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向海外移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唐朝。至宋元时期，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为沿海人民出海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彼时福建的海外移民逐渐增加。明清时期实行的海禁政策限制了闽人南渡，但仍有少数人迫于生计，冒死出海。19世纪中叶，福建人开始大规模“下南洋”。根据巴素的研究，1840—1940年，中国出现了两次移民潮，第一次是在1850—1890年，第二次是在1893年清政府废除禁止移民的条例之后。^[34]这些福建移民将其在海外生活的一方水土当作其原乡的一个延伸，地域化了华人文化。陈达提到并被陈杰深入研究的“两头家”，是海外华人社区与侨乡“双边共同体”的最好例证。福建人浩浩荡荡的“过洋贩番”直至移民链和双边共同体的形成，时间跨度长达几个世纪，并由此产生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特殊的文化生态区域。在华侨华人的来来往往之间，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不断深入，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渗透，形成了该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与人文地理特质。而在跨国的行为实践中，区域网络以及相关社会领域由之形成，海外福建人社群作为社会往来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一环。

早期，具有普世价值的儒家伦理、天下观以及科举和文官制为中心的等级制度仍然影响着南洋华侨华人的自我定位与发展，也形成了他们对文明中国的记忆与想象。随着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地区的拓展，国家的观念经由殖民统治逐渐为华人移民所知，“侨”的观念应运而生。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带来的希望变革中国社会的救国思想，对南洋华侨华人影响至深，促成了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兴起。华侨华人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捐资出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批华侨返回参与国家建设，以及东南亚国家排华时期华侨回国避难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共同构建出现代中国形成和发展的集体记忆。境内民族对华侨的记忆与华侨对中国的记忆也通过日常实践表达出来。血缘、地缘、业缘三种社会关联对福建人在侨居地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方言团体和地域集团，相对稳定的迁移网络如海外宗亲会。而两地语言、习俗上的文化联系使得现代生产体系中商业、贸易、工作机会等新社会网络得以建立，从而区域的网络关系显现出新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一与个体乃至群体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关系伦理（如家庭主义）、贸易网络与实践策略，也映射出居于中国与海外两地的福建人对于中国的认识、记忆和想象，“中国”更多是乡土世界与故乡的代名词，而福建人在海外延伸，更多被理解为家族关系的拓展。由此，在居与游间，中国被赋予更切实且富含深意的文化内涵，并通过习俗、信仰以及民间记忆呈现出来。(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