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以经济学家（例如约翰·李斯特）的角度去审视现实世界时，你就会意识到看上去是利他主义的很多行为，似乎不再那么无私了。

如果你给当地的广播电台捐赠100美元，这似乎表明你乐善好施，然而作为回报，你在下一年听免费广播时就问心无愧了（如果幸运的话，还能得到一个帆布大提包）。按人均慈善捐助额论，不用说，美国肯定世界第一，但是美国税法对这些捐款人的免税幅度也是最大的。

大多数的给予行为，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是不纯的利他主义或温情式利他主义。你行善不仅仅是因为你希望帮助他人，还因为行善让你看上去善良，或让你感觉很好，抑或让你感到不那么糟糕。

我们来考虑一下乞丐的情形。加里·贝克尔曾这样写过，给乞丐钱的大多数人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因为“乞丐的样子让人不太舒服，或乞丐的哀求触动了他们，他们感到不自在或内疚”。人们在街上行走时往往会躲开乞丐，极少主动走过去给乞丐送钱，其原因正在于此。

现在再来看看美国的器官捐赠政策。坚信利他主义会让器官需求得到满足，其成果又如何呢？

不怎么样。目前美国需要换肾的等待名单上有80000人，但2009年只能做16000多例肾移植手术。供求缺口每年都在扩大。20年来，等待名单上已死去的人超过50000，还有至少13000多名病人的病情已十分严重，没法接受手术，不再在等待名单之列。

如果利他主义真的是出路所在，那么美国人对肾的需求也本该因捐赠者源源不断的供应而得到满足，但需求并未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包括加里·贝克尔）就开始呼吁在美国设立一个受到良好监管的人体器官市场，通过这个市场，献出器官的人可因此得到补偿，可以是现金、大学奖学金、免税优惠或其他方法。截至目前，这个提议已遭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讨伐，因此现在看来难以获得政治上的支持。

与此同时，我们回想一下伊朗的情形。伊朗早在30年前就启动了类似上述提议的市场。这个市场虽然有缺陷，但伊朗需要做肾移植手术的病人，却不必上等待名单，对可移植的肾器官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普通美国人可能不会将伊朗视为全球最具前瞻性（深谋远虑）的国家，但可以肯定，作为全球唯一一个认识到利他主义的本来面貌——更确切地说，认识到其伪装之下的非利他主义面貌的国家，伊朗功不可没。

如果说约翰·李斯特真的证明了什么的话，那么他所证明的结论就是“利他主义精神是否是人类的天性”这一问题，是一个不适当的问题。人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人就是人，刺激之下，人会做出相应的反应。人几乎总能受到影响或控制，进而变好或变坏，只要你能找到恰当的方法。

因此，人类具有慷慨大方、无私甚至英勇的行为倾向吗？绝对有。他们是否也有冷酷无情的一面呢？绝对有。

说到这里，又令人想起了眼睁睁看着基蒂·吉诺维斯被残忍凶杀的那38位旁观者。这个案例让人困惑难解的地方在于：哪怕旁观者有那么一点点怜悯之情，从自己家中打个电话报警，结果都会截然不同，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还在问同一个问题：事发时，他们怎么就能如此令人震惊地无动于衷呢？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或许，还可以问一个更好的问题：他们当时的行为果真如此令人震惊吗？

凶杀案的报道属实吗？

有关吉诺维斯被害案，几乎所有的书面或口头评论，都是围绕《纽约时报》在案发两个星期后刊出的那篇引人深思的报道展开的。这篇文章是两个男人在共进午餐时构思的产物。一人是A.M.罗森塔尔，《纽约时报》都市版编辑；另一人是迈克尔·约瑟夫·墨菲，纽约市警察局局长。

杀害吉诺维斯的凶手温斯顿·莫斯利当时已被逮捕，也已认罪。那篇报道不是什么大新闻，在《纽约时报》尤其不算。不过是一起发生在皇后区的离奇凶杀案，对于拥有顶级销量的报纸来说，这是不值得投入大量版面报道的那类新闻。

奇怪的是，莫斯利当时还承认自己犯下了另一宗凶杀案，可此前警局已经抓捕了另一个被控实施那次凶杀的嫌疑人。

“对皇后区的两起案件的供认情况怎么样？”罗森塔尔在吃饭时问墨菲，“到底是怎么回事？”

墨菲没回答他的问题，转移了话题。

“皇后区那起案件非常古怪。”他说。随后，他告诉罗森塔尔，有38位邻居眼睁睁地看着基蒂·吉诺维斯被害，事发时却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

“38位？”罗森塔尔问。

“对，38位，”墨菲说，“我干这行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从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罗森塔尔，正如他后来在书中所写的，“认为那个警察局局长在夸大其词。”如果说言词夸张，那么墨菲是出于什么动机呢？很显然，如果如实报道说，针对同一起凶杀案，警方逮捕了两个嫌疑人，那么这很可能会让警方下不来台。而且鉴于基蒂·吉诺维斯被害过程历时较长，罪犯残暴冷血，警局可能对谁将就此负责的问题十分敏感。他们为什么没有阻止凶杀发生？

