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变迁，侨乡社会同整个中国农村社会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变革。片面依靠侨资已经很难再继续为侨乡农村社会的发展提供助力。例如，早期依靠侨资实现腾飞的典型侨乡——晋江，近几十年来早已不再依赖侨资，而是以众多民营企业为龙头带动地方社会的整体发展。我们必须正视的一点是，尽管各级侨务部门举办了诸如夏令营、恳亲会等诸多活动来激发二代、三代华人对家乡的情感，然而闽南许多传统侨乡已经不再是福建人口输出的主要区域，因而与海外华人社会的联系也日渐淡薄。与此同时，新型的人口层级流动也在广泛发生，即一方面侨乡的贫困人口向珠三角和长三角移动，加入了国内农民工浪潮；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外省劳动力涌入民营企业聚集的县级侨乡，周边贫困农村的人口则补充新兴侨村农业劳动力的流失，成为当地的代耕农。中国的经济腾飞及卷入全球化使得福建侨乡的人口流动更加多元复杂，必然带来当地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在此背景下，侨乡不再直观地表现为海外人口或侨眷的数字，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区域生态而存在。“侨”与其文化不仅是数代乡民共享的集体记忆，更是转化为“地方性知识”沉淀于侨乡人民的心中。这些看似无用的“知识”恰恰是侨乡探索乡村振兴道路的文化资源。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特别关注本土文化的时代意义，并提出了“文化自觉”“人文价值”和“心态秩序”等概念^[48]。费老提出“文化自觉”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人作为文化主体，在面对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时，能够自主地进行适应和调适。所谓的“文化主体性”就是指地方主体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49]。这种“适应”既是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契合要素的挖掘与选择，更是在本土文化与文化“大传统”冲突之时，主动参与、学习与调适的能力，从而实现文化转型、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所表现出的自主性、选择性和创造性。城镇化、乡村工业发展等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传统的乡土文化。在此背景下，如何重新审视文化主体在社会转型中的内在张力及其存续的现实意义，是理解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50]。

1976年，鹤见和子在日本首先倡导以“内发型发展”一词来探索与欧美现代化相对立的发展道路^[51]。内发型发展是指实现人类共同目标的一种途径、模式及其形式多样的社会变化过程。实现目标的途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是不同地区的人群及其集团按其固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要求，参照外来的知识、技术、制度而自律地创造出来的。另一位日本学者西川润也认为，后发社会不只是模仿先进社会，而是立足于自身社会的传统，改造外来模式，谋求与自身社会条件相适应的发展路线。^[52]可见，内发型发展理论强调区域文化的多样性，主张依靠区域内具有自立精神的个体的共同努力，立足自然环境和地方性传统，创造性地转化外来因素，通过与其他区域集团的交流促进本地区的发展。

内发型发展理论有以下三个关键性的理解要素：其一，内发型发展的主体是具有共同体同一感的地区居民，且只有在规模较小的社会中，居民本身才有可能根据个人意愿和变革意识选择生活和发展方式。因此，内发型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小民社会研究，必须以“地区”作为实践单位。随着地区规模的扩大，地区居民的主体性在地区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力逐渐降低。地区发展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等因素的影响，成为有限度的内发型发展。其二，内发型发展理论重视地区内各部分和区域间的相互关系。即作为整体的地区，并不是孤立的全盘继承地方性传统，而是通过整合区域内的发展条件，在与其他区域的不断互动中，通过有限的变革寻求符合实际的发展之路。而这种有限的变革既包括生产方式等技术性层面的创新，又包括传统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性发挥。其三，内发型发展和外发型发展在一个社会的不同地域并存，二者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

与普通乡村相比，侨乡文化不仅承受着现代化的破坏作用，还不可避免地受到行政疆界的阻隔。在种种阻隔之下，海外华人无法长久、频繁地对侨乡发展施加影响。另外，从侨乡的发展模式来看，无论是历史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初，侨乡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大部分借助于海外华侨华人的投资、汇款和慈善捐赠。这种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传统，也使得侨乡民众存在一定的“等、靠、要”思想，过于依靠海外华侨华人的力量，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发挥不够。随着时代的变迁，片面依靠侨资、侨捐已经很难再实现“晋江模式”那样的经济发展奇迹。一个客观事实是，随着老一代华侨华人的逐渐离世，福建侨资的数量确实呈下降趋势；而那些新移民在海外还处在打拼期，绝大多数人还不具备援助家乡的经济实力。因此，转变侨乡“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当地人的文化主体性，找寻一条适合侨乡自身特色的“内发型发展”模式遂成为侨乡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只有实现将侨乡发展模式由“外向型”向“内发外助”转变，充分发掘侨乡的文化内涵，建设出华侨华人向往的精神家园，才能真正地留住乡愁。

（童　莹）

【注释】

[1]麻国庆：《乡村振兴中文化主体性的多重面向》，《求索》2019年第2期，第4页。

[2]韩长赋：《乡村振兴，决胜全面小康的重大部署》，《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6日。

[3]叶兴庆：《新时期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改革》2018年第1期，第65-73页。

[4]温铁军：《生态文明与比较视野下的乡村振兴战略》，《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10页；《生态文明战略转型与乡村建设》，《湖南农业科学》2018年第6期，第1-10页。

[5]贺雪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防止的几种倾向》，《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111-116页；《城乡二元结构视野下的乡村振兴》，《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1-7页。

[6]贺雪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19-26页。

[7]麻国庆：《乡村振兴中文化主体性的多重面向》，《求索》2019年第2期，第4-8页。

[8]麻国庆：《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旅游学刊》2019年第6期，第10页。

[9]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7”，2017，p.1.http：//www.unmigration.org/

[10]Vanore，M.，Mazzucato，V.，Siege，M.，“‘Left behind’ but not left alone：Parental migration & the psychosocial health of children in Moldova”，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Vol.132，2015，pp.252-260.

