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与中国本土基本隔绝了二三十年的海外华侨华人完成了从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的转变，但地缘认同、故乡情结仍然是他们无法割舍的纽带。当中国政府推行宽松的侨务政策时，蕴藏在他们心中的乡土情怀再度释放出来。他们纷纷回乡寻祖探亲，为贫困的故土出钱出力，捐赠款物。来自海外的社会资源成为侨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外部刺激和动力。

1.华侨华人对福建投资捐赠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除了爱国爱乡传统使然外，改革开放前某些正确侨务政策的恢复凝聚了侨心，华侨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和交往增多，华侨华人经济实力增长，各级政府对捐赠的鼓励等，也是促使四十年来侨捐数额剧增的缘由。^[48]

华侨华人乐意对祖籍地持续不断地提供无偿捐赠，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海外华侨华人对祖籍地，对故乡保持着一份眷念之情。尽管这种感情因人而异，新移民与老移民有差别，也受制于华侨华人自身的经济境况，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感情至今仍在不同程度地起作用。

其次，华侨华人的捐赠也源于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他们普遍认为赈灾与捐资公益是行善积德的行为，这与长期受儒、释、道思想熏陶有极大关联。

再次，华侨华人往往以对家乡的捐赠来显示自己事业的成功，即受光宗耀祖传统思想的驱使。为此，华侨华人往往喜欢在自己捐赠的建筑物、设备，甚至汽车上刻印上自己的名字，或者喜欢建起以自己或亲属名字命名的大楼、医院等。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也有不少在国内经营的侨商把所获利润的一部分捐赠于当地公益事业，以此作为对社会的回馈，同时也是为谋求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作感情投资。

具体而言，海外侨胞捐赠福建的情况可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前期为恢复和试探阶段，后期为迅猛发展时期。在前一阶段，海外侨胞与家乡的联系刚刚恢复，有感于当时中国国内各项基础设施的落后以及物资的缺乏，海外侨胞为家乡慷慨解囊。但其时一则华侨华人自身经济实力有限，二则对中国国内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尚存担忧，因此，捐赠规模和后期相比并不突出，尚处在恢复和起步阶段。当然，这种比较是相对的，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华侨捐赠数额已今非昔比。9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吸引捐资的政策逐渐趋于稳定，侨胞捐赠热情也随之升温。

根据最新数据统计，2016年福建省接受侨捐10.31亿元，其中泉州市接受侨捐5.02亿元，在九个设区市和一个综合实验区（平潭）中居于首位。^[49]以泉州下辖的南安、晋江为例，南安目前共有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350多万人，2015年南安市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捐资兴办公益事业总额达10 973万元，项目314个；2016年侨捐数额再创新高，达1.17亿元，成为福建唯一一个连续23年侨捐超1亿元的县（市）。他们情系故土，乐善好施，改革开放以来共捐资超26亿元，占到泉州市的四分之一。^[50]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捐赠晋江兴办公益事业超过33亿元。1993年捐赠额达6520万元，1994年捐赠额达10 610万元，1995年捐赠额达11 392万元，之后每年都超过1亿元。其中，自2010年起，晋江已连续7年捐赠总额超1亿元，数额逐年递增。捐赠投向领域涉及教育、卫生、文体、生产生活设施、社会事业等方面，以1993—1995年捐赠额用途平均计算，教育占57.97%，交通占13.06%，文化、卫生占19.75%，其他占9.22%，有力地促进了晋江侨乡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民生事业的改善。2016年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在晋江捐赠兴办公益事业数额再创新高，总额达2.37亿元，同比增长43%，雄居泉州市首位，占泉州总额的近一半。^[51]

从流向来看，重点侨乡理所当然地成为受赠的重点。如泉州是福建最重要的侨乡，接受侨捐数也最多。改革开放至 2010年，闽籍侨胞在福建捐赠达 189亿元。同期，泉州接受侨捐80多亿元。^[52]这种倾向也体现在这些重点侨乡的内部。从乡镇一级来看，以南安金淘镇、码头镇为例，自2011年来金淘镇侨捐公益年年超1000万元，2014年、2015年更是达到1800万元，为金淘镇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53]码头镇是著名侨乡，全镇华侨华人12.5万人，归侨184人，侨眷3.6万人。2013年，码头镇侨捐1156万元，连续21年超1000万元。^[54]另一方面，福建侨捐也呈现出分散化趋势。如在晋江，90%以上的村落，几乎所有的学校、医疗机构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海外侨亲的捐赠。

改革开放以来至1998年，华侨华人对厦门的捐赠达3.5亿元，^[55]其中绝大多数是1993年以后的捐赠，即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海外华侨华人对厦门的投资迅速发展的时期。

表1-17　1993—1998年海外华侨华人向厦门的捐赠　（单位：万元）

转引自庄国土：《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60页。

在捐赠领域中，与全国侨捐一致，福建省侨捐之最当属教育。1979年至1994年6月，福建省侨捐达31亿元，其中约一半用于教育事业。如果加上文化方面的，这一比例1998年为 55%，1999年为56%，2000年为63%，2001年为75%。公共基础设施仍然受到侨胞的极大关注。当然，在延续传统的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福建侨捐流向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以前捐赠较少的领域现在也为侨胞所关注，如公益福利事业。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不仅侨捐额不断攀升，而且捐赠流向也日趋合理。

统计分析，教育文化领域是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为福建捐资的“重头”，2016年投入福建教育事业的侨捐达3.62亿元，占35.1%；文体事业的侨捐达2.64亿元，占25.6%；社会事业、卫生事业、生产生活设施建设的侨捐分别为2.17亿元、0.79亿元、0.79亿元。此外，去年还有0.3亿元的侨捐用于救灾，占2.9%。^[56]

从地级市来看，以泉州为例，华侨华人向泉州的捐赠项目涉及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工农业生产及其他公益福利事业，但以对文教事业的捐赠为主，全市平均占75%以上，有的区、县更达100%，比例较低的区、县也在50%以上，文教事业成为捐赠的主要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在华侨华人捐赠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与其侨务政策的制定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的侨捐政策可分为两大块，一是中央的侨捐政策，二是福建省结合自身实际制定的一些与侨捐相关的规章制度。

