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推动了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而这又催生了一种被称为“行为经济学”的子学科。行为经济学倾其全力要做的就是将传统经济学和心理学结合起来，彻底弄清难以捉摸、让人困惑不已的人类动机，这也是加里·贝克尔数十年来一直在思考的课题。

行为经济学所进行的实验，对于经济人理论来说可谓釜底抽薪。经济人似乎每天都在变化，越来越没有以前自私。如果你对这个结论存有异议，好吧，只要看看最近有关利他主义、合作及公平的实验结果。

在新生代经济学家中，有那么一位实验经济学家，就此开展的实验最多，此人名为约翰·李斯特，祖籍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阳光草原。他是偶然成为经济学家的，而且与他的前辈和同人相比，他的学术血统并没有那么纯正。他出生于一个卡车司机家庭。“我的祖父从德国移民过来，是一个农民。”李斯特说，“后来他发现，作为一个农民，种植谷物卖给面粉厂，挣不了多少钱，而卡车司机赚钱更多。于是，他决定卖掉一切，买一辆卡车。”

李斯特家族成员聪明勤劳，体格健壮，学历文凭对他们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李斯特的父亲在12岁时就开始驾驶卡车，而且也希望约翰·李斯特干这一行。但他拒绝服从父亲的安排，去上大学了。之所以有机会上大学，是因为他赢得了威斯康星大学史蒂芬分校提供的奖学金。学校放假时，他会帮父亲装卸牛饲料，或帮忙将纸制品运往距本地三个半小时车程的芝加哥。

在史蒂芬分校练习高尔夫球时，李斯特注意到一个现象：一群教授几乎每天下午都来打高尔夫球。他们是教经济学的。自此以后，李斯特决心也要成为一名经济学教授。（他喜欢这门学科，这对他实现目标帮助不小。）

读研究生时，他选择了怀俄明大学。虽然他那个系算不上全国一流，但他仍然感到那里高手如云，难以出头。上课的第一天，同学们自我介绍，当李斯特说他毕业于史蒂芬分校时，他感到教室里的每个人都好奇地盯着他。要知道，他的同学可都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或弗吉尼亚大学。他认识到，自己唯一的机会就是要比他们做得更好。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比其他同学写出了更多的论文，参加了更多的资格考试，而且如很多年轻的经济学家一样，也开始做实验。

毕业找工作时，李斯特寄出了150份求职信。结果，怎么说呢，犹如石沉大海。最后，他的确搞定了一份工作，在奥兰多的中佛罗里达大学。他的授课工作量非常大，同时还担任男子和女子滑水队教练。他应该是一位蓝领经济学家，如果真有这种称呼。在那里，他仍然一篇接一篇地写论文，同时做许多实验；他执教的滑水运动队，甚至还成功晋级全国滑水锦标赛。

几年后，亚利桑那大学弗农·史密斯实验室——“教父级”经济学实验室——向他发出了工作邀请函。这份工作的年薪是63000美元，比他在中佛罗里达大学的年薪高很多。出于对该校的忠诚，李斯特让他的系主任看了邀请函，希望中佛罗里达大学至少将他的年薪提高到同样的水准。

他得到的回答是：“63000美元的年薪，我们认为可以找人接替你的工作。”

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待的时间很短，因为不久后，就受聘于马里兰大学。在马里兰大学任教时，他还服务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前往印度协助商谈《京都议定书》的42人组成的美国代表团中，李斯特是唯一的经济学家。

现在，实验经济学达到前所未有的火爆，他在这一领域已经获得了稳固的地位。2002年，弗农·史密斯和丹尼尔·卡尼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卡尼曼是一位心理学家，他对决策问题的研究奠定了行为经济学的根基。这个时代的这些大师和其他研究人员已建立了一套新的研究原则，进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经济学的地位，而现在李斯特正坚定地追随着他们的足迹，不断地开展独裁者博弈和其他行为博弈等诸多实验。

当然，从在史蒂芬分校读书时开始，他就一直在做古怪的现场实验。在实验中，参与者本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实验对象。他发现，在实验室中得出的结果在现实世界中不一定总能站得住脚。（众所周知，经济学家热衷于理论验证，早就有这种绝妙的讽刺语：没错，实践中可行，但在理论上也能站得住脚吗？）

他做过的最有趣的实验，是在弗吉尼亚棒球球员卡收藏展上进行的。数年来他一直都参加此类球员卡收藏展。他在读本科时，曾靠卖球员卡挣钱补贴生活，甚至会驾车到很远的地方，例如得梅因、芝加哥或明尼阿波利斯，反正哪里市场行情好，就去哪里。

