嫁时的身份。^[47] 泉州华侨在这一时期捐办了诸多的女校，如毓德女校、竞新女校、嘉福女子职业学校、启明女校等。其中，林朝素协同其父建立“晋江竟新女校”（竟新者，即女子应与男子一同竟赴新潮之意），1916—1940年，培养了成千名侨乡女学生，其中不少成为各行业的女强人，如在菲律宾宿务的女企业家林振华、女教师林昭绵等，同时为侨乡培养了妇女人才，提高侨乡妇女的文化水准，为她们争取自身的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48]

侨办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职业教育和商业技能的训练。民国时期，不少侨办学校的教学目的在于训练学生的谋生技能，以为其将来下南洋做准备。这是因为当时南洋的华侨社会是以商业为中心，所以闽南的各侨校都在可能范围内给学生们提供相当的基础，以便其在毕业后前往南洋，可逐渐胜任在当地商界的工作。可见侨办教育也有为其工作服务的现实目的。(www.daowen.com)

另外，由于华侨所在的南洋地区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较早，得风气之先，其在家乡所办侨校多是新式学堂。除传授文化知识外，还设立了体育、唱歌、图画等课，注重德智体的全面发展。有些还从捐资办学校发展到捐资办“大教育”，如建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等。早在1919年，晋江县金井镇石圳村华侨就捐建了圳山阅书报社。在华侨资助下，该村的民校、蓝球队、演剧社盛极一时。1931年，南安华侨也创办了第一所图书馆——诗山图书馆，内设藏书库、阅览室、休息室等，藏书包括经史、文学、政治、哲学、科技等方面。这些都有利于乡民文化素质的提升，进而带动城乡整个精神文明风貌的改变。

侨办教育的兴起有效改善了闽南的总体办学环境，对闽南民风的启迪和新思潮的传播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它提高了家乡子弟的文化水平，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能人才，为闽南社会的发展积聚了丰富的人力资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当地崭新的社会风气，对侨乡教育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起到了积极作用。

闽南华侨在兴办教育、维护乡土文化的同时，也力求废除恶习、破除陋俗，与时俱进。民国初期，围江沾染鸦片与吗啡者甚多，致弱国殃民，家破身羸，更有人沦为鸡鸣狗盗之流。乡侨吴天赞回乡看到此种状况，独立创办“去毒社”，劝吸食者入社服药改除。^[49]吴君爱乡爱人之热忱，世所罕有。后脱离苦海之烟民，身体及精神状态判若两人，围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1921年，围江又创建“协进社”，社员大都是青年归侨，其中蔡炳煌、陈怡所两位最出色。该社不但协助学校的改进，且提倡讲究卫生，以期年年暑天免受疫症之苦。以前乡中各处巷头户尾堆积垃圾数以千担，不久之间尽被社员亲自动手挑出乡外扫除一空。外乡之人见之赞叹不已，谓从未有村落如此清净。该社还在乡中铺设一条小车路，南北连接汽车站，便利了乡里交通。^[50]

1915年，为了打破“风水”观念对侨乡建筑的束缚，晋江县金井村华侨发起创设“围江新民村”。《围江建屋碑记》宣称：“我国各处风俗殊异，即卑［狭］如吾乡，更为俗尚所拘囿，无开放之一日。故无论寻常之户，或富户之家，偶架数椽御风雨，偶筑层楼以栖迟，靡不为旁人触目而生心，任意以阻扰。藉口夫高亚迨伤，遏止于附近地脉。是诚惑方士之邪说，迷信堪舆，不觉挟全力以争锋，势成敌垒。非簿对于公堂，即械斗于乡里。营一室而未成，已挥金乎累累；筑一楼而未就，遂铲地至平平。……阖会讨论慎重，再三订立规则，俾知率循。所有充费［入］资浥注，划为本村教育公益之用，呈准官厅，示遵在案。从此除积弊于往昔，开便利于未来。庶他日者在地人众、归国侨胞，凡有架筑楼台，泯争端于雀角；营建屋宇，得长庆乎鸠安；共井同乡，亲仁笃爱；比户聚居，良好感情也。”1916年，晋江县归侨黄秀烺营建家族茔域，据说也是为了破除“风水”陋俗。时人论曰：“闽俗重风水，海通以来，泉漳人士多商于南洋，富而归者，营置田宅之外，益致力于造茔，以为报亲之道，宜尔。然往往以风水故，酿私斗，起讼狱，因而辱身荡产，视故国为畏途者有之。……今先生一举，可使其子孙世世祭于斯，厝于斯。无形之中，以敬亲睦族者贻远谋，矫恶俗，其所化固不大哉！”黄秀烺此举在当时可谓好评如潮。^[51]

以前由于乡民文化素质低，侨乡保留铺张浪费、赌博等不良社会风气。更有甚者，民国时期在家乡的女人们因无事可做，就整天赌钱，而族长、家长对此也持赞成态度，甚至借钱让她们赌，其用意在于用赌博把女人拴在家里，以免她们到外头去干伤风败俗的事。^[52]不过民国时期闽南侨乡常有此有趣现象：华侨一生克勤克俭，艰苦创业，以至成为大资本家却也仍然保持本色。有时候他们也喜欢像地主官绅那样，在婚丧喜庆方面大肆铺张浪费。如蒋报企、蒋报察于1921年为婚事和做寿大讲排场，报察娶儿媳演戏一个月，报企做寿并娶儿媳，特地从上海聘女京班前来演出，两家用钱起了竞赛。^[53]这可能是家乡封建社会的习惯势力在作怪吧！但是首先抵制靡费之风，进行一些移风易俗的改革，却又是华侨倡导的。1934年归国华侨李文炳、蔡友德、许志泽等曾为此倡导改革风俗，发起组织“衙（口）、金（井）、深（沪）风俗改良会”，拟定章程、细则，呈报福建省新生活促进会晋江县分会备案。后奉命改为“衙金深新运风俗改良会”。以乡规民约形式，制定改良细则，如规定婚嫁聘金不得超240元，丧葬一律废除酒筵，只用便饭，殡葬废止演戏、马队、迎阁等，对移风易俗起了很大的作用。^[54]从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看似矛盾的现象中，可以看出传统观念对华侨影响之深，同时也表明了南洋的一些文明社会风气对其潜移默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