作为重点侨乡，福建省历来从侨捐中获益甚多，因而在政策制定上比较积极。改革开放以后，福建省侨捐政策首先从教育领域突破。1983年9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在泉州召开“华侨办学工作会议”，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在会上提出要改革华侨办学只有出钱的义务而无用人的权力的状况；对华侨学校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省政府应表扬鼓励热心办学的华侨。同年10月政府制定 《关于鼓励和支持华侨办学的若干规定》，不仅对创办侨校持鼓励态度，而且还落实了一些侨校政策，并给予了侨校更多的自主权。为了兑现规定中对热心捐资办学的华侨给予表扬鼓励的规定，1984年福建省侨办和省教育厅联合颁发《关于华侨捐资办学奖励的实施办法》，1990年7月修订为《福建省华侨捐资办学奖励实施办法》。由教育延伸至其他领域，1989年政府颁布了《福建省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管理规定》，1990年正式出台了《福建省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管理条例》，主要对捐赠人的权利、受赠人的义务、监管部门及其职责、责任追究等进行了规范。表彰办法也于2003年由教育事业扩展至整个侨捐领域，出台了《福建省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表彰办法》（2014年1月修改）。此外，福建省人民政府还数度发出 《关于表彰华侨捐赠公益事业突出贡献奖的决定》。而各地也根据中央和省政府的相关精神出台了一些规章制度，例如《厦门市捐资兴学奖励办法》（1995年）、《厦门市荣誉市民称号授予办法》（1996年制订，2005年修订）、《厦门市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管理条例》（1998年制订，2003年修订）、《泉州市关于表彰华侨、港澳台同胞捐资兴办公益事业的暂行规定》（1997年）、《龙岩市华侨捐资兴办公益事业表彰办法》（2002年）、尤溪县《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表彰暂行规定》（2005年）、《永安市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表彰暂行规定》（2005年）、《三明市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表彰暂行规定》（2007年）等。这些文件主要对华侨捐赠的表彰对象、表彰标准、表彰数额的计算，以及表彰的申请、审批和管理等作出规定，从而使华侨捐赠表彰之事更加有章可循。

一些政策的实施也确实推动了华侨捐赠的发展。如1984年福建省侨办和教育厅联合颁发《关于华侨捐资办学奖励的实施办法》，并于1985年首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该省捐资兴学贡献突出的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团体和个人予以表彰。这一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华侨华人捐资兴学的积极性。1985年华侨华人捐助福建教育经费达2130.02万元，比1984年翻了一番。侨捐政策的影响还体现在捐赠类别上。如从1984年开始，政府对海外华人赠送2万元以下的小型生产设备实行减免税的优待，自1988年始这一优待扩展至10万元以下的小型生产设备。这一政策使当时侨乡生产设备捐赠之风十分盛行，如1988—1995年，晋江海外乡亲共捐赠了6809台（套）价值5338多万元的小型生产设备扶助家乡的乡镇企业。^[57]而1996年取消该项优待之后，小型生产设备的捐赠额骤然下降。

2.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华侨华人捐赠为福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福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教育事业一向是和平时期华侨华人捐助家乡和祖（籍）国的主要领域。华侨华人捐资办学历史悠久，陈嘉庚即最为突出的例子。改革开放后，旅外侨胞捐赠办学的数额更是巨大，从上述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出，华侨华人捐资办学的比例在省、市均居首位。据有关部门统计，1978年至1998年7月，华侨华人与港澳同胞在福建办学的捐款有23亿元，捐办助办的学校有4000多所，捐款修建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宿舍楼500多万平方米。^[58]

以华侨华人为主体的多种保障体制，为侨乡教育现代化的实施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1993—1995年，晋江市教育经费拨款为19 256万元，同期华侨华人与港澳台同胞捐资助学款项为12 970.13万元，两者相比，海外华侨华人用于教育事业方面的捐款占同期市政府在教育事业方面拨款的67.1%。^[59]海外华侨华人为侨乡教育提供了数额可观的资金，占侨乡教育经费的相当份额。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政府教育投入的不足，对促进侨乡教育普及意义重大。

华侨华人在侨乡捐资办学的形式大都是捐款建校舍、添置教学设备，受捐学校的日常经费开支仍由当地政府教育部门拨款。为了不使受捐学校出现经费窘迫的情况，华侨华人又捐资创设各种教育基金会，设立奖学金和奖教金。这些基金会或帮助学校解决经费短缺问题，或奖教，或奖学，提高了师生们的积极性。以晋江市为例，改革开放以来至1995年6月中旬，在华侨华人的带动下，晋江市共创立各种教育基金215个，奖教奖学基金总额达16 943.3万元，有力地促进了晋江侨乡教育事业的发展。^[60]

华侨华人在福建捐资办学的另一新特点是海外同胞个人捐款、赠物办学。最典型的例子是泉州籍旅缅华侨吴庆星创办的仰恩学院（今仰恩大学）。该学院兴建于1987年8月，占地208亩，是一所集教育、科研、生产为一体的新型现代化学府。

就大学而言，福建省的厦门大学、华侨大学、集美大学均从建校起就一直得到华侨捐赠，其中仅2012年华侨大学就有五项侨捐工程奠基或落成在泉州、厦门两个校区。^[61]2015年，由菲律宾华商庄善春捐资兴建的善约善多楼落成典礼在华侨大学泉州校区举行。^[62]厦门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一直以来接受华侨捐赠不断。据不完全统计，1991—1998年，厦门大学接受海外同胞捐款物合计6406万元，占同期厦门文教捐款总数的三分之一强。^[63]2001年厦门大学80周年校庆修建嘉庚楼群，五栋建筑均为华侨捐赠所建。2014年，借厦门大学93年校庆之际，马来西亚华商郭鹤年捐赠2亿元，用于厦门大学校区建设。^[64]集美大学的侨捐金额虽然无法与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相提并论，但也不少，其中仅由新加坡华商李光前创设的李氏基金会就已向集美大学捐款达2136万元。^[65]1986年厦门大学菲律宾校友佘明培捐资100万元兴建明培体育馆，1981年晋江磁灶镇海外乡亲吴先生捐资100万港币兴建1个标准化的游泳池。

至于华侨捐赠中、小学的情况则多不胜数。以安溪县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华侨捐建校舍金额超过5000万元的就有慈山学园、梧桐中学、培文学校；超过1000万元的有陈利职专、安溪一中、蓝溪中学、安溪八中、铭选中学、金火中学、江水学校和培文蔼华幼儿园；捐赠100万元以上的学校有13所中学、7所小学、5所幼儿园。华侨还捐资设立75个教育基金，实行奖学奖教和助学。全县华侨华人捐资兴学的有45所中学、202所小学和18所幼儿园。

