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仍面临着传统的资源约束，也开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市场约束。在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成为新时期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确保福建提前3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有学者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福建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展开讨论。

孙春采用国家统计局福建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水平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农户家庭的总收入越高，家庭收入中来自稳定的收入越多，收入来源越多样化，家庭的生活水平越稳定。随着家庭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户家庭的收入也不断提高，教育投资的收入弹性呈递增趋势，随着时间的推进，教育对收入的效应逐渐加大。从培训来看，接受培训的农户家庭，其收入明显高于未接受者培训的家庭的人均纯收入，而且随着家庭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的增加，家庭收入也不断增加。^[17]

池巧珠和廖添土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分析福建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福建省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较显著的作用，但是其长期效应都不显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农支出对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前者的年均贡献率达到23.74%，而后者的年均贡献率并不高。同时，提出肯定农村税费改革要通过各种优惠方式，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以减轻农民负担。^[18]王燕武以漳浦县台湾农民创业园为研究对象，检验引入台湾地区农业对本地农民的增收效应，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之后，引入台湾地区农业对农民增收效应不明显；这是由于台湾地区农业进入福建农村，基本上采取了以土地使用权转让为主的“佣工模式”，使本地农民不论是从土地补偿收入、租金收入还是从受雇的工资收入看均无法有效弥补所流失土地的经营性收益。^[19](www.daowen.com)

钱鼎炜等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的年度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当前福建农民增收呈现出本地从业工资性收入增长贡献最大、第三产业成为家庭经营纯收入的主要增长源、农村内部整体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继续增加、区域间收入差距仍然明显等特点；但经济增长放缓、农业比较收益下降、第三产业发展层次低、农村综合改革滞后等因素仍制约着农民持续较快增收。^[20]黄晓媚等对福建省11个农村固定观察点和910个农户收入情况进行调查，发现福建农民收入有经营收入保持平稳、工资性收入增幅减缓、转移性收入增长难度增加、财产性收入具有加速增长潜力等特点，认为农业兼业化发展、创新农业经营制度、发展教育事业、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等是提高农民增收的关键。^[21]

赵燕将农民收入分为四大部分——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研究发现，各部分收入的高低和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会对农村流转土地的供给产生不同的影响。只有通过相应的措施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保证工资性收入的稳定性；充分保护和发挥农地的资产特点、增加财产性收入；优化转移性收入的结构才能促进福建省农地的流转，实现农地的规模化经营，进而反过来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