在弗吉尼亚，李斯特在展览交易大厅四处转悠，随机邀请顾客和卖主到后台做一个经济学实验。实验规则是这样的：一个顾客说出他愿意为一张球员卡付多少钱，从李斯特设定的5种价格中选择一种，顾客的报价从最低4美元到最高50美元不等；随后，球员卡卖主给出价顾客一张理应与其出价相当的球员卡；每位顾客和卖主配出5个不同组合，交易5次。

只要顾客首先出价——就像去找芝加哥街头妓女的白种男人一样，那么卖主就绝对有机会舞弊：将较低价值的球员卡卖给顾客。卖主的优势在于他们知道每张卡的实际价值。但是顾客也有优势：如果他们认为卖主会欺骗他，那么他们完全有可能每次压低出价。

那么结果如何呢？平均而论，顾客出价都相对较高，而卖主也都给出了相应价值的球员卡。这间接表明顾客信任卖主，而这份信任也产生了良好的回报。

结果并没有让李斯特感到意外。他证明了在实验室通过大学生参与实验得出的结论，在棒球卡实际交易中同样也适用，至少当参与者知道主持人在认真记录其行为时情形如此。

随后，他在真正的交易大厅中主持了一次不同的实验。同样，也是随机选取顾客。但这次不同的是，他让顾客独自走到球员卡销售商的展位旁，销售商不知道有人在观察他们。

规则很简单，顾客在下面两种出价方式中选择一种即可：给我20美元能买到的弗兰克·托马斯球员卡中最好的卡；给我65美元能买到的弗兰克·托马斯球员卡中最好的卡。

结果呢？

与在后台表现出的谨慎不同，销售商不断欺骗顾客，给出的球员卡价值总低于顾客的出价。不论出价是20美元还是65美元，结果都一样。李斯特还观察到关于销售商的一个耐人寻味的行为差异：来自其他城市的销售商，比本地销售商欺骗客户的次数更多。合情合理！本地销售商很有可能是出于维护自己的声誉；也可能是担心被耍的顾客回家上网发现上当后，自己会被臭扁一顿，棒球拍打在头上可不好受。

面对交易大厅的欺骗行为，李斯特开始怀疑：或许他在后台见证的所有“信任”和“公平”，根本就不是实情。如果那只是在实验主持人监督之下的产物，会怎么样呢？如果有关利他主义的实验情形也是如此，真实情形又会如何？

没错，他的前辈和同人已经得到了有关利他主义的太多实验室证据，但是李斯特还是半信半疑。他自己所做的现场实验结论完全不同，正如他的一次个人经历给他的启示一样。19岁时，他到芝加哥送一批纸制品。他的女朋友珍妮弗也搭车跟他一起去。（他们后来结婚，育有5个子女。）他们到达仓库区时，装卸码头有4个男人，坐在一条长椅上。时值盛夏，酷暑难耐。其中有个人说，他们在休息。

李斯特问要休息多久。

“嗯，我们不清楚。”那个男人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卸货呢？”

仓库工人负责从卡车上卸货，或至少帮忙卸货，这是惯例。但是显而易见，现在他们不会帮忙。

“好吧，如果你们不帮忙，没关系，”李斯特说，“把叉车的钥匙给我就行。”

他们大笑，告诉他钥匙不见了。

于是，李斯特与珍妮弗开始从卡车上卸货，一箱又一箱地卸。在那4个工人嘲弄的目光下，他们汗水湿透衣襟，极为可怜。终于只剩下最后几个箱子了。这时，有个工人突然说找到了叉车钥匙，并把车开到了李斯特的卡车旁边。

有过这类遭遇之后，李斯特开始认真质疑：利他主义精神是否真的正如独裁者博弈和其他实验所表明的那样是人类的天性？

没错，上述研究已经获得广泛的知名度，某些经济学家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李斯特越思考这个问题，就越怀疑，或许这些结论完全错了。(www.daowen.com)

利他主义的精神到哪儿去了？

2005年，李斯特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职，在世界上最知名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工作，这主要归功于他开展的现场实验。这其中有些不合常理——如果一个教授在某所大学获得终身教职，那么这所院校在知名度上往往要比他以前任教的学府低，也不会比授予他博士学位的大学名气大。这几乎是学术界一条雷打不动的法则。而李斯特成了例外，他像一条顺流游入大海产卵的三文鱼^[2]。而在他的故乡威斯康星，他的家人可没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很是好奇，为什么我混得如此失败。”他说，“为什么不仍旧待在奥兰多，那里的天气简直太好了，而芝加哥的犯罪活动太猖獗了。”

现在，他对利他主义研究文献的认识跟其他人一样深刻，而且，他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比他们更深刻一些。“让人困惑不解的是，”他写道，“我、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以及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从来就没有收到过塞满现金的匿名信。既然全球为数众多的学生都在实验室实验中通过给陌生人匿名寄送现金来展示其乐善好施的偏好，为什么我们就收不到呢？”

