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妓女是女性不愿从事的工作，实际上我们怎么强调这个事实都不过分，想想看：伤风败俗，无耻下流，面临感染性病的危险，时常遭受殴打。

没有什么地方比华盛顿公园的情形更糟糕。没错，华盛顿公园就是文卡特斯调研的一个街区，位于罗斯兰和西普尔曼北部大约6英里处，极为贫穷，外来人尤其是白人，很少光顾这里。这里的卖淫活动集中在4个场所：两幢大型公寓楼、延伸5个街区的繁华商业街以及华盛顿公园本身。这个惹眼的公园占地372英亩，是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和卡尔弗特·沃克斯于19世纪70年代设计的。在华盛顿公园卖淫的妓女没和皮条客合作，收入是文卡特斯调研的所有妓女中挣得最少的。

这个事实可能会让你认为这里的女人宁愿干其他任何工作，也不愿意卖淫，但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市场上供求关系会自发催生一个合理的价格水平，在这个价格水平下，即便是最不显眼的工作也有人愿意做。没错，这些妓女的生活十分窘迫，但如果没有卖淫收入的支撑，她们的情形似乎会更悲惨。

听起来十分荒唐？

这种供求关系似乎因一个与之无关的因素而得到了加强。这个因素就是美国家庭长久以来非常重视的团聚传统。每年7月4日前后，华盛顿公园热闹非凡、人头攒动，很多家庭在这里举行户外家庭聚餐，也有一些规模较大的组织在这里聚会。对于某些来访亲友而言，一边喝着柠檬水，一边与伯母舅妈唠家常、谈近况，显然有点索然无味。结果证明，每年这时候，对华盛顿公园妓女的性服务需求就会飙升。

而且，这些妓女也与任何出色的企业家没什么两样：她们会将价格提高大约30%，只要精力容许，尽量加班加点地赶工。

有趣的是，需求的猛增还吸引了新成员加入其中——全年其他时候几乎都不卖淫的那些女性，在这个卖淫业务火爆的季节，也暂时将其他工作搁置一边，干起了卖淫的行当。这些兼职妓女大多都有小孩，要照顾家庭，她们也不是吸食毒品的瘾君子。但就像淘金热中的淘金者，或房地产繁荣时期的房地产经纪人一样，她们看到了大赚一笔的良机，因此便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进来。

至于本章标题中所提出的问题：街头妓女与百货商店圣诞老人有何相似？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利用节假日需求猛增所带来的短期工作机遇大赚外快。

我们也已证实过，如今对妓女的需求已经大不如60年前（当然，节日时性服务需求会猛增），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女权运动导致的结果。

如果你对此感到吃惊，那么再看看因女权运动而产生的另一个看似更不可能的受害者群体——中小学生。

长期以来，教师以女性居多。100年前，教书育人的工作是少有的几种允许女性从事而又不涉及做饭、清洁或其他家务的工种之一。（类似的职业还有护士，但教师相对来说人数更多，教师人数为护士人数的6倍。）当时，女性就业市场中，大约有6%的人是教师，仅次于体力劳动者（19%）、用人（16%）及洗衣工（6.5%）。从很大程度上说，教师是女大学生的理想工作。令人称奇的是，到1940年时，所有大学毕业的女性工作者，在30岁出头的这个年龄段中，55%被聘请为教师。

然而，没过多长时间，聪明女性所面临的工作机遇开始激增。1963年《同酬法》和1964年《民权法》相继实施，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这些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更多女孩进入大学深造，职业女性队伍随之壮大，她们希望进入以前女性受限的那些令人垂涎的高级行业，例如法律、医药、商业、金融等。（在这场革命中，没有受到高歌赞颂的“无名功臣”当属婴儿奶粉。由于婴儿奶粉的广泛使用，哺乳期妈妈能够立即重新投入工作中。）

