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化体系庞大复杂，但概而言之，不外乎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

随着早期的贸易和移民的往返流动，闽南侨乡的物质文化深受华侨的影响。

据宋赵汝适《诸番志》所记，泉州各邑所产的青瓷、白瓷、黑釉瓷等瓷器外销的国家和地区有占城（今越南中部）、真腊（今柬埔寨）、凌牙斯加（马来半岛北部）、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巨港）、单马令（马来半岛南部）、三屿（今菲律宾的三岛）等，同时也传回了棉花种植技术等。到了明朝，棉花种植在泉南一带已十分普遍。明何乔远诗云：“灵源山下万人家，古塔双双日影斜。发女能织苧麻布，土商时贩木棉花。”^[15]烟草也是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由菲律宾吕宋岛经海陆传入闽南，由泉州人把“Tobacco”音译为“淡巴菇”或“吕宋烟”。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番薯，原产北美，明万历年间经菲岛由多人多种途径传入，故名之曰“番”。传入泉州为1584年，传说由闽南华侨把薯茎夹入船缆中私带出境。此物耐寒高产，适宜于闽南丘陵沙地少雨地区种植，成为侨乡当地的主食。“乡民活于薯者十之八九。”^[16]曾旅菲的泉州清末进士吴增专为由菲律宾传入的番薯而创作了一本名叫《番薯杂咏》的诗歌专集，在泉州十分流行。

陈序经在《南洋与中国》一书中也提到：“过去南洋所输入我国的货物种类既多，而在近代所输入我国的许多农产、矿产以至鱼盐等，不仅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所不可缺的，而且是平时的人民生活，尤其是战时国防所必需的东西。我国在以往之依赖南洋而取给这些物品，既比之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多，今后当更加需要了。何况地理上南洋之于中国的关系既如此密切，无论在海道或陆路运输上都很方便。尤其是我国南方各省与南洋接壤的，或是位在海滨的，从南洋输入好多必要物资，比之从国内各地方输到这些省份，在交通上尤为便利。至于那些国内所少有或没有的特产，更不得不取给于南洋了。”^[17]

民国时期的闽南，华侨通过侨汇或其他物质方式使侨乡社会面貌发生了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南亚社会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海外侨胞的经济生活条件普遍改善和提高，侨汇源源不断流入侨乡，进而刺激了侨乡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据1925年9月9日上海《申报》登载的颜文初的《菲岛通讯》记述：“晋江一县，计八百余乡，皆聚族而居。大乡者万余人，数见不鲜，小乡者亦百人以上，其生活皆藉南洋为挹注。各乡红砖白瓦之建筑物，弥望皆是。婚嫁之费，普通人开销皆在千金以上。”^[18]特别是在抗战前的10年里侨乡在物质方面的发展尤为突出。诚如罗肇前所说：“电话当时是奢侈品，尚不能普及至寻常百姓家，省城不过安装千部电话。但闽南是侨乡，侨汇使生活水平高于省内平均标准。因此，人口不及福州一半的厦门电话机数倍于福州；漳厦之间通了长途电话，龙溪、海沧、石码各设电话分局，晋江筹设分公司……日本侵华战争如果推迟数年，福建沿海各地将遍布商办市内电话。”^[19]

中国人历来把建造住宅看成人生之大事，尤其是华侨。他们在人地生疏的异邦含辛茹苦地打拼，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兴业旺家。故一旦事业有成，即迫不及待地衣锦还乡不惜巨资修建豪宅以福荫家口。此时，在闽南沿海侨乡出现许多中西合璧式的民居，俗称“番仔楼”。位于南安县省新镇的林路厝（厝，闽南话房屋之意）就是其代表。建厝者林路，又名林文龙，是一位著名的华侨建筑家。该厝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占地约6.5亩，由多座结合西洋形式构筑的宫殿式楼房组成。闽南俗话说，“有林路富，没林路厝”，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和林路一样富有，但是却不可能有他这样的大厝。但受其影响，也由于华侨经济的改善，之后，此种中西合璧建筑在侨乡比比皆是，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与“番仔楼”异曲同工，同样体现着闽南侨乡建筑特色的当属骑楼，闽南方言称“五足骑”，此称呼源于马来语（kakilima），意指临街骑楼底下的人行道。其造型一般分为三部分：下部为造型各异的排柱串联的走廊；中部为丰富变幻的窗、扶壁柱，实墙导柱成楼层；顶部为各式山花压顶的屋檐。这种糅合了欧式、南洋和闽南当地风格的建筑群落，绝大部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侨回乡投资高潮时建造的。1920年，厦门市政会在规划建设厦门的新城区时，就以骑楼作为街市的主要形式，尤以中山路的骑楼街为代表。后来随着华侨回国的增多，也由于此种外廊式建筑可以避风雨、防日晒，特别适合于闽南亚热带气候，于是泉州、漳州等其他地方也相继模仿建造。其中西合璧、多元共存的独特风貌，不但展现了闽南的建筑文化，也体现出厦门对外开放与南洋文化交流的风格。(www.daowen.com)