华侨华人捐赠对福建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困难，并对侨乡教育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晋江市为例，1996年底，全市普及初中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100%，小学阶段的入学率、巩固率基本达到99%以上，壮年的非盲率达到95%左右。^[66]

华侨华人捐资办学在泉州体现得最为深刻。华侨华人捐赠教育金额巨大、范围广；独资或集资设立多种教育基金；侨办教育与侨办企业相结合。在海外侨领的推动和带动下，侨办教育呈现覆盖面广、数量多、层次较齐全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永春县的海外乡亲为了“固本”，为家乡的教育事业捐资达1亿多元，仅海外梁氏宗亲为永春县、泉州市区等地兴学助学的大小工程近百项总捐资额超过3000万港元。1978—1998年，永春县“三胞”创办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基金会达120多个，总金额逾1800万元。1996年，海外乡亲还专门捐资200万元设立“颜秀兰教育扶贫基金会”，以资助永春县优秀贫困子弟升学，全县每年都有300多名特困生受到扶助。^[67]

据晋江市统计，1979—1999年，全市的海外乡亲无偿捐建公益事业的资金达11.2亿元。这些捐款资助给教育事业的占60%左右。捐赠范围涉及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专业教育及教育基金会等多个方面。晋江市400多所中小学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捐赠，还有170多个奖教奖学基金会是由海外乡亲捐资建立的。海外乡亲郭先生在捐资2300多万元创建季延中学后，又捐赠总价值近300万元的教学设备，还负责每年50万元的奖教奖学经费，并在故乡创办食品厂，以部分利润补贴学校经费。^[68]

泉州市鲤城区浮桥镇海外乡亲捐资500万元扩建满堂红中学，东海乡何先生捐建东海中学校舍，泉州六中海外校友捐建菲友体育馆。晋江罗山乡华侨郭先生捐资3000万元建季延中学，捐建范围包括教学、生活和运动场三个区，规模宏大。晋江石圳幼儿园、石圳侨中、伍鸿中学、锦东中学、曾坑中学等。南安梅山镇海外乡亲陈氏家族捐资200万元兴建“兰园学村”。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捐建永春一中“披云楼”“鸿钩楼”“聚青楼”“校友楼”“郑信顺纪念堂”等。^[69]

华侨捐办中等职业学校，是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和侨乡乡镇企业兴办的需要，也是华侨有识之士襄举和政府引导的结果。惠安县侨胞王先生于1983年独资兴建了开城建筑职业学校。南安水头新营侨胞李先生捐资240万兴建新营职业学校。晋江华侨捐资建农机中专学校和鹏山师范学校。安溪、永春华侨捐建了培文师范学校、慈山财经中专学校、和平师范学校。

改革开放以来，由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捐资创办的高等学校有两所，一是泉州黎明大学，1984年由港澳知名人士、教育家、书法家梁披云发起和集资创建，梁披云亲任校长和董事长。该校设有工业和民用建筑、企业管理和英语等专业，并设成人教育部，是一所公助的全日制职业大学。1987年海外华人吴庆星捐资4000多万创建了仰恩大学，建筑面积达11万平方米。1988年招收第一期新生212名，设有动物营养和磁疗加工、机械、土木建筑工程、外语四个系。这是福建省继陈嘉庚之后最大的侨建学校工程。^[70]

华侨大学自1978年复办以来，得到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的大力捐建，兴建了陈嘉庚纪念堂、丁氏体操馆、尤梅幼儿园、金川活动中心、莲雪楼、秋中湖和田径场看台、图书馆、菲华教学大楼等28项工程。^[71]

设立教育基金是华侨华人捐资助学的一种新形式，目的是开拓多种筹资渠道，并作为整个侨乡社会教育经费的一种补充。它最大的特点是有利于保持教育经费的连续性，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教育基金的设立是教育经费的有效保证。教育基金是学校基础建设大体完成后兴起的一种捐助形式，一般设在学校或者某些特定区域。设立教育基金，取其利息长期资助办学，是改革开放以来侨办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泉州市共设立1115个奖学奖教基金。南安芙蓉基金会自1992年成立至1998年初，累计接受捐资1亿元以上。^[72]泉州旅外乡亲何先生于1988年设立“贤銮福利基金”，至1997年实施对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留学生等优秀学生和社会成果奖、连捷奖、先进科技奖等项目，共发放奖金282.2万元，2763名优秀学子和先进科技工作者受惠。^[73]以晋江为例，1986年《晋江市教育基金会章程》颁布，规定对有重大贡献的可赠匾立碑，鼓励各方人士踊跃为教育捐资设立基金会。海外乡亲纷纷解囊，各种基金会竞相出现。至1988年晋江各地已拥有107个教育基金会，基金总额达1411.64万元。其中，中学教育基金11个，基本金额177.72万元；小学教育基金会94个，总金额1057.32万元。1989年，华侨华人在全县设立的教育基金会有143个，基金总额1157万元。到1996年，晋江海外侨胞设立的教育基金会有170多个，基金总额5000多万元。泉州市到1995年6月中旬止，海外乡亲设立的奖教奖学基金会有215个，基金总额16 943.3万元。基金会主要有两大类型：①学校教育基金会。泉州市鲤城区陈守仁家族基金会设立专款作为资助华侨大学和泉州市区的大学毕业生与菲律宾国立大学交换留学生之用。②奖学奖教基金会。南安黄仲咸教育基金会于1990年成立，在南安市开展奖学奖教和助学活动，至1997年受奖教师4509人，受奖学生10 028人；同时还设立“坚持山区任教奖”，以扶持山区教育，总计颁发奖学奖教金428万多元。^[74]永春县海外乡亲创设60多个奖学基金会。该县旅外侨胞郑先生捐资100万新加坡元设立“郑信顺夫人奖学基金会”，奖励永春籍优秀中学生、大学生和研究生。

华侨华人除大量捐办学校之外，也捐资办社会的文化、艺术、体育以及卫生福利等事业，出现了多处办学村的典型。晋江金井镇石圳村海外乡亲除捐建圳山阅书报社、幼儿园和华侨中学之外，还捐建村文化活动中心、篮球场，设立南音社，捐办村卫生所，兴建发电厂、自来水厂，改建村庄道路和厕所、垃圾箱。该村的面貌焕然一新，被评为“泉州市文明卫生侨乡”。永春县、石狮市华侨在城镇中心兴建文化活动中心大楼，设有图书馆、阅览室、音乐室、戏剧组和录像放映室。许多华侨捐建中小学教学楼的同时，还捐建多用途的大礼堂，赠送电影放映机，为家乡提供文化娱乐条件。

