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些侨乡在当代海外移民有所减少，跨国实践活动不复当年，似乎看不到“侨”对当地社会的影响。事实上，数百年来侨乡积累下来的文化传统、习惯和人文景观仍然保留下来，具体表现在乡邻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对外出打工者回馈家乡的期许以及乡村公益建设等方面。这些文化现象也是历史心态、文化传统在物质、精神乃至空间上的表现，需要结合华侨华人迁徙的历史以及文化交流的传统加以理解、分析。无论是侨乡遗留的建筑、器物、文书等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和乡约民俗都是侨乡人民和海外华侨华人所共享的公共记忆，对凝聚群体文化认同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记忆具有个体性和集体性的双重属性，既包括个体对过去经验的诠释，同时也是群体对过去经验和知识的构建。^[43]有关记忆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并于80年代得到学界的广泛研究，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论题之一。围绕记忆与个人、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外学者对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概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扩展与反思，形成了众多理论流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记忆场”理论（Realms of Memory）、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的“习惯记忆”理论（Habitual Memory）、扬·阿斯曼（Jan Assmann）等人的“文化记忆”理论。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个体记忆到群体公共记忆的转变和筛选过程，较为突出的是人类学家张文义与神经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多学科交叉合作，提出了用“社会海马体”（Social Hippocampus）^[44]的概念来探讨公共记忆的整合过程。尽管上述理论都对公共记忆保证文化连续性的功能进行了讨论，但主要聚焦于历史时期所产生的长期记忆对群体认同和社会整合的功能，忽略了对新创建、短期的社会记忆，尤其是记忆的社会延续性之研究。实际上，公共记忆不只是回忆、文化遗产或主体对历史的构建，而是与主体日常生活实践同步的，是集体观念和知识不断被创造、叠加和更新的社会过程。

海外华侨华人在故乡与他乡的来来往往的跨国实践行为不断创造出新的群体记忆。具体到侨乡的某一乡村而言，有关村庄集体之“记忆”是村庄的文化主体动态实践的过程。这个主体既包括长期在村的侨眷和普通村民，还包括虽不在村，但仍通过人、物、资本的流动影响着村庄发展脉络的海外华侨华人。这些影响既表现在建筑、饮食、公共设施、服装、村落空间形态等物质层面，又呈现在侨乡人们的生计模式、爱乡情结、公益慈善传统、经商观念、民俗节日、信仰风俗等精神层面，是侨乡独特的文化遗产。诸如碉楼、旗楼、侨资学校和书院等建筑也构筑了侨乡有别于其他普通乡村的文化景观。由此可见，记忆、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构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其中，乡村记忆是文化遗产和景观的源泉和养分，文化景观是记忆和文化遗产的物质化呈现，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文化景观的活态传承载体。^[45]在此背景下，侨乡的文化振兴还需要不断地提取地方性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为记忆的承载体，保障村庄文化的活态传承。

侨乡的公共记忆不止于海外乡亲的“乡愁”，涉及历史记忆、集体记忆，还会涉及移民的身份认同、地方文化和权力建构等问题。对过去的记忆怎样被依照“自者”与“他者”内在社会秩序和伦理制度加以塑造，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侨乡民众与海外乡亲的共同体意识。诚然，这些传统侨乡在改革开放后海外移民人数减少，表面上似乎缺少了“侨”的意味。然而，若是深入地了解传统侨乡的社会内核，会发现由数百年来乡民在“故乡”与“他乡”的来来往往之间沉淀形成的公益慈善传统、侨乡人文景观、邻里互助合作关系等早已内化为侨乡的历史心态与文化传统。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与代际变迁，传统意义上的侨乡也随之改变。

诚然，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的来来往往引起了侨乡传统文化的复兴，兴办的公益慈善大大改善了广大乡亲的生活境遇，大量侨资的注入也带动了侨乡经济的腾飞。然而十几年来，随着旅居海外的一代华侨华人多已年迈或过世，侨乡的父母和至亲也逐渐老去，海外华人与传统型侨乡间的情感联系正在减弱。那些“南洋”土生华人的情感归属与认同也发生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返乡寻根反而使他们觉察到与家乡亲人的文化差异，进而强化了另类华人属性（other Chineseness）。^[46]这是否意味着这些传统型侨乡因以家庭为纽带的跨国联系减弱而丧失侨乡的社会特征？段颖认为，传统侨乡的社区发展历程留给乡民的更多地是一种连结人文景观与历史心性的地方感知。^[47]侨乡外在的领域化气质首先表现为华侨华人留下的文化遗产。福建保留了古朴宁静的古村落，富丽堂皇的宫庙，侨乡并非普通乡村，而是意蕴丰富的文化聚落。有鉴于此，在当前侨资不再大量注入的情形下，许多侨乡选择以开发旅游业作为地方社会发展的新策略。(www.daowen.com)