华侨除通过侨汇改善家乡的物质生活外，还通过带回的物品改变乡人的饮食习惯。早期番薯从菲岛传入闽南，起先是为了解决闽南地狭人稠、粮食不敷供应的问题，后来则成为闽南人喜爱的食品。在泉州，番薯除了作为三餐的主食以及制作薯粉糊、炸薯片等风味小吃外，还成为维系家乡和海外侨胞的精神纽带。家乡的亲友出境、出国探亲，所带的礼品中就有番薯粉。华侨回乡也要吃番薯粥、番薯汤。泉州人甚至认为，能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顽强地生长着的番薯也哺育了旅居海外的乡亲们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与性格，从而使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迅速成长。随着华侨归国的影响，有些华侨社区的食品渐呈显著的变化：菜蔬里面喜欢用辣椒，此外辣椒油也比较普遍。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家不但用餐时饮咖啡，即在平常时间亦以咖啡代茶来待客。常常清晨未起床的时候，就听见小孩们叫卖咖啡之声，因有许多人用早餐时就喝一杯咖啡，再加饼干一类的食品。不但如此，在厦门有许多回国的华侨往往于用餐时带食水果，闽南沿海甚有嚼槟榔的习惯^[20]。这些显然的变迁，是受南洋土著习惯的影响，很明显是由华侨传入的。

在衣着上，受中外新旧文化交融的影响，侨乡出现一些不中不洋、亦中亦洋的“怪现象”。如20世纪30年代，曾出现过头挽旧式园髻插红花，缠足初放的小脚蹬红缎鞋，却身穿西式花连衫裙的妇女。有些归侨或侨属男士穿戴也别具一格，如上着白领西服，下穿香云纱宽大叉式汉装裤，头戴呢帽，足穿园口黑布鞋。这种中西合璧的男女服饰打扮乍看起来不伦不类，但后来穿的人多了反而成为一度流行的时髦服饰。^[21]从中我们不难想象华侨、侨眷的增多及其与家乡的往返互动。

除了衣食上的改变外，闽南还出现许多新奇的器物。如1905年前后在泉州就出现了留声机。据某乡民回忆说：“当时我才5岁，听说一个木匣子装上机器，居然能唱起歌来，大家称之为‘机器唱’。有一天，我随妈妈到舅母家做客，忽然听到隔壁人家传来了响亮的歌声……那人家正在办喜事，客人很多，因此向某归侨借来留声机以助兴……这台机器唱据说是由后城街头一个姓蔡的归侨从小吕宋（菲律宾）带回来的，不过已不是泉州的第一台留声机了。此后，进口唱机皆属此种商标（即狗标，因其标头印有一犬听唱）。”^[22]20世纪20年代，泉州还有了新式交通工具，自行车、三轮车相继出现，汽车开始成为营运工具。特别是自行车带回闽南后，有人在后轮加两根横杠和一个车轮，做成一个前后两个座位的车斗，便成为闽南侨乡普遍使用的边三轮。这样的车因为速度快，车身较小，灵活方便，很快就取代了过去的人拉黄包车。^[23]另外，钢笔抗战前在泉州就已普及，可是内地抗战期间大部分还在使用毛笔。由于这些东西当时在内地十分罕见，而泉州籍的华侨很多，所以可以肯定他们在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带着先进文明标记的物质产品无疑也会对社会进步起到正面的作用。

华侨将侨汇源源不断寄回家乡，改变着故乡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出于对故乡生产、生活的关心，也将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东西带回家乡。闽南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新变化不但反映了华侨与家乡的密切联系，也是闽南侨乡物质文化受到外来、发达物质文化影响的见证。而当外来的物质产品成为本地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这种物质文化交流的意义就更深远了。^[24]

物质交流是文化交流的向导。物质生活的丰富，催化精神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变异。大量的“舶来品”在闽南沿海地区的出现，来往于家乡与南洋的华侨带回的海外信息，种种社会生活的变化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进而产生了新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