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情形可能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病情很严重，去医院看病会略微提高你存活下来的概率；但如果病情并不严重，那么去看病就会提高你死亡的概率。生活中很多情形之反常、之不可理喻，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方式是可以延长你的寿命的，但这与去医院看病毫无关系。比如，你可以拿个诺贝尔奖回来。一项历时50年的调查研究发现，诺贝尔化学奖和物理学奖获得者比那些与奖项失之交臂的提名者活得更长。（好莱坞的名言“能被提名也是莫大荣耀”至此已不再适用。）他们长寿并不是因为领取了不菲的诺贝尔奖奖金。“地位似乎发挥了一种使人健康的神奇魔力。”这项研究的牵头人安德鲁·奥斯瓦尔德说，“从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走过去，大约能让科学家的寿命延长两年。”

被选入棒球名人堂也行。类似的一项研究表明，被选入名人堂的运动员比那些以微弱劣势败北的人活得更长。

但是，既没能在科学领域取得卓越的成绩，也没能成为一流的运动员，我们普通人的情形又如何呢？好吧，你可以去买一份养老保险——确保你退休后每年可以领取固定数额的收入，直至你去世。调查结果表明，购买养老保险的群体，比没买的人活得长久，而这并不是因为购买养老保险的人本身就更健康。有证据表明，养老保险提供的涓涓细流般的稳定收入，使这些老人多了那么一点点动机——要努力活得更久一点。

宗教似乎也能发挥作用。对2800多位老年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展开的一项研究发现，他们更有可能在各自的重大节日后30天内死亡，而不是在之前的30天内。（有个事实还证实了一个偶然联系：犹太教徒并不介意在基督教节日来临之前的30天内死亡；在很大程度上，基督教徒也不反感在犹太教节日来临之前的30天内死亡。）与此类似的是，长期以来既是朋友又是对手的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都曾顽强地应对死亡的威胁，见证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后，才安然离去。在1826年7月4日，即《独立宣言》的50周年纪念日，他们相继离开人世，仅隔15个小时。

将死亡时间仅推迟一天，有时可挽回数百万美元。来看看遗产税。近年来，美国的遗产税税率为45%，200万美元以内免征。然而，2009年，起征点飙升至350万美元——这意味着，如果拥有万贯家财的父亲或母亲在2009年的第一天离世，而不是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那么作为财产继承人的孩子也许能抚平失去亲人的痛苦。为了获得更多遗产，不难想象财产继承人会不惜重金给他们的父亲（母亲）提供最好的治疗，至少要让他（她）度过2008年的最后一天。事实上，两位澳大利亚学者发现，当澳大利亚于1979年废除遗产税时，比例高得惊人的老年人在废除遗产税后的一周内死亡，而不是此前的一周内。

有那么一阵子，美国遗产税看起来会于2010年暂时废止一年。（这是华盛顿两党冲突的产物，截至本书写作之时，两党在这个议题上的争吵似乎已告一段落。）如果遗产税果真暂停征收的话，那么拥有1亿美元财产、死于2010年的父亲或母亲，就能将这1亿美元悉数传给其继承人。但是，由于2011年又要重新征收遗产税，如果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活到2011年离世，那么这些继承人要为此缴纳4000多万美元的遗产税。或许，当争论不休的政客意识到，在2010年的最后几周中，他们可能要为多起协助自杀事件负责时，他们最终会平息因遗产税而引发的争吵。

大多数人都愿意不计代价地延长生命，全球每年在癌症药物上的支出超过400亿美元。在美国，癌症药物销售额仅次于心脏病药物，位居第二，而且其增长速度是其他药物的两倍，其中主要是化疗支出。化疗在治疗某些癌症上已证明有良好效果，包括白血病、淋巴瘤及睾丸癌，如果这些癌症在早期被诊断出，化疗效果更好。

但在其他很多病例中，化疗效果极差。美国和澳大利亚针对癌症治疗展开的一项全面分析表明，所有癌症患者在患病5年之内的存活率大约为63%，而化疗仅仅提高了2%的存活率。化疗后明显没有任何效果的癌症可以列出很多，包括多发性骨髓瘤、软组织肉瘤、皮肤黑素瘤、胰腺癌、子宫癌、前列腺癌、膀胱癌和肾癌。

现在看看肺癌的情形。这是目前最普遍的致命癌症，美国每年死于肺癌的人数超过15万。常见的非小细胞肺癌的化疗费用超过4万美元，但是平均算下来，仅能给患者延长两个月的生命。托马斯·史密斯是弗吉尼亚州立联邦大学一位备受尊敬的肿瘤研究专家和临床医师，他分析治疗转移性乳腺癌的一种新化疗方法后发现，采用这种方法让患者每多活一年，其花费成本为36万美元，当然前提是化疗真的如期发挥疗效。不幸的是，化疗的作用有限：通常情况下，新化疗方法延长患者生命的时间不到两个月。