这些要求极高、竞争白热化的职业，提供的薪水自然极为丰厚，因此也吸引了具有聪明才智的精英女性。毫无疑问，如果这些精英女性早出生一代，那么她们肯定就步入教育岗位了。

但她们没有早出生，教师队伍开始出现人才外流现象。1960年，大约有40%的女教师，在智商及其他资质测试中的得分都位于最前的20%之列，只有8%的女教师测试得分处于最末的20%。而20年后，得分位于最前20%的女教师还不到原来的一半，与此同时，位于最末20%的却是原来的2倍多。与其他工作相比，教师工资正在大幅下降，而这种状况就更不可能让女教师素质得到提高了。“过去几十年来，教师素质一直在下降，”纽约市公立学校总监在2000年称，“但没有人愿意讨论这个问题。”

这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大量的优秀教师。当然有，但这些年来，教师的总体素质在下降，课堂教学质量也随之下降。1967—1980年，美国学生考试成绩大约下降了相当于1.25个等级的水平。教育研究者约翰·毕晓普把这种情形称为“前所未有”的下降。他认为，这将严重拖累美国的生产效率，由此造成的影响将完全有可能持续到21世纪。

但至少进入其他行业的女性境况应该不错，是这样吗？

是的，有那么一点儿吧。我们在前文提到过，即使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所挣工资也比具有相似背景的男性少。在野心勃勃的金融和企业领域，女性从业比例极低，收入尤其悬殊。近年来，女性首席执行官的人数大约增长了8倍，但即便如此，女性首席执行官在所有此类职位中所占的比例仍不到1.5%。在美国排位前1500名的大型公司中，只有大约2.5%待遇丰厚的高管职位由女性担任。近25年来，美国顶级大学女性MBA（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的比例超过30%，鉴于这个事实，上述收入差距悬殊的情形就更让人吃惊了。如今，这一比例又创新高，达43%。

经济学家玛丽安娜·贝特朗、克罗迪亚·戈尔丁和劳伦斯·卡兹试图弄清男女工资差距悬殊的原因，于是对芝加哥大学毕业的2000多名男性和女性MBA的职业情况展开了分析。

他们的结论是：诚然，性别歧视可能是造成男女工资差距悬殊的一个原因，但主要原因却是女性追求高薪的愿望不够强烈，抑或缺乏这种愿望。这些经济学家发现了以下三个原因：

·女性课业成绩平均分比男性略低，更重要的是她们选修的金融课程比男性少。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职业收入的高低与员工是否具备金融知识密切相关。(www.daowen.com)

·在其职业生涯的最初15年，女性的工作时间比男性少——女性平均每周工作52个小时，男性58个小时，每周少工作6个小时，15年累积下来，相当于比男性少工作6个月。

·女性职业的中断时间比男性长。参加工作10年以后，获得MBA学位的男性中，中断工作的时间长达6个月或更长的，只占10%，相对而言，具有同样背景的女性这一比例则占到40%。

而最重要的因素似乎由于这个事实：很多女性，包括拥有MBA学位的女性，都喜欢小孩。一般说来，没有小孩的女性MBA，比一般男性MBA的工作时间仅少3%；而有小孩的女性MBA，则比男性MBA的工作时间少24%。“因为工作时间更少及职业中断情形的影响，女性工资收入减少的幅度是很大的。”这三位经济学家写道，“很多拥有MBA学位的年轻妈妈，尤其是其配偶收入很高的年轻妈妈，在生下第一胎后的几年之内，会决定放缓其职业发展的步伐。”

这种转变耐人寻味。美国很多极为聪颖的精英女性，攻读MBA的初衷在于追求高薪，但结果却出人意料地嫁给了聪明能干的精英男性——也拿着高薪——因此她们不用再拼命工作，这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这是否意味着女性攻读MBA所投入的时间和金钱不值得呢？可能不是这样的。或许，如果没去商学院深造，她们就永远也不会遇上这样优秀的丈夫。

分析男女工资差距时，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可以不把女性工资更低的情形解释为一种劣势，相反，或许应该视之为一个信号：高工资能够有效地驱使男性努力工作，而对于女性而言，这种动机就没那么强烈了。这或许是因为男人爱财、女人爱小孩的缘故吧。

