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取决于农村生产力的根本解放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演化情况，而这些都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息息相关。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针对“三农问题”的一系列中央政策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重在把农村劳动力从落后的农村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使之更有效地投到入农业生产和发展农村经济中去。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农村开始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同时，城乡贫富差距也逐步扩大，我国将问题的焦点转向“如何进一步解放农村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旨在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随着农村生产力的逐步解放和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成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明确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农村劳动力又出现了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新动向。国内外不少经济学家预测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23]，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即将进入“老龄化”阶段，劳动力供给将趋于紧张，未来可能面临着“人口负债”的风险^[24]。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劳动力回流的现象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何欣探讨了福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包括：（1）宏观政策逐步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创造有利环境；（2）转移由“离土不离乡”为主变为“离土又离乡”为主；（3）转移劳动力就业逐步趋向服务性的行业；（4）国民经济供过于求与劳动力刚性增长的双重挤压，使得农业劳动力转移压力依然巨大；（5）农业劳动力转移地区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6）非农劳动力兼营农业的“兼业型”特征依然明显；（7）农业劳动力转移总体上具有明显的低素质性特征；（8）转移缺乏组织性，存在较大的盲目性。^[25]

刘飞翔实证研究了福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代表模式，包括沙县模式、永定模式和泉州模式。研究发现沙县模式将传统小吃产品与农民的创业与致富冲动、当地政府的推动扶持有效结合，注入管理、品牌、策划等现代元素，依托行业协会的力量，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经营，并把异地转移与外出创业相结合；永定模式将劳动力转移作为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及时制定了相关政策，组织成立县乡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导小组等工作机构，建立县乡村三级劳务输出网络，为山区劳动力转移合理定位建立起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的有效规则，加强劳动力输出输入间的协调；泉州模式充分发挥了传统产业和自然资源优势，以培育龙头企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同时注重行业技术研发中心的建设，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坚持工业立县。^[26](www.daowen.com)

林善浪等基于2007年福建农村的调查问卷资料，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从家庭生命周期角度，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回流问题，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回流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成熟的核心家庭劳动力回流的意愿最强，年轻夫妇家庭劳动力回流的意愿最弱；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既有共同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化的影响因素。^[27]唐美丽^[28]对福建省的13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数据分析，采用相关分析、逐步回归分析建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以及灰色预测法。研究发现，未来福建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会继续减少，但转移的速度有减缓趋势。随着国家宏观调控以及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不久的将来福建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将达到拉尼斯一费景汉理论的第三阶段，即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大于农业平均固定收入阶段。^[29]

徐安勇在分析城镇化背景下福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发展水平偏低且不平衡、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狭窄等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源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的历史性因素、城乡二元体制的政策性因素，并对此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30]随后徐安勇在其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注意到新时期福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存在数量过于庞大、转移渠道狭窄等问题，在分析原有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成因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正确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等建议。^[31]倪建婷在不断追求人口、经济、资源、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方面协调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福建地区已达到发展的“瓶颈”期。在社会保障制度上面尚且存在一定的障碍，劳动力市场不够完善等多个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认为，福建现代城镇发展中还需要对经济体制做深化改革，对当地的劳动力充分利用，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与妥善安置，带动全省经济的持续发展。^[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