诸如此类的医疗成本使整个卫生保健系统压力重重，不堪重负。史密斯指出，癌症患者占据联邦医保病例的20%，却花掉了联邦医保40%的药物支出预算。

有些肿瘤学家认为，化疗带来的益处并不一定能在患者死亡率上反映出来。没错，在10个接受化疗的患者中，有9个都没有产生预期效果，但说不定在第10个患者身上就能发生奇迹。然而，鉴于其费用高昂、通常缺乏成效并且有相伴而来的副作用——大约有30%的肺癌患者在接受一个化疗疗程后会停止继续治疗，不愿忍受钻心的痛苦——为什么化疗仍被如此广泛地用作治疗手段呢？

可以肯定，牟利的动机是一个原因，毕竟医生也是人，也会受到利益的诱惑。肿瘤专家是收入最高的一类医生，薪水涨幅比其他任何医生都快，而他们过半的收入都来源于实施化疗和销售化疗药物。化疗手段也能帮助肿瘤医生虚报患者的存活率。将肺癌晚期患者的生命再延长两个月，看起来似乎没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在医生的眼里，没做化疗之前，患者或许也就仅能存活4个月。从数据上看，这可是相当了不起的治疗功效：医生将患者的剩余生命延长了50%。(www.daowen.com)

托马斯·史密斯没有怀疑上述两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了另外两个。

他说，对于肿瘤医生来说，夸大或者说盲目相信化疗效果是有原因的，化疗是很有诱惑力的治疗手段。“如果你的口号是‘我们将赢得抗癌之战’，那么媒体就会大力响应，予以大量报道，于是你会获得慷慨的捐款及国会的拨款。”他说，“如果你的口号是‘癌症仍在折磨我们，但情况已没有以前糟糕’，这就成为一种不受欢迎的宣传方式了。现实情况是，就大多数实体肿瘤——颅内肿瘤、乳腺肿瘤、前列腺肿瘤及肺肿瘤——的患者而言，他们的处境没有那么糟糕，但我们也没有取得长足的进展。”

还有个事实也得说明一下。肿瘤医生也是人。肿瘤医生得将实情告诉患者——他们即将死去，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医生对此也无能为力。“许多医生觉得，要将坏消息原原本本地告诉患者，告诉他们药物有时毫无作用，这是项非常艰难的任务。”史密斯说。

这项任务对医生而言尚且如此艰难，对于政府官员和保险公司高管而言岂不更是如此？毕竟他们要为化疗的广泛应用提供资金支持。尽管化疗有诸多缺点，但它似乎发挥了某种作用：给癌症患者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即史密斯所谓的“活下去的强烈渴望”。然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未来的某一天，或许是50年后，回顾过去，评述我们在21世纪初叶所具备的“尖端”癌症治疗手段，我们给患者提供的到底是什么治疗方案？

半个世纪以来，癌症死亡率大体没变，即每10万人中大约有200人死亡。这还是在30多年前尼克松总统提出“向癌症开战”后的比例，此后癌症治疗资金大幅增长，公众防癌意识逐渐增强。

不论你是否相信，这个稳定的死亡率事实上隐藏了某些好消息。在同期，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大幅下降，从每10万人中大约有600人死亡，下降到300人以下。这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前几代人而言，本可能死于心脏病的人很多活了更久，结果死于癌症。更确切地说，在新近诊断出的肺癌患者中，大约90%都在55岁以上（包括55岁），其中值年龄为71岁。

稳定的癌症死亡率还让另一个积极的趋势显得模糊不清。对于20岁以下（包括20岁）的年轻人而言，死亡率已下降了超过50%的幅度，20～40岁的人的癌症死亡率则下降了20%。这些成果是真实存在的，也是令人振奋的——而这两组人群的癌症发病率却一直在上升，鉴于此，上述成果就更显不易了。（癌症发病率上升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但饮食、生活方式及环境因素可能无法推脱责任。）

40岁以下死于癌症的人越来越少，而战争则让更多的年轻人丧命，不是吗？

2002—2008年，美国一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征战，现役军人年均死亡人数为1643人。而20世纪80年代同样的时间段内，美国并没有发动大规模战争，现役军人年均死亡人数却超过2100人。怎么会这样呢？

首先，那时军队规模比现在大得多：1988年现役军人为210万，2008年为140万。其次，2008年现役军人的死亡率，甚至比一些和平年份的军人死亡率更低，更高的医疗水平可能是军人死亡率下降的一个原因。但有个事实让人备感意外：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士兵的意外身亡率，比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军人死亡率还高。这似乎说明，训练与真正打仗的危险一样大。

此外，为了看得更透彻，我们不妨考虑以下这个事实：自1982年以来，美国大约有42000名军人在服役期死亡，大致相当于一年中美国死于交通事故的总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