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跨国留守儿童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沿海侨乡。历史上，这些地区便存在着高频率、大规模的跨国移民实践。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侨务政策的放宽与落实，出国移民人数更是逐年增长。与之相伴而生的是，跨国留守儿童在东南沿海大量涌现，有往内地反向扩散的趋势。然而，国内学界对此没有做到应有的关注，绝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对象均指向农民工留守儿童，跨国留守儿童遭到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其实“留守儿童”一词于1994年被首次使用时，原本指的便是跨国留守儿童群体。^[14]只不过后来因为受到声势浩大的农民工跨区域迁移的影响，农民工留守儿童受到了政学两界更为广泛的重视。到目前为止，笔者以“留守儿童”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期刊库中检索发现，研究农民工留守儿童的文章竟然高达10 000余篇，而对比鲜明的是，有关跨国留守儿童的论文和研究报告仅有27篇，且大多数还是宏观、抽象的一般性论述，真正有深度的经验研究只有10篇左右，这显然与跨国留守儿童作为“特殊中的特殊群体”的地位极不相称。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依据内容的不同，大体可以划分为如下三类。

（一）跨国抚养原因

从移民及其家庭的主观态度看，跨国抚养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之所以如此，胡启谱认为主要受三方面的影响和推动：其一，移民父母自身的处境使国外抚养困难重重，尤其是那些非法移民父母在社保和工作方面存在诸多不平等待遇，根本没有能力和时间照顾孩子；其二，国内抚养不仅能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照看条件，而且还有益于整个家庭的和谐团结；其三，签证手续、交通通讯及侨乡相关服务业务等外部环境的改善，也大大减轻了跨国抚养的阻力。^[15]除以上三方面原因外，Bohr和Tse还发现，中华文化传统、规范和家庭期望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提到隔代照顾时，几乎超过一半的移民父母都认为这是一个预期习俗的延续。于是，让孩子回到过去的文化中，实现大家庭的愿望，同时也能解决儿童保育议程，便成了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16]

（二）成长与发展困境

这方面的研究根据视角的不同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问题视角，集中探讨跨国留守儿童遭遇的成长困境与主要问题。何毅指出，受限于家庭环境、学习需求和发展方式的影响，跨国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沟通更少、更程式化，日常互动严重缺失，家庭教育残缺，人格发展受阻，抑郁寡欢、脾气古怪，在人际交往中有明显的自卑感，对学习也普遍缺乏动力。^[17]文峰发现，因为身份特殊，跨国留守儿童还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困顿，对未来选择感到迷茫。^[18]很多孩子过分沉迷于网络，有的甚至走向极端，最终扭曲了人生方向。^[19]与此不同的是，另有学者持较为乐观的看法。谢履羽认为，受益于物质条件的改善及移民父母对亲子沟通的重视，跨国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总体状况处于正常水平，并未因父母缺席而受损。^[20]

第二类是比较视角，主要探究跨国留守儿童与其他群体的差异，尤其是心理和行为的差异。大部分研究认为与其他类型的留守儿童相比跨国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最差，亲社会行为最少，反社会行为最多。刘艳飞在比较了省内、省际和跨国三种类型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后发现，跨国留守儿童比另外两种类型的留守儿童表现出更明显的敌对、偏执、人际敏感、抑郁、焦虑、适应不良和情绪不稳。^[21]一项有关朝鲜族跨国留守青少年的研究指出，非留守青少年的自我概念和心理健康水平都明显高于跨国留守青少年，由于朝鲜族是父系社会，父亲外出的负面影响比母亲更大。^[22]赵定东等将跨国留守儿童与犯罪富裕型留守儿童和一般富裕型留守儿童进行对比，发现其他两者的心理健康皆比跨国留守儿童要好，相对孤独感更轻，安全隐患更小。^[23]潘玉进等的研究表明，跨国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资源远不如国内留守和非留守儿童，使得他们在外向性、宜人性、谨慎性、开放性等人格各维度上的得分更低，而违纪更多。^[24]潘佳丽等的研究却显示，虽然跨国留守儿童的社交问题比国内留守和非留守儿童更严重，但在其他问题行为上并无太大差异，反倒是在群体内部因性别和年龄的不同存在明显的区别。^[25](www.daowen.com)

