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增长,农业生产总值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升。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并且逐渐成为农村持续发展的阻碍。循环经济的提出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村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因而,循环经济在我国农村被广泛运用。但由于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农村的循环经济发展存在着种种问题。
福建农村工业(乡镇企业中的工业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曾经有过辉煌。[40]如今,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福建农村工业正进入以科技进步为内涵的第三次创业时期。2010年,福建省乡镇企业增加值达4051.5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27.5%)、从业人员598.5万(占全省从业人员的27.4%),其中实现乡镇工业总产值13 228.9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55.6%),完成乡镇工业固定资产投资1001.1亿元(占全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39.0%);完成出口交货值1899.2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39.2%)。现有乡镇工业园区395个,其中省级乡镇工业园区82个。[41]在2006年福建省“十一五”加快产业集聚培育产业集群专项规划32个重点发展产业集群中,乡镇工业产业集群占17个。有福州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厦门半导体照明产业集群、泉州纺织服装鞋业产业集群、漳州家具钟表产业集群、莆田鞋业产业集群、龙岩运输及环保专用设备产业集群、南平林产工业产业集群、宁德电机电器产业集群等。科技进步对乡镇工业企业的贡献率不断提高,2011年福建省乡镇企业科技进步对乡镇工业的贡献率达51%。
朱鹏颐根据福建经济发展现状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目标,提出农村发展生态经济的几点思考:生态建设必须基于规模生产;区域优势要转化为市场优势;发展山地生态经济要保育与富民并举;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发展生态经济的关键。解决这些问题对发展农村生态经济至关重要。[42]黄炯炬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为视角,立足于福建农村循环经济发展的状况,通过运用SWOT分析法分析福建农村循环经济发展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主张为发展福建农村循环经济,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加大对公众的宣传教育,加大对循环经济的各项投入,健全有关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43]刘飞翔和刘伟平以国内外经济发展的事实和能源利用情况为切入点,从实现福建农村全面小康对能源发展迫切需求和现实尖锐矛盾这一命题出发,对福建农村发展绿色能源的战略意义、发展方式、发展潜力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提出了福建绿色能源发展对策建议。[44]
宁昭玉等分析了福建农村与农业发展过程中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归结了造成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原因;依据农村生态环境的内涵和特征、农村环境保护理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理论构建了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福建农村生态环境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指标权重。该指标体系的建立能够为福建农村生态环境进行定量测度和评价,并为农村生态环境预警系统奠定基础。[45]吴红军和冯健提出在新形势下,以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战略和福建生态功能区划为指引,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提出符合福建省情的五种基本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生态农业型、特色工业型、生态旅游型、生态渔业型和生态林产业型。这五种基本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提出,可以为福建各地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有效的工具。[46](www.daowen.com)
吴红军等在对农村生态文明的含义和内容进行辨析的基础上,选取了30个反映自然生态保护、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管理体制的代表性指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福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监测体系;并通过实际数据的测算,对福建9个设区市的农村生态文明情况进行了比较,发现南平市在农村自然生态保持方面的指标以及宣传教育等管理方面相对突出,取得了比较大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莆田市和漳州市的指标相对较差。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和地膜,导致土壤中污染严重;另外这两市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建设也须要进一步加强。[47]
周建群和廖新平针对农村工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把农村工业的科技进步放在实现低碳经济转型和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有机结合上考量。为福建省农村工业实现科技进步,走低碳经济之路,树立低碳经济理念,培育低碳产业,开发低碳产品,应用低碳物流,实现低碳经济供应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对策思路。[48]郑石等综合运用SBM模型和SBM超效率模型,测算了福建1990—2014年不含和包含碳排放产出的农业生产超效率,对比分析碳排放与农业生产效率之间的联系,进行农业生产无效率的来源分解,最后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Tobit回归。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对福建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由早期(1990—2000年)的正面影响转为后期(2001—2014年)的负面影响;早期农业无效率来源于土地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后期来源于化肥、机械和碳排放;机械、灌溉、土地、资本与产业的改善对福建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有显著影响。[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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