尽管持怀疑态度，罗森塔尔还是派马丁·甘斯伯格——此前长期干文字编辑，刚做记者——去秋园进行了采访。4天后，新闻史上将永远占有一席之地的那段开头语，就出现在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上。

在半个多小时内，皇后区38位遵纪守法、人格高尚的居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杀手尾随并用刀子捅死一个女人，共袭击了3次，都在秋园内。

对于刚刚做记者的甘斯伯格，以及像罗森塔尔这样有远大抱负的编辑（他就该案写了一本书，叫《38位目击者》，成为《纽约时报》首屈一指的记者）而言，这篇报道绝对是成功之作。此后数十年，像他们这样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新闻从业人员，竟然能够对诸如人类冷漠这类引人关注的议题，做出如此重大的报道，进而引发公众舆论一片哗然，这种情形已不多见了。因此，他们肯定有强烈的动机才会这样做。

然而，其报道属实吗？

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人选，可能是小约瑟夫·德梅，海事律师，现居住在秋园。他60岁，大脸盘，淡褐色眼睛，头发稀少，是个热心人。不久前，在一个空气清新的周日上午，他带我们参观了那个住宅区。

“第一次袭击就发生在这里。”他说，“基蒂·吉诺维斯把车停在那里，就在火车站停车场。”他指向大约35码（约32米）外的地方。

自上次凶杀案发生后，这个住宅区几乎没有变化。建筑物、街道及停车场还是老样子。石砖搭建的莫布雷公寓维护良好，仍然矗立在那里。

德梅是在1974年搬到这个小区的，即吉诺维斯被害的10年之后。以前，他并没有经常去想这个案子。几年前，身为当地一家历史事件协会的会员，他做了一个网站专门介绍秋园住宅区的发展历史。没过多久，他觉得应在网站上增加有关吉诺维斯凶杀案的相关内容，因为此案是秋园如此知名的原因。

在收集有关此案的照片和新闻剪报的过程中，他逐渐发现有关吉诺维斯案情的官方报道的诸多矛盾之处。他越是集中心思还原当时的凶杀经过，就越是深信，那篇有关那38位冷漠无情的目击者的轰动一时的报道，怎么说呢，太过夸张了。身为律师的德梅在深度剖析了《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后，仅在第一段文字中就发现了6处事实错误。(www.daowen.com)

报道称，那38个人“在窗边屏住呼吸”，“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杀手尾随并用刀捅死一个女人，共袭击了3次”，但“整个袭击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

根据德梅的说法，下面的内容更接近真实情形：

第一次袭击大约发生在凌晨3点20分，当时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吉诺维斯后背被莫斯利捅了一刀后，尖叫着喊救命。尖叫声惊醒了莫布雷公寓的一些住户，他们立即跑到窗边。

人行道灯光昏暗，因此他们可能很难看清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正如莫斯利后来供认的那样，“当时正值深夜时分，我很肯定没人能透过窗户看清这里发生的事”。如果那时真有人能看到什么的话，也可能只是看到地上有个女人，旁边站着个男人。

莫布雷公寓至少有一个人（男的）对着窗外大叫：“放开那个女孩！”莫斯利立即跑回到他的车中，车停在离事发现场不到一个街区的地方。“我看到她又站了起来，没有死。”莫斯利供认。他把车向后倒了一段距离，他说，这是为了不让别人看清车牌号码。

吉诺维斯挣扎着站起来，缓慢地走向公寓楼后边，也就是朝向她住的公寓门口。但是，她没能走到。在通往她住所的附近公寓的门廊里，她倒下了。

过了大约10分钟，莫斯利又返了回来。很难弄清楚他是如何在黑暗中找到她的，可能是顺着血迹找过去的。在走廊中，他奸杀了吉诺维斯，随后便逃之夭夭。

《纽约时报》的报道，与那个时代其他许多犯罪报道一样，主要是依据警局提供的信息。起初，警局称莫斯利对吉诺维斯实施了三次袭击，《纽约时报》也是这样报道的。但实际上，只发生了两次袭击。（警局最终纠正了他们的说法，然而正如悄悄话游戏一样，报道中出现的错误也是自有其缘由的。）

没错，第一次短暂的袭击是在光线昏暗的人行道上发生的，当时是深夜。第二次攻击是在10分钟后，在门廊里，所以先前目击了第一次袭击的人看不到第二次袭击。

那么，那“38位目击者”又是哪些人呢？

目击者人数是由警局提供的，显然人数本身被严重夸大了。“我们只发现六七个人目击了那场凶杀案，能做证的也就那么多人。”有一位公诉人后来回忆说。根据德梅的说法，其中就包括一个可能的确目睹了第二次袭击的邻居，但是此人已喝得烂醉，甚至懒得去报警了。

仍然有个问题：即便这不是历时很长、残忍至极、数十个邻居都目睹的凶杀案，也应有人报警，为什么案发时没有任何人打电话报警呢？

在那个轰动一时的报道中，有关报警问题的描述甚至也可能是不真实的。当德梅的网站正式推出后，有个网民发现了这个网站，他的名字是迈克·霍夫曼。吉诺维斯被害时，他还没满15岁，当时住在莫布雷公寓的二楼。