泉州市泉港区土坑村在2003年被评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现完好保存了27座明清时期二开进、三开进的大厝，占地面积26 860平方米，中间形成一条古街，100多米长，以青石板铺设。其中，清朝刘瑞弘（人称“刘百万”）居住的古厝最大，三进五开间，外加双护厝，共有100个门、99个窗、11个天井，包括围墙在内的占地面积达1739平方米。土坑是刘氏世居之地，除了上述“刘百万”之外，晚清南赣总兵刘开泰也成长于此，今仍存其祖厝，称之为“总兵府”“提督府”。作为名人辈出的显赫家族，土坑刘氏传承着延续数百年的家风、家训。刘氏祠堂的大堂中悬挂着许多刻有家风的匾额，如敬天祖、敦孝悌、隆师傅、严乱宗、尚俭素等。刘氏后人也将传承下的家风编印成册，并于每年暑假开设针对本家族学龄儿童的“家风学习班”。

土坑村昔日的繁荣与海上丝绸之路不无关系。早在唐五代时期，土坑村就有聚落居住，参与海洋贸易，并在村中建造祭拜神庙，祈求平安。清嘉庆《惠安县志》载：“大蚶庙在添奇铺海滨，昔海涛汹涌，有物轮困高大，乘潮而至，乡人异之，为立庙。海商祈风亦能分帆南北，五代、南唐封光济王。”有学者考证，土坑村先民对海神的信仰甚至早于妈祖信仰。1404年，莆田的刘宗孔家族迁居土坑村，使得明清时期土坑村的海贸发展空前繁荣，诞生了三支海商船队：刘端弘（俗称“刘百万”）船队拥有20艘三桅洋船，其长子刘建珍拥有18艘，刘百万堂兄弟刘端山则有16艘同类洋船。屿仔壁港也因此成为土坑村的主要海港。明永乐至清乾隆年间，刘氏后代以祖祠为中心，南北两侧分四排而筑，共建40多座古大厝，形成绵延数百米长的壮观古厝群。海洋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土坑经济的繁荣，土坑刘氏族人全民经商，有房子就做生意，古厝的前部为店面，后部为仓库、住宅，形成了“街在古宅、宅在街中”的商业格局。两条最主要的古街现在还遗存，当时的经营范围以海商为主，延伸发展到当铺、药铺、布店、杉行、冶铁等行业，仅当铺就有振铺、来铺、仁来、宜兴、振义、施布等多处。如今村里保存下来的古大厝依旧可以洞悉当时的盛景。土坑村与海外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存于历史中，还延续至当代。据村委会主任所述，土坑村在外华侨华人有100多人，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些海外乡亲在土坑通水、通电和古厝、宫庙修缮方面提供了许多援助。

土坑村算得上侨村中实现第三产业助力的先进示范村。然而侨乡旅游开发并非易事，诚如贺雪峰等人所言，国内目前能依靠休闲农业振兴的村庄在区位优势和文化资源上缺一不可。虽然侨乡在人文景观与历史心性上与普通村庄有较大差异，但是从侨乡内部来看绝大多数侨村的文化资源存在雷同。这一方面源于许多侨乡在自然生态上具有同一性，另一方面闽东、闽南侨乡大多同属一种地方文化系统，而早期华侨又以“下南洋”为主，使得村庄在文化景观上大同小异。此外，在现代化浪潮和农村非农化发展的影响下，许多侨乡的土地被征用，老、旧房屋被拆除，侨乡传统建筑等文化景观未得到及时保护。这也限制了那些有精神内涵和华侨名人事迹但缺乏独特的文化景观的侨乡的资源开发前景。因此，纵观整个福建侨乡，能以旅游开发为乡村发展助力的或是名人故里，或是保留完好的建筑群，或是保存独特乡约民俗传统的村庄。而像土坑村这样集这三大特色于一村更是少之又少，因此绝大多数侨村无法依靠文化遗产实现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