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从家庭结构形态上看，维持着华侨大家庭的结构模式逐渐减弱。

自清末至民国，中国政治几经更迭，国内自然经济渐趋解体。随着家庭的自然扩展及其他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要较长时期地维持大家庭结构的模式是相当不易的。而20世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闽南由华侨经济支撑的大家庭并不少见。有的几十名家庭成员共财、同祭祀、共食达几十年。

此类由华侨经济支撑的大家庭在闽南侨乡并不少见。晋江县菲律宾归侨吴益朴（1873—1930年）即为一例。其家庭结构：吴在家乡有原配施氏（1909年去逝），继室蔡氏，妾王氏，在菲律宾有侧室（吕宋人）；四个妻妾共生育六男六女，其中，“番生”子三人，女一人；从族谱有关第二代子女的婚配与葬处的记录可以判断，这些人全部同吴益朴回来，也是一个庞大的联合家庭。^[34]这种大家庭结构自然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关，但更与华侨的经济实力有紧密关系。它似乎成了一种财富的象征，成为实现令人羡慕的天伦之乐理想蓝图的最佳模式。

不过也有华侨对这种大家庭制度表示反对。新加坡某锡矿商人年老回国，曾发表意见说：大家庭是很一种讨厌的社会制度，因为如果有一个人赚钱，家内每个人都要分得好处，增加这个人的经济负担，使得他不容易发展。我是受过这种痛苦的人，觉得个人对于家庭的责任太重，妨碍个人的营业及其他各种活动。^[35]

其二，在家庭成员的关系上，对外来“番仔”、养子态度的变化及“番客婶”地位的提升。(www.daowen.com)

“出外谋生、汇款养家”的传统观念使闽南社会自明清以来一直存在着一种跨国、跨地域的特殊家庭结构形态，“两头家”即为其中之一。虽然很多华侨在家乡已有妻子，但除非光景富裕，不能携眷同往南洋，且又不能时常返回故乡，斟酌情形，有些到南洋后又与当地女子组成另一个家庭，形成所谓的“两头家”。这种现象，既与华侨不愿抛弃家乡结发妻子的思想有关，也与侨居国客观环境所迫有关。因为好多华侨到了南洋之后，在大城市里不易寻找工作，而跑到小城市或乡村中做小生意或他种工作。这时他们若与当地妇女结婚，则其妻子可以帮忙干活，她在当地的亲朋既多，对于丈夫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况且在南洋结婚，手续较为简单，而所费又很便宜。有些华侨随着经济能力的提升，也确实有能力在南洋另娶侧室，以便打理业务。有好多西洋人称：华侨与当地妇女结婚，从其事业的发展方面来看，是“天作之合”。^[36]在对侨乡侨眷的采访中，也了解到这种“两头家”的普遍性。

随着华侨经济地位提升，侨汇对侨乡的重要性愈益凸显。华侨在侨乡的影响力虽远但仍渐趋加大。因而过去不被认可的通番婚姻也被登记在神圣的家谱或族谱中。这表明“番女”已被接纳为男性家族的成员。但家族所持的态度依旧有不同程度的保留甚至歧视。一般写配“吕宋女”“暹罗女”“安南女”或写娶“番女”“狄女”。^[37]《丰溪蓝园陈氏族谱》中载：台烟，荣土长子，生同治壬申年十一月初八日。娶黄氏□娘，又娶狄女；台挺，荣奕长子，生光绪庚寅年九月廿九日，娶狄女；鼑贮彩，狄女出，台包惜之子，生民国丙辰年（1916）五月初六日。^[38]对于“两头家”的家庭，即使南洋先娶，也往往视作侧室。不过，对于番仔（即番婆所生的儿子），移民家庭一般会平等对待，但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教化。

在移民家庭的成员关系中，除了对番仔的态度发生改变外，番客婶的地位亦有不小变化。“番客婶”顾名思义就是海外移民留在家乡的配偶。从前，每提及她们乡民多表怜悯之情，对其生活还形象地称为“守活寡”。但到民国时期，由于华侨经济地位的上升，她们的生活条件较为优越，穿戴讲究甚至带些洋气，也较少或不参加田间劳作，甚至受到某种程度的羡慕。清末泉州举人陈仲瑾讲过一个有趣的现象：戊戌变法之前，泉州“番客”想方设法巴结地方绅士。如安溪陈姓巨侨1894年来泉聘秀才陈张荣（即陈仲瑾之父）任家庭教师，专教其两子，一年之薪水可养活十七口之家；戊戌变法之后至1917年之前，“番客”逐渐与绅士平起平坐。如华侨蒋报企之女嫁举人某氏为媳，陪嫁房子一座，进士林翀鹤亦肯娶华侨之女为媳，互相通婚已无观念和地位的障碍；1917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则是绅士们想方设法将女儿嫁到巨侨家。^[39]从前巨侨回家常要先宴请绅士，以求庇护，此时绅士则先请华侨了。番客婶地位的上升、华侨通婚圈的这种变化，不仅与民国时期华侨力量增强，华侨社会地位上升有关，同时也与东南亚华侨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有着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