华侨华人办学村首创于陈嘉庚先生的“集美学村”，此后南安李光前建“国光学村”，黄奕住也曾在家乡建过学村。创办仰恩大学的吴庆星认为家乡的养殖、种植资源很丰富，但福建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当务之急就是在家乡创办一所新型的高等学校来培养当地急需而又十分缺乏的动物科学、养殖科学和生物工程等学科的人才，因而创办仰恩大学，该校的学科设置都是与当地山区的建设与开发紧密联系的。^[75]创办泉州慈山财经学校的李先生看到家乡安溪有丰富的物产，却由于经济人才缺乏而无法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因而决心创办这所学校。^[76]

华侨华人捐款办学主要由同乡会、校友会等华侨社团承担。华侨华人捐款的对口单位是行政上的侨务办公室、归国华侨联合会、民间单位的同族组织。同族组织和地域组织一体化，有大宗祠、小宗祠、祖厅和庙宇管理委员会、校友会和同学会。^[77]菲律宾永春同乡会理事长陈文成发动乡亲们捐资时说，可以批零兼营，有能力的单独修一段，资金单薄的几个人合起来修一段，大家一起出力。这条盘山水泥路是菲律宾永春同乡会的陈文成、陈文伊、陈传词、陈传任、陈建绪、陈世华以及仙夹海外实业家郑少坚、郑仓满等海外乡亲献给家乡的一份厚礼。^[78]

华侨华人捐资办学是政府之外社会办学力量的主体，在侨乡教育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他们把海外先进文化通过捐资办学的形式引进家乡，开侨乡之社会风气，是中国教育面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侨办教育在改善侨乡文化水平、培养侨乡人才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华侨华人捐赠教育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它为当地教育提供值得模仿、追随的办学模式，起到了激励作用。此外，捐赠对城市与农村而言所起的作用也有不同。对于城市而言，华侨华人的资金和设备捐赠起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而农村就不同了，华侨华人捐赠的教学楼、校舍、教学设备等，使得教育工作者、受教育的学生，以及广大百姓都能接触到最先进的知识，也能开阔眼界，所起的连锁反应是不可估量的。

就华侨华人对侨乡教育的影响而言，华侨华人对家庭、家乡教育事业的捐赠，从其内在主观需要来说，既满足了他们光耀门庭、践履孝行的伦理需求，使他们多年飘零在外的孤寂之心找到了一种归属，又丰富、升华了他们作为海外游子的人生价值。从客观实际效果来看，不仅直接推动了家庭、家乡的教育发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影响至深的关心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风气。

（2）对福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

就侨乡现代性的公益慈善事业而言，华侨华人的贡献也是主要的。他们对于侨乡社会的现代性公益慈善事业的直接参与，不仅在观念上使慈善公益事业的内涵更为丰富和更具现代色彩，而且还克服种种困难努力付诸实际行动，使慈善公益事业具备了新的功能与作用，从而为侨乡社会现代化做出令人瞩目的贡献。华侨在公共基础方面的捐赠主要体现在修桥造路、兴修水利、通电照明、通讯设备等方面。

修桥造路是华侨华人的传统美德。据统计，改革开放至1994年底，晋江海外乡亲用于家乡路桥建设的捐款达7072多万元。以安溪为例，1979—1985年，海外侨胞捐资兴建的钢筋混凝土桥和石拱桥共54座，占全县同类型桥梁的三分之一。^[79]安溪华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11年共捐资兴建桥梁1622座；全县华侨捐资修建的公路和水泥路面硬化的共有221条。20世纪90年代初，安溪修建龙门隧道遭遇资金短缺问题，海外乡亲捐资800万元，解决了工程建设资金缺口，保证了隧道的顺利打通。^[80]再以永春为例，改革开放至2001年底，永春接受侨捐3亿元，其中用于公路和桥梁建设的部分超过1亿元，占三分之一强。^[81]

表1-18　安溪旅外华侨捐资修路一览表（截至1992年）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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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陈克振主编《安溪华侨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1-135页。

1997年福清海外乡亲捐赠闽江调水建设工程的款额达1.098亿元，极大满足了当地人民工农业生产用水的需要。据石狮市农电办统计，20世纪80年代至1998年12月初，海外乡亲捐赠于石狮市电网改造的资金在5000万元以上。据晋江侨办的统计，晋江机场建设期间，海外捐款达1883.1万元，占全社会各界总捐资额的13%。^[82]可以说，福建省尤其是福建侨乡投资环境的改善，得益于华侨华人的慷慨捐助。

华侨华人对福建农业生产的捐赠主要体现在捐资办果林场、茶果场及捐资添置农业生产设备。如泉州市郊江南乡籍陈先生于1981年捐资33万元给侨乡村委，在紫帽山北麓创办星光茶果场，经过5年的艰苦创业，至1986年6月茶果场200多亩，办起了茶叶加工厂，兴建了一座980多平方米的职工办公、生活楼。^[83]南靖县华侨华人为了繁荣侨乡经济，纷纷捐资垦荒办果园、茶场等，如张先生于1985年10月回乡探亲时捐资10万元帮助书洋乡南欧村开垦荒山100多亩种杉树。^[84]

华侨华人对福建农业生产发展的捐赠还体现在对农业物资的捐赠上。华侨华人对家乡的捐赠既然是为了表达一种“桑梓之情”，往往会迎合当时当地家乡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改革开放后，除了捐赠汽车、电视机、广播器材外，工业用小型设备的捐赠迅速增加。1993—1995年共捐赠小型生产设备2274台，价值883万元。^[85]如1979—1985年，晋江籍海外乡亲共捐赠化肥133吨、进口化肥289吨。这些化肥的捐赠大大提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能力。在这7年中，晋江籍海外乡亲还捐赠货车（含卡车、载重汽车）近90部，拖拉机6部。这些农业物资的捐赠大大便利了侨乡的生产，提高了侨乡的农业生产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热心捐款和捐赠机器设备，有力地支援了侨乡的工业生产。1980年3月，福清县侨胞捐资580万元，在音西乡东桥村兴建了年产5000吨的福清华侨罐头厂，1982年轻工部验收批准列为罐头出口企业。1985年共生产各种罐头3000多吨，产值1054万元，实现税利77.1万元，产品远销中东、北美、欧洲、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1988—1995年，晋江海外乡亲共捐赠了6809台（套）价值5538多万元的小型生产设备，为晋江乡镇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表1-19　海外华人赠送给泉州市（晋江市）眷属的小型生产设备