因此李斯特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希望能最终确定利他主义是不是人类的本性。他的理想武器就是独裁者博弈，也就是奠定传统智慧的实验。这意味着他要挑选许多学生志愿者，再进行独裁者博弈的多种延伸实验。

他从标准独裁者博弈开始。给局中人A（我们仍然称之为安妮卡）一些现金，安妮卡得决定是否给泽尔达分钱，以及分多少钱。李斯特发现，70%的局中人A会给泽尔达一些钱，所给的钱平均约占总数的25%。这个结论与典型独裁者博弈的结果完全一致，完全反映了人类利他主义精神的存在。

在第二个实验中，李斯特又给了安妮卡一种选择：她仍然可以给泽尔达分任何数目的钱，但如果她愿意的话，她可以从泽尔达处拿1美元。如果那位独裁者乐善好施，那么这个微小的规则调整应该根本就不会影响博弈的结果，这只会影响那些毫不具有利他主义精神的人。李斯特所做的不过是扩大那位独裁者的选择范围，而这种增加的选项只会对最吝啬、自私的人产生影响。

在这个增加了“如果想就拿1美元”选项的版本中，只有35%的局中人A给了泽尔达一些钱，只有最初的独裁者博弈中分钱人数的一半。同时大约有45%的局中人一分钱都不给，剩下的20%则从泽尔达处拿了1美元。

嘿，利他主义精神都哪儿去了？

李斯特没有就此止步。在第三个实验中，李斯特告诉安妮卡，泽尔达也被给了与她一样多的钱，安妮卡可以把泽尔达的钱全部拿走，如果她愿意，她也可以从她自己的钱中分任何数目给泽尔达。

结果呢？现在只有10%的局中人A给泽尔达一些钱，超过60%的局中人A从泽尔达处拿钱，超过40%的局中人A拿走了泽尔达所有的钱。在李斯特调整过的实验中，一群乐善好施的好人，突然之间摇身一变，成为一伙强盗了。

李斯特设计的第四个最终实验，与第三个实验相似——独裁者可以拿走局中人B所有的钱，但有个简单的调整。上述博弈的常见做法是给局中人一定数额的钱玩游戏，现在规则变了：安妮卡和泽尔达得靠自己赚这笔钱。（继续做这个实验，李斯特需要参与者自己工作挣钱，而由于研究经费有限，这种策略可谓一石二鸟。）

参与人通过工作挣到钱后，该做实验了。安妮卡仍可选择拿走泽尔达的所有钱，就正如在上述版本中60%的局中人所做的那样。但在两个局中人靠自己挣钱的情况下，只有28%的局中人A从局中人B处拿钱。至少2/3的局中人A既不给别人，也不拿别人一分钱。

那么，约翰·李斯特到底做了什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李斯特聪明地引入了新元素，使实验室实验与现实世界的情形更为相似。正是以这种方式，他颠覆了有关利他主义的传统观点。如果你在实验室中的唯一选择是给别人分钱，那么你很可能会分。但在现实世界中，这很少会成为你唯一的选择。他做的最后一个实验（涉及局中人自己挣钱的那个）或许是最有说服力的。这个实验表明，如果一个人是靠诚实劳动自己赚钱，而且相信另一个人也正是这样做的，那么她既不会将自己挣来的钱给予他人，也不会拿走本不属于她的钱。

那么，因发现利他主义无所不在而得奖的所有行为经济学家，他们错了吗？

“我认为，很明显，大多数人对其数据的解释都是错误的。”李斯特说，“在我看来，这些实验结果让他们很是尴尬。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所见证的种种，很多都不是利他主义的表现。”

李斯特努力进取，作为一位卡车司机的儿子，不停地奋斗，后来逐渐融入这个学者精英的核心圈子，要知道正是这些精英一直改写着经济行为理论。现在因为坚持自己的科学原则，他不得不背离这个精英圈子。随着他的实验结论逐渐为人所知，突然之间，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成了被这个圈子“恨之入骨”的人。十字路口有交警，你会闯红灯吗？

知道自己的结论确定无疑是正确的，这个事实至少可以让李斯特得到某种慰藉。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导致实验室结论不靠谱的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选择性偏差。回忆一下有关医生报告卡的棘手问题。最好的心脏病专家诊断的对象，很可能是病情最严重、最危急的患者。所以，如果仅仅依据死亡率给医生打分，那么，即使他的医术最高明，所得评分也可能是不及格。

类似的是，自愿参与独裁者博弈的人比一般人更乐于合作吗？极有可能是这样。很久以前，就有学者指出，大学实验室里的行为实验，不过是“一种属于自愿参与实验，并同调研主持人经常保持联络的大二学生的科学”。而且，这类志愿者往往是“科学方面的理想主义者，通常希望得到更大程度上的认可，同时又没有非志愿者那种程度的权威主义倾向”。