（三）产生的社会影响

陈日升通过对“小美国人”的实地考察，发现跨国抚养对地方社会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首先，移民汇款提升了寄养家庭的经济状况；其次，移民父母更加关注家乡的各项基础建设和文化教育发展，从而整体上改善了当地的生活条件和办学质量；再次，基于照顾留守儿童形成的服务行业间接地为移民迁出地引进了青壮年劳动力，有利于优化当地的人口结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最后，由于跨国留守儿童的侨眷身份，尤其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拥有外国国籍，在政治和法律上对当地政府提出了如何正确应对中外关系的新课题。^[26]高哲运用跨国主义理论对跨国抚养期间的跨国主义联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虽然跨国留守儿童系未成年人，尚未完成基本社会化、独立拥有资源，但由于特殊身份，其跨国主义联系超越了家庭内部的经济及情感界限，具有国际政治及社会交往方面的内涵，是促进家庭成员及中外联系和交流的纽带。^[27]

（四）主体性丧失与群体无相^[28]

不难看出，学界围绕跨国留守儿童已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并产生了一定数量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总的来说，已有研究有如下几个典型特征：第一，研究对象以幼小儿童为主，或者未作任何界定，笼统地将所有年龄层的留守儿童都纳入考察范围，极少量涉及青少年群体；第二，研究内容主要聚焦在心理健康和教育表现两大领域，相关成果几乎占了跨国留守儿童研究的半壁江山，其他方面的探讨稍显薄弱。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以问卷、量表为工具的定量分析占统治性地位，只有极少数采用的是访谈、观察和体验等质性研究方法，而将跨国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进行对比则是众多研究在方法上的一个共同点；第四，在研究视角上，绝大部分学者站在客位的立场，视跨国留守儿童为父母移民的被动受益者或受害者，只有极个别学者注意到了留守儿童在移民决策中的能动作用。

前文述及，定量分析在跨国留守儿童研究中占据绝对核心位置。学者们多抱着一种局外人的立场，泛用技术化的资料收集工具和统计分析方法。这种研究路径虽然可以快速抓住跨国留守儿童与其他不同类型儿童之间的共性与差异，但同时，跨国留守儿童本身也极易被模式化、简约化，沦为没有血肉，没有人生经历、情绪体验和主观能动性的抽象研究客体。其结果是跨国留守儿童集体失语，我们只看到父母移民对留守儿童产生的影响，却唯独看不清留守儿童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本来面目及他们自己对留守生活的能动反应。

值得留意的是，近年来国外学界正在经历一个学术转向，即不再视留守儿童为消极的接受者，相反将他们看成自己生活的积极参与、建构与阐释者。相应地，研究视角也正在从局外人的立场切换到儿童自身的内部视角。Hoang等认为，尽管父母移民导致了他们生活受限，但通过抵抗、韧性和改造的策略，留守儿童完全能够成为有意识的能动者和他们自身发展的代理人。^[29]通过对墨西哥农村的田野调查，Dreby发现，作为家庭中没有权力的成员，孩子对移民的决定几乎没有影响，但他们往往会以负面的行为和态度表达不满，以此与父母讨价还价，最终影响家庭的迁移轨迹。^[30]Olwig也曾以加勒比四个留守儿童的生活故事为个案，深度考察过儿童对父母移民与自己跨国留守的理解。^[31]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对于还原留守儿童的本来面目，重塑儿童主体性价值甚大。但遗憾的是，截至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仍只占很小比例，相互之间形不成强有力的理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