续上表

注：表中部分年份没有赠送设备的数量，换算金额根据《福建经济年鉴》查询所得，部分年份仅统计了赠送设备的金额，未统计赠送设备的数量。
资料来源：《福建经济年鉴》，1985—1994年；《福建侨报》，1994年2月6日；《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晋江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384页；《福建日报》，1991年2月12日。

新农村建设是近年来侨捐的重要流向之一。2007年石狮市永宁镇梅林村乡亲李连枝女士支持新农村建设捐献10万元，用于建设村文化活动中心广场和围墙。2008年，旅菲乡亲蔡登炼先生捐资300万元作为新农村建设资金，支持下宅村改旧建新，兴建村间道路等。2008年初，乡亲蔡科鑫先生捐款30万元支持石狮市莲塘村前埔自然村的改旧建新。^[86]

（3）对福建文化福利事业建设的作用

教育和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既是社会变革的重要一环，又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侨乡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在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征途中，都深深地留下了家乡华侨华人的印迹。可以说，华侨华人始终是侨乡现代性的教育与公益慈善事业极其重要的开拓者和推进力量。现代性的公益福利事业是侨乡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华侨华人除了苦心经营和投资侨乡社会兴办实业和教育事业外，还在侨乡的慈善公益事业发展进程中具有推动和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与影响。捐赠是华侨华人在侨乡社会的一个永恒项目，也是海外华侨华人最乐意奉献的义举工程和一件在乡土社会深受普遍赞誉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还热心家乡医疗事业的发展。这方面的义举主要是捐建医院、施赠医疗设备，其折价金额虽不大，但从华侨华人对整个医疗卫生事业的捐赠总量来看，却占有一定的比例。泉州华侨捐资医疗卫生事业，始于清光绪四年（1878）捐助设立泉郡施药局，发起扩办为泉州花桥善举公所。1985年，经华侨和港澳同胞捐资，重修赠药处，恢复义诊，改称泉州华侨赠药处诊所，聘请泉州市区各大医院名老中医轮值，免费施诊。^[87]

1980年旅居海外的南安诗山南侨医院董事集资兴建病房和添置医疗设备，又有黄仲咸等捐资在该院建仙都楼和欲水楼。1984—1990年，华侨捐资办医院规模较大的有惠安东岭医院门诊大楼和住院部大楼，泉州中医院友玉科教楼，南安县医院住院部大楼、门诊楼、传染病房、印华楼，南安洪梅世道医院，晋江金井医院大楼及附属设施，泉州第一医院病房大楼，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小儿科住院大楼，罗山医院，泉州儿童医院和惠安县医院门诊大楼等。

接受捐资较多或由华侨华人捐建的较著名的医疗机构还有鲤城区的东海医院、明新华侨医院、虹山医院、宿燕寺文莲施诊所。石狮的石狮医院、子英医院、蚶江卫生院。惠安的惠南华侨医院、洛江华侨医院、玉埕华侨医院、屿头华侨医院、南浦华侨医院、洛阳医院。晋江的龙湖、深沪、安海、东石、磁灶、永和等卫生院。南安的中医院、蓬华卫生院、官桥金坑医院、诗山卫生院。安溪的县医院和依新、依仁、龙涓、蓬莱等四所华侨医院。此外，华侨华人还捐公厕、赠卫生车等，改善侨乡的卫生条件。据不完全统计，1980—1990年泉州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捐资医疗卫生事业总金额达1750万元。^[88]

再以江阴镇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华侨华人热心捐助兴办医疗卫生事业的捐助总额有 6多万元，其中改革开放以来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设备之捐赠金额就占了60%多，达37.5445万元。^[89]再以晋江为例，1979—1985年，华侨华人与港澳同胞捐建的医院设备有救护车7 辆、X光机2台、X光备用台1套、理疗器1台、显微镜1台、超声波1台、万能手术床1张、一批卫生设备、产科三节床 1 张、药物100打及医疗器械等物品。^[90]

1996年安溪县魁斗镇旅外乡亲黄雪月捐赠10万元给铭选医院，用于添置医疗器械。次年，又捐资120万余元，在魁斗镇兴建树德医院。1998年永定县侨亲曾先生捐献13万元，用于永定医院添置医疗设备及基建项目。

华侨华人对侨乡文化事业的捐赠涉及公园、文化宫、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影剧院及文化娱乐用品。

表1-20　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捐赠部分文化设施

资料来源：《福建省华侨志》（下篇），1989年，第138页；《福建侨报》，1993—1998年各期；《厦门华侨志》，鹭江出版社，1991年，第244页；《玉融乡音》，1997—1998年各期。

1991年，南安“芙蓉基金会”向泉州华侨博物馆、南安郑成功碑林捐献百万元以上巨资。据不完全统计，李氏基金41年来用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捐献达2.8亿元。夹际村有不少老人，同乡会积极支持成立村老人协会，郑泗强带头捐资10万元用作基金，并把私宅作为老人的活动场所。^[91]

1996年8月，龙岩地区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华侨华人闻讯后慷慨解囊赈济闽西灾民。

表1-21　海外华侨华人与港澳同胞对龙岩灾区人民的捐赠情况

资料来源：赖灿贤、张小珍：《心系桑梓，赈济灾民》，《闽西乡讯》1996年9月30日。

1988年晋江籍华侨华人捐资重建青阳梅山蔡氏宗祠，修建池店乡池店村李氏宗祠，反映了华侨华人情系侨乡的观念。1996年5月龙岩天后宫落成，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龙岩籍华侨华人慷慨解囊捐献了建筑基金108万元。^[92]

很多慷慨解囊的捐赠者是在厦门拥有大笔投资的企业家。与此相关的是，投资于厦门的海外华侨华人大多不是厦门籍，大笔捐赠者也不仅是厦门籍。

表1-22　1997—1998年向厦门捐赠100万元以上的海外华人

续上表

转引自庄国土：《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62页。

境外华人在厦门的捐赠虽然也有乡土情感因素，但是主要是由他们在厦门投资的原因所致，即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厦门提升社会声望，获得优惠的投资条件的投资目的服务的。

