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指出，侨汇指数的上升正是此种家庭指数上升的显著标志。^[25]据统计，1905—1915年，经由厦门汇入的侨汇总数在2000万元左右；到了1921年已增至4400万元以上；1931年则增至7200万元。这一时期闽南的侨汇情况也反映出这些移民仍然重复着“出外谋生、汇款养家”的传统模式。

由于南洋寄回的侨汇和物质资源，移民（侨眷）家庭的农业生产功能衰退，消费功能凸显。据陈达于20世纪30年代对闽南和粤东侨乡的调查，非华侨家庭和华侨家庭生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分别为65.13%和60.09%，但以钱数言，后者用于食品的开支高于前者不止两倍半。这也表示华侨家庭对于生活费以外其他项目有较多的费用。^[26]

国内侨眷一般是靠侨汇过活的，像出国华侨较多的晋江地区，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年均侨汇都在1000万银元以上，最多的1930年竟高过2500万银元，全县70%—80%的侨眷侨属主要或部分依靠侨汇为生。^[27]而在厦门，据当时的一位外国领事估计，“厦门的邻近有80%的家庭依赖华侨汇款来维持生活”。侨汇直接而主要的结果是增强了社会购买力，并因此刺激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如以侨眷为主要顾客的钱庄、布匹百货店、酒楼饭店、建筑材料店等比较兴盛。

据1931年的调查，厦门城区的商店共有10 718家，而当时城区面积仅为1平方千米左右^[28]，密集程度不可谓不高。又据1933年的调查，厦门城区（不含鼓浪屿与禾山区）的从业人口共计56 371人，其中商业9215人，店员15 012人，分别占16.35%和26.63%^[29]，分列第二、第一位。换言之，当时厦门城区的从业人口中有40%以上属于商业领域。《1931—1933年厦门商业概况》报告说：“促成厦门商业如此兴盛的，的确是华侨的力量。”^[30]前文所述侨眷及出入国华侨的各种消费对厦门商业的确有极大促进作用。有人甚至指出：“没有南洋，就没有今日之厦门。”(www.daowen.com)

由于华侨及侨眷所消费的财富不是源于本地区的生产，而是源于国外华侨汇款的流入，这种消费有其自身特点，即侨眷消费力随侨汇的升降而波动。当有稳定华侨汇款流入时，即使侨乡附近地区动乱不宁，其他地区经济萧条，侨眷也能保持一个良好的消费水平。而当侨汇中断时，侨眷消费市场马上衰落，随之而来的是侨乡经济的萧条。如西方工业国家与东南亚殖民地交通陷入瘫痪，东南亚生产原料无法输出欧美市场，造成当地经济萧条，银贵金贱阻碍华侨汇款回国。由华侨经济萧条导致侨汇数量的下降，进而影响了华侨及其侨眷的购买力。东南亚受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陷入衰退亦波及闽南侨乡。1933年厦门的杂货、西药、服装、绸布、珠宝、理发、参药、爆竹等与华侨消费有关各途，营业额较1930年减低一半以上。杂货业跌幅尤大，营业额仅及1930年的30.9%。^[31]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到一年，1938年5月厦门沦陷，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侨汇因此中断，侨眷生活陷入困境。石狮《民生报》1944年5月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眷平时无寸土可耕，无余粮存储。故侨汇一断，生活转变最为明显。南洋战争不及一月，则见深沪自狮头街至东鼓山，有拍卖故衣者二十余摊……摘野菜度生，日以百计。深沪侨眷去年连棉被也出卖了，用稻草代棉被。”^[32] 原来以移民家庭为主要顾客的棉布百货等商业更是一落千丈。有些因门庭冷落，只好关闭。而以拍卖侨眷典当之物为主要经营范围的各种拍卖行则纷纷出现，成为一大行业。

而当抗战胜利后，侨汇恢复正常。在侨汇解付时，侨乡一般日用品，如布匹、百货、生油、肥皂、干果及食物等均要涨价三四成以上。^[33]此时，许多侨眷家庭因侨汇关系，在生活上吃的是鱼肉，穿的是绸缎，甚至有些家中有婢女佣人，过着奢侈的生活。也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消费市场的存在，侨乡商业渐趋繁荣。

上述华侨——侨汇——移民家庭消费——侨乡商业经济的联系纽带及其网络犹如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网络内各种机制犹如血管，从闽南各地吸收人力（华侨）源源不断输送到东南亚，换取各种养分（侨汇和物资），滋润着侨民的生活和消费，从而增强了侨乡商业经济的生命力。如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闽南地区经济萧条，厦门却因有大量侨汇资金涌入经济异常繁荣，城市建设急速进行，成为中国本土经济的“飞地”。但移民家庭的消费及侨乡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南洋侨汇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这种模式是侨乡社会所独有的。它也体现着华侨与家乡的密切联系及对家乡的影响。换言之，从侨乡向侨居地输出人力资源，从侨居地向侨乡输出货币与物质，从而维持着华侨——侨眷跨国而居的家庭结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