也或许，如果你不是幼稚的理想主义者，你根本就不会去参加这类实验。这就是李斯特在其棒球球员卡实验中所观察到的结果。当他在第一轮实验中选择志愿者时，很显然他把这个流程也作为经济学实验内容之一，他记下了拒绝参与实验的销售商。在第二轮实验中，当李斯特让他选择的顾客接近销售商展台，看那些不知情的销售商是否会使诈时，李斯特发现，在第一轮中拒绝参与实验的销售商，平均而论往往是最厚颜无耻的欺诈者。

导致实验室结论失真的另一个因素，是主持人的密切观察行为。当科学家将一块铀矿石、一条虫子或一个细菌菌落带入实验室时，实验对象并不会因为有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在密切观察它就出现异常。

然而，人类个体行为会因受到密切观察而产生很大变化。十字路口有交警时，你会闯红灯吗？或者说，你会无视摄像头（如今日益普及）的监视而闯红灯吗？我认为你不会。如果你的老板已在洗手间洗过手，你会去洗手吗？我认为你会。

在更微妙的观察环境下，我们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在英格兰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大学，一位名叫梅丽莎·贝特森的心理学教授，在她那个学院的茶水间暗中做过一次实验。通常情况下，老师喝过咖啡和其他饮料后，都会在“诚信箱”中放钱。每个星期，贝特森都会贴上一个新的价表。上面的价格从来不变，但价格列表上方的小图片会替换。在奇数周，上面是花儿；在偶数周，上面是一双眼睛。有眼睛注视时，贝特森的同事在诚信箱中留下的钱，几乎是一般情况下的3倍。因此，下次当你看到一只鸟被一个傻兮兮的稻草人吓跑的时候，请记住，稻草人的威慑作用对人同样有效。

那么，密切观察行为是如何影响独裁者博弈实验的呢？设想一下，你是一个学生，或许是大二学生，自愿参加这个实验。主持实验的教授可能会待在现场，因为他要记录实验对象做出的选择。记住，参与实验所涉利益相对较小，就20美元。也请记住，你是到场就得到了20美元，而不是辛苦挣来的。

现在，主持人问你，是否愿意把一些钱分给另一个没得到20美元钱的匿名学生。你确实不怎么想独占这20美元，不是吗？你可能不喜欢这个有点古怪的教授，甚或非常讨厌他，然而没人想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十分吝啬。你会想：“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给你分上一点儿就是了。”但是，即使是最富有激情的乐观主义者也不会把这称为利他主义行为。

除了密切观察行为和选择性偏差外，还有一个因素值得考虑。人类行为受一组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行为动机、社会规范、判断标准以及经验常识，也即特定情景。我们的行为处世如此而非彼，是事出有因的：鉴于特定情境下所能做出的选择及受某种动机的驱使，似乎只有那么做才是最有利的。这也被称为理性选择，经济学家张口就来的就是这些东西。

这不是说独裁者博弈局中人不会在真实情景中做出相应反应，他们也会。然而，实验室情景必然是不真实的。一位学术研究人员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曾这么描述过，在实验室里开展的实验，其魔力之大，足可将一个人变为“傻兮兮的机器人”，其外在行为所展示出的，“实际上无不在刻意迎合调研主持人，给出主持人梦寐以求的结果”。心理学家马丁·奥恩（Martin Orne）曾警告说，实验室助长了一种可能最适合被称为“强迫性配合”的趋势。“在实验中，你能想象出的、由知名的实验主持人提出的任何请求，”他这样写道，“都被一种魔力非凡的说法——‘这是一个实验’——赋予了合法性。”

不可思议的是，奥恩的观点被印证了，至少被两个臭名昭著的实验印证了。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1961—1962年做了一个实验，其目的在于解释纳粹军官为什么会遵从、执行上级给出的令人发指的命令。米尔格拉姆让实验参与者按照他的指示，执行一系列让人痛苦万分（而且逐渐加大强度）的电击，至少执行者当时认为电击是痛苦的；其实所有电击都是假的，但实验参与者并不知情。1971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曾做过一个有关囚犯的实验，让某些实验参与者扮演监狱看守人的角色，其他参与者则扮演囚犯。后来，看守人越来越像虐待狂，残暴成性，津巴多只得终止了这个实验。

当你仔细思考津巴多和米尔格拉姆要求实验参与者所干的“好事”之后，你就不会对这种说法感到任何意外：做独裁者实验的知名研究学者，纵使只是让一位在读大学生把一些钱分给另一位学生，看似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但是正如李斯特所说的那样，这可能会“诱使学生给出他们所渴望得到的任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