华侨华人的捐赠对侨乡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们以此直接改善了基础设施建设，诸如道路、灌溉、电力开发、桥梁建设、医院建设、寺庙和祠堂修缮建筑等。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华侨华人对于侨乡社会的现代性公益事业的直接参与具有浓厚的乡族主义色彩，带有鲜明的“光宗耀祖”的目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华侨捐赠具有用途广、数量大的特点，同时旅外乡亲的捐赠对福建的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经验启示

福建省在吸引、招徕华侨捐赠方面，除了制定相关法规政策外，还有许多值得总结、借鉴的经验。

（1）规范使用途径

如何正规、透明地使用侨捐是海外华侨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不少由华侨捐款设立的基金会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经验。1985年至 2008年1月，归侨黄瑞麟一直担任莆田石庭学校华侨董事会副董事长兼国内理事长，负责中小学基建工作。数十年间，他负责监建的建筑物达28栋，总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但他没有介绍过一个工程队进校，全部项目实行公开招投标，所有的账目报表都一清二楚，并定期寄给境内外捐资者审核。^[93]又如，晋江金井镇古安村坑狮村的蔡俊秀，在积极发动侨胞建设家乡各项公益事业的同时，也把侨胞捐款建设的每个项目情况、个人信息、工程进展等都详细记录在案。至今，70多个档案袋被分门别类地保管着。厦门市教育基金会建立了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并设立监事会对侨捐资金按财务制度全额入账管理，同时严格资金支付程序，做到收款有凭据、使用有细账，专款专用，定时报账，另外还定期对外公布审计报告，接受社会监督。

（2）建立数据库

随着侨情的变化，新一代华侨华人逐渐成为与家乡往来的主要群体。为了更好地保护侨捐项目资料，进一步推动发展海内外乡亲往来，2007年永春县开始着手收集侨捐资料，并于2010年筹划侨捐项目汇编及数据库的建设，在全省首创“一本书、一个数据库、一套制度”侨捐项目资料库管理，并取得明显成效。

鉴于永春县的良好成效，2014年福建省侨乡各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2013年底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捐赠福建省的各项公益慈善事业项目，包括侨捐工程、实物、基金以及扶贫救灾物品、资金等，以图片、文字、数字等为主要载体进行搜集整理、登记建档、汇总入库，建立侨捐项目电子档案资料库、侨捐项目信息数据库，编印市、县（市、区）侨捐项目册，省侨办汇总建立全省侨捐项目电子档案资料库、侨捐项目信息数据库，编印全省侨捐项目册。此项工作已在2015年正式完成投入启用，至2016年底已录入项目9000余条。

（3）表彰突出人物

福建省侨办每年编制全省接受侨捐统计图表，对华侨捐赠的数额、流向进行分析，并对捐赠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突出人物进行表彰。截至2009年，省政府累计表彰2078人，其中捐赠1000万元以上的有212人，1亿元以上的有15人（次），有力促进了福建省各项事业的发展。^[94]2016年，又以省政府名义对累计捐赠福建省1000万元以上兴办公益事业的56名海外侨胞进行立碑表彰，进一步扩大了华侨华人捐赠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华侨华人对福建的捐赠投资，也带给我们如下启示。

第一，积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如上所述，在华侨华人捐赠方面，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引导包括颁布相关法规、奖励表彰捐赠者等。这种有意识的支持使得捐赠者热情高涨。再者，由于政府的公信力不断提高，捐赠者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在不断提升，乐意听从政府的正确引导。华侨华人由于长期居住境外，与外部世界接触较多，眼界开阔，较熟悉国外经验及国际惯例。他们中不乏既有爱乡热忱又有决策眼光和运作经验的人，可以把他们聘入各级政府制定政策的智囊机构。

第二，争取教育基金会的资助。华侨华人捐赠最主要的用途在教育方面，而教育基金会的运营方式则保证了捐助会相对比较稳定。同时，不少地区的基金会捐资范围并不局限于侨乡当地，这为其他地区提供了一个吸引捐资的良好契机。

第三，尊重小额捐赠。在华侨华人捐赠数额的统计上，不少人士认识有偏差，片面追求捐赠额的多寡，不重视对小额捐赠的争取，也没有给小额捐赠者以应有的礼遇，从而影响到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众人拾柴火焰高”，虽然个人力量有限，但聚集在一起的财力确是不容小觑的，也只有广大民众广泛参与，才能确保公益事业生生不息。

第四，保障侨捐事业多元化。多元化的特征体现在捐赠主体、捐赠动机、收捐形式等多个方面。在实践中，虽然光宗耀祖的动机并不如爱国爱乡高尚，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对此，我们不应苛责捐赠者视野狭隘，而应将其作为捐赠动机之一，对捐赠者的行为予以尊重。同时，在捐赠形式上，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精准扶贫、振兴乡村成为华侨华人捐赠的新用途，我们对此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五，进一步完善激励制度。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地方政府在对华侨华人捐赠者的奖励方面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但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如现行的表彰制度对捐赠数额有所规定，一般而言，只有捐资额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予以表彰，但这也压制了小额捐赠者的热情。因此，可以在捐赠数额的标准上设定一些辅助标准。再如，亲力亲为也是如今捐赠的一种新方式，但这种形式未能纳入表彰制度的关注范围。^[95]总之，随着捐赠事业的发展，相应的制度也需要与时俱进。

海外华侨华人在侨乡建设中作用的大小、重要程度的高低，是有一定规律性的。主要是由其作用载体“华侨华人资源系统”的开发、运用程度和状态来决定的。^[96]当华侨华人的资本、物质资源只处于单纯捐赠状态，海外华侨华人在祖籍地的建设中就没有独立的建设主体，其作用的发挥要依从当地侨乡的原始发展状况；当华侨华人的资本、技术、物质、信息等资源同处于捐赠和投资两种状态，华侨华人就成为侨乡建设的独立主体，其作用的发挥会受制于当地侨乡的发展现状；当华侨华人的智力、资本、科技、信息等资源系统均处于捐赠和投资相结合的状态，华侨华人进一步成为促进当地侨乡发展的独立主体，其作用的发挥带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对当地侨乡的发展和帮助程度达到一种最佳状态。

（吴　元　林　勇）(www.daowen.com)

