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埃弗雷俱乐部，如今已荡然无存。整个里维街区也已成为历史，在20世纪60年代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高层住宅楼。

不过，在芝加哥城南，仍不乏妓女——就像身着红黑相间的运动套装的拉什娜那样，当然，她们没有随口吟诵希腊诗歌的才华。

拉什娜是文卡特斯近期结识的一个街头妓女。文卡特斯是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社会学家，在芝加哥一所小学接受启蒙教育，现在仍然不时前往芝加哥从事研究活动。

初到芝加哥时，他还是一个小孩，天真无邪，热爱迷幻摇滚风格的感恩而死乐队，后在加州轻松、温馨的氛围中长大，渴望切身感受种族歧视（尤其是黑人与白人的种族冲突）。文卡特斯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他在印度出生），这对他的工作来说极为有利。他利用自己的肤色，不加入学术界（白人一统天下）和芝加哥南区少数种族聚集区（绝大多数是黑人）任何一方的战斗编队，而是在两者之间游走。没过多久，他成功地深入一个街头犯罪团伙内部。这个团伙实际上控制着那个街区，主要靠贩卖霹雳可卡因赚钱。（没错，《魔鬼经济学1》中有关毒品贩子的故事，正是出自文卡特斯的研究。）在研究这类问题的过程中，文卡特斯已经逐渐成为一位研究该街区地下经济活动的权威专家，在对毒品贩子展开的研究告一段落后，他便接着继续研究妓女问题。

当然，与拉什娜这样的妓女仅面谈一两次能得到的信息终究是有限的。如若有人希望确切地了解卖淫市场，那么他就需要再积累一些一手资料。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鉴于卖淫活动是非法的，所以常规的数据来源（例如人口普查记录或纳税登记表）就毫无用处了。即便是直接针对妓女展开的调查，也往往是由那些不一定能得出公正结论的机构（例如戒毒康复中心、教堂收容所）主持的。

此外，早期的研究已表明，当调研内容涉及有伤风化的可耻行为时，受访者往往会视回答问题所承担的风险或调研者的身份来决定如何回答，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夸大其词。

我们来看看墨西哥实施的福利补助计划。补助申请人需要逐一列出个人财产和家庭用品。一旦申请得到受理，相关工作人员就会前往申请人的家中进行考察，进而确认补助申请人的陈述是否属实。

经济学家塞萨尔·马蒂内利（César Martinelli）和苏珊·W.帕克（Susan W.Parker）曾对10万名福利补助享受人的资料做过分析，他们发现，福利补助申请人往往都会少报某些财产，包括汽车、卡车、摄像机、有线电视和洗衣机。大家对这种情形都不会感到奇怪，因为补助申请人具有这样的动机：让自己的境况看上去比实际情况更糟糕。然而，正如马蒂内利所发现的那样，补助申请人也会虚报资产，例如室内管道、自来水、燃气炉及水泥地板。补助申请人居然谎称拥有某些其实并不拥有的家庭必需品，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马蒂内利和帕克认为，这是羞愧心在作祟。显而易见，即使一个人穷困潦倒，穷到需要申请福利补助的份儿上，他也不想向福利工作人员承认，他家的地板十分肮脏，或没有卫生间。

文卡特斯知道，对于涉及卖淫活动的这类调研课题而言，传统的调查手段不一定能得出可靠的结论，于是，他设法尝试其他方法：采集现场数据。他请人做追踪调研，让她们在街头游荡，或深入妓院跟妓女直接接触，观察卖淫交易的方方面面，等嫖客一走便立即向妓女询问更多隐私。

他雇的人大多做过妓女，这是一个重要标准，因为她们懂得如何跟妓女套近乎，如何获知实情。当然，文卡特斯也给接受调研的妓女付费。根据他的判断，如果这些妓女为挣钱而心甘情愿地提供性服务，出卖肉体，那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有人出钱来听听她们提供有偿性服务的情况，她们是会奉陪到底的。事实的确如此，在为期近两年的追踪调研中，文卡特斯收集了在芝加哥南区三个不同街区从业的大约160个妓女的资料，记录在册的性交易超过2200次。

他的追踪调研表记录了大量各类数据，包括：

·具体性行为是什么及持续时间

·性行为发生地点（车上、室内还是户外）

·以现金形式收取的费用

·以毒品形式收取的费用

·嫖客的种族

·嫖客的大致年龄

·嫖客的吸引力指数（10=性感，1=恶心）

·是否使用避孕套

·新嫖客还是回头客(www.daowen.com)

·如果可能，确定嫖客是否已婚，是否为黑帮成员，是否来自本街区

·该妓女是否从嫖客钱包中偷钱

·嫖客是否给妓女制造麻烦（暴力或其他）

·性服务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

这些数据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从收入情况开始。调研结果表明，芝加哥街头妓女一般每周工作13个小时，提供10次性服务，每小时所得收入大约为27美元。因此，每周到手的收入大约为350美元。调研结果还表明每个妓女平均从其嫖客钱包中偷走20美元，还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些妓女以毒品形式（通常是霹雳可卡因或海洛因）收取费用，往往还给予一定折扣。在文卡特斯调研的所有妓女中，吸毒者占83%。