[11]Jenna，N.，“Migration and Father Absence：Shifting Family Structure in Mexico”，Demography，Vol.50，No.4，2013，pp.1303-1314.

[12]Parreñas，R.，“Long distance intimacy：class，gender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mothers and children in Filipino transnational families”，Global Networks，Vol.5，No.4，2005，pp.317-336.

[13]冯军、王磊：《留守的“洋娃娃”》，《新京报》，2012年12月6日。

[14]一张：《“留守儿童”》，《瞭望新闻周刊》1994年第45期。

[15]胡启谱：《福州侨乡跨国抚养原因研究》，《科教导刊》2015年第11期，第189-190页。

[16]Bohr，Y.，Tse，C.，“Satellite babies in transnational families：A study of parents’ decision to separate from their infants”，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Vol.30，No.3，2009，pp.265-286.

[17]何毅：《侨乡留守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报告——以浙江青田县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10期，第53-57页。

[18]文峰：《侨乡跨国家庭中的“洋”留守儿童问题探讨》，《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4期，第85-92页。

[19]王佑镁：《“跨国寄养”背景下我国农村侨乡留守儿童媒介素养研究》，《现代远距离教育》2013年第4期，第100-101页。

[20]谢履羽：《海外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亲子沟通状况的关系研究》，《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期，第159-160页。

[21]刘艳飞：《东南沿海留守儿童类型及心理健康状况比较——以福州连江为例》，《福州党校学报》2010年第6期，第53-56页。

[22]朴婷姬、秦红芳：《朝鲜族海外留守青少年自我概念、家庭结构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东疆学刊》2011年第3期，第12-17页。

[23]赵定东、葛颖颖、陆庭悦：《富裕型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问题探析——基于浙江省若干区域的调查》，《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10-115页。(www.daowen.com)

[24]潘玉进、田晓霞、王艳蓉：《华侨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资源与人格、行为的关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22-30页。

[25]潘佳丽、李丹、张雨青：《海外初中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心理研究》2011年第3期，第83-88页。

[26]陈日升：《福建亭江的“小美国人”：一个跨国寄养的新移民子女群体》，《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14-21页。

[27]高哲：《浙江侨乡地区跨国抚养的跨国主义联系研究》，《中国市场》2017年第34期，第44-45页。

[28]“无相”本是佛教用语，意指不被任何事物所束缚的精神状态。这里借用其本义，即没有行迹和具体形象，指跨国留守儿童被高度抽象化，使人们看不到其主体性的研究结果。

[29]Hoang，L A.，Lam，T.，Yeoh，B S A.，et al.，“Transnational migration，changing care arrangements and left-behind children’s responses in South-east Asia”，Children’s Geographies，Vol.13，No.3，2015，pp.263-277.

[30]Dreby，J.，“Children and Power in Mexican Transnational Families”，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Vol.69，No.4，2007，pp.1050-1064.

[31]Olwig，K F.，“Narratives of the children left behiand：home and identity in globalised Caribbean families”，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Vol.25，No.2，1999，pp.267-284.

[32]Allison，J.，Prout，A.，“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ldhood：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ldhood”，Oxon：Routledge，1990，p.207.

[33]Victor，C.，Valentina，M.，“Educational performance of children of migrant parents in Ghana，Nigeria and Angola”，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Vol.42，No.5，2016，pp.834-856.

[34]［英］巴素著，郭湘章译：《东南亚之华侨》，台湾正中书局，1974年，第159-160页。

[35]段颖：《跨国网络、公益传统与侨乡社会——以梅州松口德村为例》，《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133页。

[36]泉州市鲤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鲤城区志（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94页。

[37]安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溪县地方志》，新华出版社，1994年，第94页。

[38]吕冰：《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公益事业与社会发展——以泉州地区为例》，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28页。

[39]Andrea Louie，Chineseness across Borders：Renegotiating Chinese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40]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2009年侨务课题调研论文汇编》，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2010年，第2-3页。

[41]王付兵：《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问题初探》，《闽江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7-9页。

[42]为保护被访谈者的隐私，本报告对参与访谈的北礵村民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43]Connerton Paul，How Societies Rememb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44]Zhang Wenyi，Consensus and Attractors：The Dynamics of Knowledge Circu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Southwest Chin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2013.

[45]麻国庆：《乡村振兴中文化主体性的多重面向》，《求索》2019年第2期，第5页。

[46]Andrea Louie，Chineseness across Borders：Renegotiating Chinese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47]段颖：《作为方法的侨乡——区域生态、跨国流动与地方感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第8页。

[48]费宗惠、张荣华编 《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4-125页。

[49]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

[50]麻国庆：《乡村振兴中文化主体性的多重面向》，《求索》2019年第2期，第5页。

[51]［日］鹤见和子著，胡天民译：《“内发型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江苏社联通讯》1989年第3期，第10页。

[52]［日］三石善吉著，余项科译：《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