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并进一步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20字总方针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乡村发展的总纲领，同时也是推动我国城乡融合、乡村治理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指南^[1]。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就如何实施这一战略提出了详尽的指导意见，并确定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2018年3月8日，习近平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又提出了“五个振兴”的科学论断：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和乡村组织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自提出以来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讨论。其中涉及几个焦点议题：其一，是关于“产业振兴”在整个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地位与实施策略。“产业振兴”实际上是与习近平所提20字方针中的“产业兴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答记者问时说：“产业兴旺就是要紧紧围绕促进产业发展，引导和推动更多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旺盛活力。”^[2]围绕如何实现产业兴旺，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比较大的分歧为是否大力推进三产融合与“资本下乡”。叶兴庆认为：“农村局限于发展农业，农业局限于发展种养，在我国这种资源禀赋条件下，农民不可能得到充分就业，乡村不可能得到繁荣发展。现代化的农村不仅要有发达的农业，而且要有发达的非农产业体系。为此，要瞄准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新变化，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现代食品产业等新产业新业态为引领，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农业向二三产业延伸，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使农村产业体系全面振兴。”^[3]学界关于乡村产业振兴的主流观点是，由于乡村工业存在的面源污染问题及规模经济的限制，已经错失发展乡村工业的时机，乡村产业兴旺很难通过乡村工业来实现。而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人均可耕地面积少，绝大多数村庄缺乏发展规模农业的条件。因此，不少学者主张产业振兴要优先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温铁军就认为农村应着力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发展“体验农业”，推进农业三产化概念的实践；要鼓励农业进城，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发展农业，把都市农业的小型化变成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同时也要促进资源下乡，如学校下乡、企业下乡、机关下乡等^[4]。贺雪峰却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不赞同以休闲农业为主的三产结合方式适合中国大部分农村，更加反对资本下乡。他认为，以吸引城市人消费“乡愁”，发展体验农业的村庄必须具备一定文化资源和区位优势，而全国拥有此等条件的村庄仅占总数的5%。若按照当前很多地区狭义地以“全域旅游”为指导发展休闲农业，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还会冲击那些具备良好资源条件村庄的收益。他进一步指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是我国农村的主要家计模式，其中“年轻人外出打工，老年人在家种地”的农户数量占到一半以上，我国的农业主要是“老人农业”。因此，种地虽然不能实现致富，但对农民的保底生活却至关重要，尤其为那些进城失败的农民工留下了后路。倘若城市的人才、技术、资本等资源下乡，势必会挤压这些农民的生存空间，断了农民的生存后路^[5]。

其二，是关于乡村振兴的全局性与地方性的讨论。这里所说的地方性，既指中国不同地方农村的发展阶段不同，所面临的乡村振兴难点不同，在保证全局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还要注意照顾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策略；又包括要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立足地方的本土特色，充分发挥农民等地方主体的能动作用。随着各地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越来越多学者注意到在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一刀切”弊端，乡土社会的地方性问题被不断重申。不少学者主张应当正视我国的农村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严重分化。如贺雪峰就指出我国中、西部与东部农村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首先可以区分出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典型的东南沿海城市带地区的农村和广大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的农村。在20世纪末，东部沿海地区成功实现了乡村工业化，并自然地成为沿海经济带的组成部分。当地农民早就进入到二、三产业就业，并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口。相比之下，占全国农村90%以上的一般农业型地区错失乡村工业化的发展机遇，同时又缺少区位优势，因而农民在农村很难获得就业机会，因而形成了年轻人进城务工、老年人留守种地的基本态势。因此，他认为乡村振兴中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应该优先向保障基础农业设施和条件倾斜。贺雪峰认为，乡村振兴的重点不在于如何提高东部沿海乡村的收益，而在于如何对广大一般农业型农村保底，实现精准脱贫^[6]。在正视中国农村差异性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乡村振兴必须与地方文化特性结合在一起。麻国庆指出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的传承，“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他主张强调“文化主体性”，即乡村主体对现代化的“自主适应”^[7]。而“文化主体性”正是对本民族或地方文化在面对现代化诉求时的能动性理性认知。他还指出不能把乡村当作城市来建设，要秉持“内发型”发展理念，积极探索如何利用乡村的生态、社会结构特点和文化传统等固有的资源来进行乡村发展和乡村建设^[8]。(www.daowen.com)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践，再加之学术争鸣的启发，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意识到我国乡村发展具有地域不平衡和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在最新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已经体现出分类推进乡村治理的导向。规划中提到要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拆撤并的思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不搞一刀切，并将我国的乡村主要分为四类，即集聚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和搬迁撤并类村庄。在当前分类推进乡村发展的战略下，大多学者将目光聚焦在了传统村落等具有特色的村庄上，而忽略了其他类型的特色村庄。以海外华侨华人、归侨、侨眷及后代聚集的侨村，与普通的村庄相比，无论是在宏观的文化类型、社会结构，还是微观的村庄发展脉络、地方心性、历史记忆、凝聚力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因而，笔者认为侨村的乡村振兴应与普通乡村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治理重点。可能有些学者认为，与中、西部普通农业型农村相比，侨村相对富裕，且社会网络更加发达，在当前“一带一路”背景下拥有更多的发展机遇。然而，侨村在乡村发展上面临着与普通农村更为严峻的形势。仅以人才流失为例，普通农村的年轻劳动力主要向东南沿海以及大城市流动，在城市扎根失败后，有一部分会回流到家乡，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同时，国内的农民工流动性强，时间相对自由，至少能保证每年春节返乡，有的甚至在农忙季节也会回家帮忙。侨村的人口流失面临着更强的时空撕裂，在外华侨获得合法长期居留身份之前，可能几年都无法返回中国，客观上造成侨乡留守老人和儿童的问题更为突出。基于以上原因，本章将重点呈现侨村特有的乡村发展困境以及各地摸索出的乡村振兴实践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