我们来看近期进行的两项测试。我们请男士和女士各组成一队，参加一个类似学术能力测试的数学测试，回答20道题。在第一项测试中，我们给每位参与者支付固定费用，到场费为5美元，完成测试再支付15美元。在第二项测试中，我们给每位参与者支付到场费5美元，然后参与者每答对一道题再支付2美元。

他们的表现如何呢？

第一项测试中，男性的表现略好，20道题中，答对的题目比女性多1道。第二项测试中，男性大胜。与第一项测试相比，女性在这项测试中的表现几乎毫无进步，平均算下来，男性又多答对了2道题。

为了探明女性收入比男性少的原因，许多经济学家想尽一切办法，汇总所有数据，使用高深莫测的统计手段予以分析。然而，他们面临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男女各异，表现千差万别。经济学家真正想要的是做一次这样的实验：将一组女性作为样本，以此克隆其男性版本；再取一组男性作为样本，克隆其女性版本；然后观察结果。将两个样本组与其相应的克隆版本组对比，评估其劳动产出，通过这种方式你可能会获得某些更为深刻的认识。

或者，如果克隆还无法实现，你也可以取一组女性作为样本，随机选择一半，将她们神奇地变为男性，而不改变她们的其他特征；然后取一组男性作为样本，重复此前的流程。

令人遗憾的是，现实条件不允许经济学家开展此类实验，至少目前还不行。但如果经济学家有“献身”精神，他们自己可以做到，做变性手术就行了。

如果男人决定通过变性手术和激素疗法成为女人，或者女人决定变成男人，那又会是什么情形呢？

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本·巴雷斯（Ben Barres），出生时的名字是芭芭拉·巴雷斯（Barbara Barres），42岁时，也就是1997年，变性成为男人。与大多数数学和理工学科一样，神经生物学领域也是男性一统天下。他说，变性“让我的同事和学生备感意外”，但他们“都认为我的决定简直太了不起了”。的确，他的学术地位似乎比以前更高了。有一次，巴雷斯刚做完一个学术讲座，一位同人与听众中巴雷斯的一位朋友攀谈起来，虚情假意地恭维道：“本·巴雷斯的工作比他妹妹做得好多了。”巴雷斯并没有妹妹，这位同人显然不看好巴雷斯的前身（身为女性时的他）。

“从男人到女人的转变，远比从女人到男人的转变困难。”巴雷斯说道。这其中的问题在于，一般认为男性在某些领域（尤其在理工学科和金融领域）具有先天优势，而女性则不太胜任。

现在来看另一种情形。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的知名经济学家。出生时是男性，名为唐纳德，1995年决定变性为女人，时年53岁。与神经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男性占绝对优势的领域。“我曾准备前往斯波坎，去一家农产品公司做一名秘书。”她说。结果证明没必要去。麦克洛斯基发现，“在某些与经济有关的职业中，我因为自己的反叛行为而受到了惩罚。我估摸着，如果我仍然是当初的唐纳德的话，那么我现在挣的钱会多上那么一点点。”

巴雷斯和麦克洛斯基只是两个数据点而已。有两位研究员，一位是克里斯滕·希尔特，一位是马修·威斯沃尔，希望系统分析变性成年人的工资情形。他们开展的实验与我们上文提及的实验并不相同——要知道，变性人并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样本，在变性前后也并不一定是典型的男女群体，但不管怎么说，实验结果仍然耐人寻味。希尔特和威斯沃尔发现：女人变性成为男人之后，其所挣工资比以前略高；而男人变性成为女人后，平均算下来，所挣工资大约比以前少了1/3。

这里要做出几点说明：首先，实验样本数目很小——只研究了14例男变女和24例女变男的变性个体。而且，他们所研究的样本，主要是从变性研讨会中聘请过来，按照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的说法，这些人属于“跨性别职业工作者”，因而不一定都具备典型性。

“大家会很容易地认为，”她说，“男人无法彻底变性为女人，肯定会念念不忘以前的生活状态，而无法在工作中做到最好。”（虽然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性别，但由于此前是经济学家，所以在人们眼中他一直就是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