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的时期闽南就有向南洋移民经商者。南宋当过泉州地方官的谢履在其所著的《泉南歌》中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5]充分说明当时泉州人出国之众。有些人甚至因贸易上的各种原因而长期留居海外，有确凿史料记载的当推南宋的《夷坚志》。它提到：泉州僧本偁言，其表兄为海贾，到三佛齐（苏门答腊巨港）贸易，因船舶遇风触礁，漂流到附近海岛，停滞岛上七八年，娶番妇生三子，后偶遇经过该岛的海船，方得登舟回国。^[6]同书还记载，泉州人王元懋随海舶到达占城（今越南中圻），占城国王“嘉其兼通番汉书，延为宾客，乃嫁以女，留十年而归”。元朝海外贸易更为发达，特别是泉州港空前繁荣，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泉州人旅居南洋者继续增加。周致中《异域志》云：“元泉州与爪哇社板之间，每月有定期船舶往返。流寓于其地之粤人及漳泉人，为众极繁。”

1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欧洲人的东来和对中国商品的狂热追求，同时也由于明朝海禁政策的失败和1567年漳州月港的开放，闽南的商人、水手以及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开始流向东南亚谋生。这样一场由贸易引发的海外移民热被鼓动起来，闽南人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于东南亚。据何乔远的说法，1603年在菲律宾，仅死于西班牙殖民者屠刀下的漳、泉人就达万人之多。^[7]晋江《金井蔡氏族谱》记载，明万历年间，其族人漂洋过海前往吕宋的即达150人。《金井李氏族谱》云：“清初，战争日烦之时，兄弟南北，奔走于吕宋外夷。”康熙年间“海禁”一度解除，永宁《林氏族谱》载：“族人纷纷乘木船跨海前往菲律宾，从乙老哥（伊洛戈）登陆，驻足于岷里拉（马尼拉）、怡朗、宿务等地。其间有不少人卒于菲律宾。”^[8]这种旨在谋求商业利益或希冀改变家庭经济困难的基本动机，竟如此长久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闽南外出者，成了明清以来这个地区被普遍认同又被不断重复和延续的一种社会人文传统。特别是鸦片战争后，1842年厦门被辟为通商口岸，自然也成了移民出入之口岸，闽南人“下南洋”的潮流出现不断涌动的态势，且人数激增。据估计，1845—1949年，闽南华侨经由厦门出入国的流动人数总数约达970余万，平均每年9.2万。^[9]1900—1949年，仅晋江地区每年就有5万人出国。^[10]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民众因“走土匪”“逃壮丁”而远避海外成为闽南侨乡的普遍现象，出现又一个出国的高峰期。如1918年起，泉州地区战乱，灾荒频仍，人们纷纷变卖财产出洋谋生。仅德化横山柳坑的一个村庄一天就有18个青壮年逃亡。据估计，1920年，海外晋泉籍华侨有5万多人；1930年增至15万人；到1940年，海外晋泉籍华侨已达26万人^[11]，20世纪40年代后期，因国内战火连连，迫使更多的晋江人出洋谋生。另外还有不少避难出洋的革命志士，如安海陈再兴1931年因组织“反日会”被当局通缉而出走菲岛；陈庭标、蔡振声等人也都因参加革命遭受迫害而出走菲律宾。从一些侨乡调查中也发现这种状况。在对石狮大仑村侨眷蔡友立的访谈中了解到，清朝大仑村就有人南渡去菲律宾；到民国时，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家都有人在菲律宾；1930年成立了旅菲仑峰同乡会，他的堂伯父蔡孝瑜就是首任理事长；当时，有些做大生意的甚至一家人一起去菲律宾。^[12]“历史上本区（指泉州）每年都有许多人去菲律宾。1923—1935年，进入菲律宾者212 470人；自菲律宾返乡者184 581人。进入菲律宾者净增2万多人。在此期间，每年去菲律宾者都增加数千人，唯有1931年是去少回多。1935—1941年，自厦门口岸赴菲律宾者为66 347人；自菲律宾返乡者为54 916人。自厦门赴菲律宾者可以说90%来自泉州。1935年去菲律宾者为15 023人（按：此数应指全国），其中自厦出发者为11 914人，占79.7%，可见闽南人占去菲律宾者的比例之高。同年自菲律宾返乡者为12 400人（按：此数亦应指全国），其中自厦门口岸返乡者为9877人，占79.65%，亦可说明闽南人的比例。1947—1948年自厦门去菲律宾者为21 103人，返者17 023人，去多返少。”^[13](www.daowen.com)

大量人口的外流造成许多侨乡乡村严重空心化。村中青壮年人口流失，老弱妇孺成为村庄主力，多数家庭中的父母妻儿还是留在家乡。据20世纪30年代末福建南安等13县的侨乡调查资料，在37 744户华侨家庭中，全家出国的仅占29%，而侨眷留在原籍的占71%；在留居原籍的侨眷中，约66%为妇孺老弱，其主要经济来源依赖侨汇。如1934—1938年，永春县往南洋的青壮年达二三万人，岵山乡因青年男子往东南亚几乎成了“女人国”。劳动力人口丧失带来的是侨乡乡村百叶凋敝，社会困顿。但这也决定了外出移民者并不是一去不返，而必然会与家乡眷属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由此，侨乡“两头家”家庭结构的出现也十分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