【注释】

[1]张秀明：《国际移民体系中的中国大陆移民——也谈新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23页。

[2]郭玉聪：《福建省国际移民的移民网络探析——兼评移民网络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115页。

[3]李明欢、江宏真、俞云平：《一个旅欧新侨乡的形成、影响、问题与对策——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新侨乡调研报告》，《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9-12页。

[4]李鸿阶：《福建新华侨华人移动趋势及其对侨乡发展影响》，《东亚论文》总第80期，2010年，第2页。

[5]李鸿阶：《福建新华侨华人移动趋势及其对侨乡发展影响》，《东亚论文》总第80期，2010年，第2页。

[6]李明欢：《谋生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在以色列的福建人》，《世界民族》2008年第4期，第50-59页。

[7]“在以色列的中国福建女劳工已经开始撤离”，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BIG5/guoji/22/83/20030322/950488.html

[8]“硝烟炮火无所惧？以色列每平方千米一名福建人”，http：//chat.eastday.com/epublish/big5/paper148/20020720/class014800003/hwz720371.htm

[9]李鸿阶：《福建新华侨华人移动趋势及其对侨乡发展影响》，《东亚论文》总第80期，2010年，第5页。

[10]朱美荣：《福建省新移民问题剖析及相关政策初探》，《人口研究》2001年第5期，第66页。

[11]朱美荣：《福建省新移民问题剖析及相关政策初探》，《人口研究》2001年第5期，第65页。

[12]潮龙起：《1978年以来新移民与我国侨务政策和工作的取向》，载《国务院侨办课题研究成果集萃（2009—2010年）》（上），国务院侨办政策法规司编印，2010年，第726页。

[13]王付兵：《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问题初探》，载闽都文化研究会编《海外福州人与海上丝绸之路》，海峡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48页。

[14]庄国土：《近30年来的中国海外移民：以福州移民为例》，《世界民族》2006年第3期，第44页。

[15]庄国土：《近30年来的中国海外移民：以福州移民为例》，《世界民族》2006年第3期，第44页。

[16]郭玉聪、庄国土：《福州赴日新移民的增长态势及其主要原因——以福清市为例》，《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第53页。

[17]关于90年代初明溪县第一位出国的移民胡志明的经历，可参见李明欢、江宏真、俞云平：《一个旅欧新侨乡的形成、影响、问题与对策——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新侨乡调研报告》，《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9页。

[18]林勇、张进华、廖萌：《走向世界的闽籍新华侨华人》，载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编《三十年的探索：福建改革开放的回顾》，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4页。

[19]程鹰：《福建省建阳市新移民社会调查》，《八桂侨刊》2005年第5期，第69页。

[20]程鹰：《福建省建阳市新移民社会调查》，《八桂侨刊》2005年第5期，第70页。

[2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三），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4页。

[22]张兴汉等主编《华侨华人大观》，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02页。

[23]黄晓坚：《归侨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载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编《华侨华人研究文集：纪念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第425页。

[24]楚非、细沙：《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的发展》，《侨务报》1957年第9期，第7-12页。

[25]福建省侨委：《四年来福建省侨务工作报告》，1953年11月1日。

[26]罗钦文：《以侨带路推动“海丝”建设》，《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6月2日。

[27]《邓小平论侨务工作》，《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页。

[28]《邓小平论侨务工作》，《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9页。

[29]图1-1中的数据是由福建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乘以侨资在外资中的占比得到的。其中，福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来源于1980—2017年的《福建统计年鉴》，侨资在外资中的占比来自福建省侨联网站公布的相关数据。（作者注）

[30]莫光木、陈奕平：《新时期闽粤浙侨乡资本流动模式及思考》，《亚太经济》2017年第5期，第143-148页。

[31]蔡苏龙：《侨乡社会转型与华侨华人的推动：以泉州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61页。

[32]根据统计数据计算所得。

[33]根据统计数据计算所得。

[34]翁东玲、全毅：《全面提升福建利用外资质量与效益研究》，《东南学术》2008年第6期，第130页。

[35]《开放的福建，活力迸发》，《福建日报》2012年11月10日。

[36]俞云平：《从三资企业看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与福建的经济合作》，载陈支平主编《林惠祥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6页。

[37]“海峡西岸新侨乡”，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政府，http：//www.fjmx.gov.cn/zjmx/hxxaxqx/。

[38]林国平、邱季瑞主编《福建移民史》，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399-400页。

[39]林国平、邱季瑞主编《福建移民史》，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397页。

[40]林国平、邱季瑞主编《福建移民史》，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397页。

[41]俞云平：《从三资企业看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与福建的经济合作》，载陈支平主编《林惠祥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7页。

[42]俞云平：《从三资企业看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与福建的经济合作》，载陈支平主编《林惠祥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

[43]王辉耀、康荣平主编《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7），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年。

[44]张学惠：《侨办工业村：侨乡农村新型投资组织形式之研究——福清“洪宽工业村”的个案剖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19页。

[45]福建省侨办提供数据。

[46]俞云平：《从三资企业看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与福建的经济合作》，载陈支平主编《林惠祥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4页。

[47]沈燕清：《新移民与侨乡经济的变化——以福建福清为个案的研究》，载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主编《中国侨乡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第154页。

[48]张赛群：《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侨捐政策及其落实研究》，《八桂侨刊》2014年第2期，第53-59页。

[49]“2016年全省接受侨捐统计（图表）”，福建侨网，2017年2月14日，http：//qb.fujian.gov.cn/xxgk/tjxx/ndxx/201702/t20170214_280621.htm

[50]“南安市成为全国唯一一个连续22年侨捐超亿元县市”，福建侨网，2017年1月15日，http：//qb.fujian.gov.cn/xxgk/qwdt/jcdt/201601/t20160115_279209.htm

[51]“晋江侨捐2016年再创新高 2.37亿元比增43%”，福建侨网，2017年1月23日，http：//qb.fujian.gov.cn/hqwh/qxtd/201701/t20170123_280578.htm

[52]“泉州市多项举措加强港澳侨胞捐赠服务工作”，http：//c.360webcache.com/c？m=74139ab1b 41256d751c8be5bf414e932&q=%E6%B3%89%E5%B7%9E%E5%B8%82%E5%A4%9A%E9%A1%B9%E4%B8%BE%E6%8E%AA%E5%8A%A0%E5%BC%BA%E6%B8%AF%E6%BE%B3%E4%BE%A8%E8%83%9E%E6%8D%90%E8%B5%A0%E6%9C%8D%E5%8A%A1%E5%B7%A5%E4%BD%9C&u=http%3A%2F%2Fnews.163.com%2F10%2F0520%2F15%2F67 4VP9TM000146BD.html