与拉什娜一样，这些妓女中有很多人还从事其他非卖淫类工作，而这类工作也是文卡特斯追踪调研的内容之一。卖淫所得收入大概是其非卖淫工作收入的4倍多。尽管卖淫可以拿到那么高的收入，然而，如果考虑一下这种工作的诸多劣势，那么这份收入实际上也并不怎么高。文卡特斯追踪调研的妓女，每年要遭遇不少于10次暴力事件。在整个调研期间，接受调研的160个妓女中，至少有三人死于暴力。“嫖客殴打妓女，要么是因为当时其性欲没有得到完全满足，要么是因为不能正常勃起，”文卡特斯说，“嫖客羞愧难当，随后便会抛出这样的话，‘对你而言，我的欲望太强了’（你没能满足我的性欲）或‘你太难看了’（不能激起我的性欲，无法正常勃起）。”可以想见，嫖客会要求退钱，而妓女绝对不屑于与这样一个没有阳刚之气的男人理论。

进一步说，即便与100年前低档次的妓女的收入相比，如今高档次妓女的较高收入也不值一提。与过去的那些妓女相比，如今诸如拉什娜这样的妓女的收入可谓九牛一毛。

为什么妓女的收入越来越少呢？

因为供求关系发生了改变。不是性服务的需求下降，这种需求仍然十分强劲，问题是卖淫行业跟其他行业一样，受到市场竞争的影响。

谁对妓女的业务构成最大的竞争威胁？很简单，愿意与男人免费发生性行为的女人。

最近几十年来，性道德观念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人所共知的。一个世纪以前，“随意性行为”根本就不存在（更不用说所谓的“互惠朋友”的措辞了）。与当今这个时代相比，过去进行婚外性行为的难度要大得多，而且会遭受极其严厉的惩罚。

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形：一个年轻人，刚走出大学校门，还没准备过安稳的生活，但又想拥有规律的性生活。若在数十年前，那么他可能会选择嫖娼。嫖娼虽然非法，但卖淫场所随处可见，而且自己被抓的风险极小。从短期来看，嫖娼行为相对而言成本较高，但长期来看却也划算，因为不用承担女性意外怀孕的成本，也没有因承诺结婚而产生的成本。1933—1942年出生的所有美国男性中，有20%的男人都是与妓女发生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性交行为的。

现在想象一下20年后年轻人的生活情形。性道德观念的转变对年轻人影响很大，对他而言，免费的性交行为供应量比以前要充足得多。这一代人将处男之身交付给妓女的男性仅占这一代男性总数的5%。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在于他和他同时代的朋友想将“第一次”留待新婚之夜，而是在他们这一代人中，超过70%的男性存在婚前性行为。而此前一代人中，仅有33%的男性有过婚前性行为。

因此，婚前性行为已逐渐成为嫖娼的替代方案。随着付费性服务需求的下降，妓女的收入也随之下滑。

如果卖淫业属于普通行业，那么该行业也可以大张旗鼓地对婚前性行为蚕食其市场的现象发起攻击，或许能成功推动立法，视婚前性行为为非法，或至少对婚前性行为课以重税。当美国的钢铁和蔗糖生产商开始感到竞争日益白热化之时（来自墨西哥、中国或巴西的产品价格更低），他们就会游说联邦政府对这些产品提高关税，进而达到保护本国产品的目的。

此类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绝不是新近才出现的。150多年前，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曾写过一篇文章《蜡烛制造工匠的请愿书》，据说是代表蜡烛、灯芯、灯笼、烛台、街灯、烛火熄灭罩、动物油、树脂、酒精及其他与照明有关的任何产品的生产商的利益。

巴斯夏是这样提出控诉的，上述这些产业“正遭遇来自外来竞争对手的毁灭性打击，因为，很显然，在生产照明方面，外来竞争对手的制造条件比法国的生产条件要好得多，外来产品以低得让人难以置信的价格潮水般涌进国内市场”。

这个卑鄙的外来竞争对手是谁？

“不是其他什么人，而是太阳。”巴斯夏写道。他请求法国政府颁布一项法令，禁止法国公民允许太阳光照进房间。（是的，他的请愿书是一纸讽刺。在经济学界，它被视为讽刺作品。）

卖淫行业缺乏诸如巴斯夏这样激情焕发的代表，没人站出来力挺这个行业，即使以戏谑的口吻来支持的也没有。而且，与制糖和钢铁产业不同的是，卖淫业在华盛顿的权力层几乎没有发言权——尽管我们也应该提及这个事实：这个行业与很多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员存在诸多联系。在自由市场风暴的摧残之下，卖淫业遭到无情的打击，其原因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