霍夫曼回忆说，当时他被街上的一阵喧闹声吵醒，于是打开卧室的窗户，想听个究竟，但最终还是没能听清楚。他估摸着可能是情侣在吵架，与自己没啥关系，反倒很来气，于是“对他们大吼——给老子安静点”。

霍夫曼说他听到其他人也在喊，当他朝窗外望去的时候，他看到一个男的跑了。为了看个究竟，霍夫曼又跑到卧室的另一个窗户边，但是那个男人最终消失在黑暗中。霍夫曼又回到他起初向外望的窗户边，看到人行道上那个女的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这时父亲进入我的卧室大声吼我，因为我朝窗外吼叫的时候把他吵醒了。”

霍夫曼把看到的告诉了他父亲。“有个家伙刚刚殴打一位女士，后来就跑了！”霍夫曼和他的父亲看到那个女人挣扎着费力拐到楼后面。随后，一切归于平静。“父亲怕她万一伤得很重，需要治疗，于是就打电话报了警。”霍夫曼说，“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9-1-1’报警号码。我们得先打给接线员，然后等接线员帮我们接通警局的接线员。过了好几分钟，才接通警局的电话，父亲讲了我们的所见所闻，还补充说，她确实已经离开，但似乎晕晕乎乎的。到那时，没有任何动静了，于是我们都回房去睡了。”

直到第二天上午，霍夫曼才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有几个警察询问过我们，我们才知道，她拐到楼后面时，那个家伙又回来把她给干掉了。”霍夫曼说，“我记得我父亲当时对他们说过事发时也打电话报了警，如果警察在他打电话后就赶过来，那么她极有可能还活着。”

霍夫曼认为警局的反应这么慢，可能是因为他父亲在电话中描述的情形，不像一宗正在发生的凶杀事件，更像一起家庭纠纷，而根据所见情形，纠纷已经解决。袭击者已逃走，受害者已经走开，当时看来确实如此。接到这样一个不怎么紧急的报警电话，霍夫曼说：“警员是不会立即放下手中的油炸圈饼的，因为那似乎不是什么有关凶杀案的电话。”

警方证实，走廊中发生第二次袭击后，确实有人打过电话报警，而且他们随后很快就赶到了现场。但霍夫曼认为，警方可能是在他父亲早先打电话后已经开始准备行动了，只是动作很慢。抑或，打电话的不止一个人：小约瑟夫·德梅听莫布雷公寓的其他住户讲过，第一次袭击发生后还有人报过警。

霍夫曼对这起事件的回忆可靠性有多高，这很难说。（他的确写过有关这些内容的宣誓证词，还签了字。）德梅对这起案件的记述是否完全准确，也很难说。（值得称赞的是，他指出了这个事实：那天晚上，具体数量无法确定的、亲耳听到情况的证人，没有十分警觉，因而没有伸出援助之手。不过他也不愿把自己视为有关吉诺维斯案所有情况的绝对可靠来源。）

德梅和霍夫曼都想让他们的小区摆脱因吉诺维斯凶杀案而得到的恶名。这固然在情理之中，但德梅尽最大努力不让自己以辩护者的身份出现，而霍夫曼看上去也是一个可信的目击者——快60岁了，住在佛罗里达州，退休前在纽约市警局干了20年，退休时候的警衔为警督。

现在我们分析了整个案件中不同人物的不同动机。如下两种说法哪种更可靠呢？德梅叙说的故事与广为流传的说法——当一个男人在实施凶杀时，整个小区的住户都在旁观，拒绝提供帮助——前者还是后者？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了解一下温斯顿·莫斯利被逮捕时的具体情形。他是在案发几天后被抓的。在皇后区的另一个住宅小区科罗娜，大约下午3点左右，有人看见莫斯利从巴尼斯特家扛着一台电视机出来，然后放进他的车里。

一个邻居走过去，问他在干什么。莫斯利说，正在帮巴尼斯特搬家。于是，那个邻居就回家打电话给另一个邻居，问巴尼斯特是不是真的要搬走。

“绝对不会。”那个邻居说。于是他马上打电话报了警，同时那个邻居又出门，走到莫斯利的车边，将汽车的分电器盖弄松。

莫斯利再次回到车里时，发现无法启动汽车，于是下车逃走了，但没走多远，就被警察逮住了。在审讯时，他很快就主动供认了几天前杀害基蒂·吉诺维斯的事实。

这个结果意味着，这个杀害基蒂的臭名昭著的凶手，因为被害者的诸多邻居无动于衷、不予阻止而顺利实施了凶杀，但到头来，却又因为一个邻居的怀疑而最终落网。

【注释】

[1]《引爆点》一书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2]三文鱼，出生于内陆淡水，由鱼卵孵化成小鱼之后，会顺流而下游入大海。在海中生活2～4年后会逆流而上历经艰辛回到出生地产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