[53]“南安金淘25个侨联组织覆盖村校，5年来侨捐年年超千万”，福建侨网，2016年2月25日，http：//qb.fujian.gov.cn/hqwh/qxtd/201602/t20160225_279443.htm

[54]“侨务动态”，福建侨网，2014年1月28日，http：//qb.fujian.gov.cn/hqwh/qxtd/201401/t20140128_275211.htm

[55]庄国土：《华侨华人与港澳同胞对厦门捐赠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25页。

[56]“2016年福建省接受侨捐10.31亿元，35.1%用于教育事业”，闽南网，http：//www.mnw.cn/news/fj/1580122.html

[57]张赛群：《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侨捐政策及其落实研究》，《八桂侨刊》2014年第2期，第57页。

[58]杨学僯主编《改革开放与福建华侨华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4页。

[59]王付兵：《侨汇与捐赠在晋江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第46页。

[60]李一平：《1978年以来海外华人社团在福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江宏真主编《新视野——华侨华人与福建》，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

[61]“教育厅：五项侨捐工程在华侨大学奠基落成”，人民网，2012年12月4日，http：//c.360webcache.com/c？m=72adc16501d32f2b3c9be55fbcf5dd59&q=%E5%8D%8E%E4%BE%A8%E5%A4%A7%E5%AD%A6%E4%BE%A8%E6%8D%90&u=http%3A%2F%2Fwww.chinadaily.com.cn%2Fhqgj%2Fjryw%2F2012-12-04%2Fcontent_7671171.html

[62]“华侨大学侨捐工程落成，旅菲华人捐赠善举获赞”，中国侨网，2015年12月1日，http：//c.360webcache.com/c？m=4ae9f13cf4f0fe49900f495f84e1f777&q=%E5%8D%8E%E4%BE%A8%E5%A4%A7%E5%AD%A6%E4%BE%A8%E6%8D%90&u=http%3A%2F%2Fwww.chinaqw.com%2Fgqqj%2F2015%2F12-01%2F72350.shtml

[63]庄国土：《华侨华人与港澳同胞对厦门捐赠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28页。

[64]“厦门大学迎来93周年校庆，获赠捐款近4亿元”，新华网，2014年4月8日，http：//c.360webcache.com/c？m=22015f8fd1d951855aac32e5d69c76ce&q=%E5%8E%A6%E9%97%A8%E5%A4%A7%E5%AD%A6%E5%8D%8E%E4%BE%A8%E6%8D%90%E8%B5%A0&u=ht tp%3A%2F%2Flearning.sohu.com%2F20140408%2Fn397867526.shtml

[65]“新加坡李氏基金捐赠集美大学千万新币建国际学院”，中国新闻网，2010年4月16日，http：//c.360webcache.com/c？m=20e17c11868a7eeaf83d486024383509&q=%E9%9B%86%E7%BE%8E%E5%A4%A7%E5%AD%A6%E6%8D%90%E8%B5%A0&u=http%3A%2F%2Fed u.163.com%2F10%2F0416%2F08%2F64CLKQDV00293I4V.html

[66]王付兵：《改革开放以来捐赠在晋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南洋问题研究》1999年第1期，第87页。

[67]郑春萌：《名士风骨赤子心——著名教育家、爱国老人梁披云印象》，载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侨史》第八辑，1999年，第47-48页。

[68]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福建华侨华人捐资办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23页。

[69]林蒲田：《华侨教育与华文教育的史和论》（上），泉州新春印刷公司，2007年，第174页。

[70]林蒲田：《华侨教育与华文教育的史和论》（上），泉州新春印刷公司，2007年，第176页。

[71]林蒲田：《华侨教育与华文教育的史和论》（上），泉州新春印刷公司，2007年，第176页。

[72]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福建华侨华人捐资办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98页。

[73]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福建华侨华人捐资办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99页。

[74]泉州市教育委员会编《侨乡丰碑》，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5-86页。

[75]林金枝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86-690页。

[76]翁玉华：《安溪旅外侨亲兴学育才新篇》，载《华侨华人历史论丛》第六辑，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编印，1990年，第138页。

[77]石井浩：《华南农村的宗族组织与乡村建设》，载庄国土主编《中国侨乡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91页。

[78]郑流年：《永春仙乡域外情》，载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侨史》第八辑，1999年，第23页。

[79]福建省统计局编《光辉的历程：福建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

[80]林柳植主编《革命老区——安溪县》，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15页。

[81]张赛群：《改革开放以来泉州侨捐流向分析》，《八桂侨刊》2011年第4期，第14页。

[82]“1996年：泉州晋江机场试航，8年吞吐量突破百万”，闽南网，http：//www.mnw.cn/quanzhou/news/2109376.html

[83]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华侨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1页。

[84]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华侨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1页。

[85]吴松茂、庄维坤主编《晋江年鉴》（1996年），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276页。

[86]张赛群：《改革开放以来泉州侨捐流向分析》，《八桂侨刊》2011年第4期，第15页。

[87]蔡苏龙：《侨乡社会转型与华侨华人的推动：以泉州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8页。

[88]吴泰主编《泉州市华侨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250-251页。

[89]福清市《江阴华侨史》编委会编《江阴华侨史》，1999年，第90-91页。

[90]王付兵：《改革开放以来捐赠在晋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南洋问题研究》1999年第1期，第90页。

[9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永春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永春文史资料》第十六辑，1996年，第61页。

[92]李一平：《1978年以来海外华人社团在福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载江宏真主编《新视野——华侨华人与福建》，海潮摄影印书出版社，2004年，第105页。

[93]张赛群：《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侨捐政策及其落实研究》，《八桂侨刊》2014年第2期，第57页。

[94]“关于报送《2009年全省侨务工作总结》的报告”，福建侨网，2010年2月4日，http：//qb.fujian.gov.cn/xxgk/zfxxgkzl/zfxxgkml/qwgzfzghjgzbg/jhzj/201002/t20100204_256467.htm

[95]张赛群：《福建教育侨捐新特点及其原因分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3期，第89页。

[96]张学惠、江作栋：《华侨华人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载体研究》，《八桂侨刊》1997年第2期，第18-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