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如果你能选择出生地的话,那么印度可能不是你最明智的选择。印度吹嘘自己为全球经济中的重要角色,经济发展迅速,但总体而论,这个国家仍然极度贫穷,平均寿命和教育普及率极低,环境污染严重,贪污腐败成风。超过2/3的印度人口生活在农村,能用上电的家庭几乎还不到一半,仅有1/4的家庭建有厕所。
如果生为女性,那就尤其不幸了,因为印度人有强烈的“重男轻女”思想。在已有两个儿子的印度家庭中,只有10%的家庭还想要个孩子;而在已有两个女儿的印度家庭中,大约有40%的家庭还想碰碰运气。对印度家庭而言,生下男婴,就像为自己开立了401(k)账户[1]一样养老不愁。男孩长大成人后,可挣钱养家,并在父母年迈体弱时尽赡养义务;而若是生了女孩,就意味着父母将不仅无人养老送终,还要在女儿出嫁时赔上嫁妆。长久以来,印度盛行的嫁妆习俗一直遭到社会的讨伐,但新娘父母在新娘出嫁时给新郎或其家庭现金、汽车或地产的现象,仍然十分常见。按照习俗,新娘家庭还应出钱操办婚礼。
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Smile Train)是一个慈善组织,在全球各地免费为贫困孩童实施唇腭裂修复手术。前不久,微笑列车工作人员在印度钦奈逗留了一段时间。当他们问及一个本地男人有几个小孩时,他的回答是“1个”。后来他们得知,那个男人的确只有1个儿子,但除此之外,他还有5个女儿。显然,女儿是不值一提的。他们还发现,在钦奈,有的父母会付给助产士2.5美元的报酬,让她闷死刚出生的先天性唇腭裂女婴。为了更好地利用经济手段,微笑列车给助产士开出更诱人的激励条件:每把一个先天性唇腭裂女婴送到医院做唇腭裂修复手术,即可得到10美元的奖励。
女孩在印度的地位如此卑微,结果导致印度女性人数竟然比男性人数大约少了3500万。如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言,男女人口缺口规模中的大多数女性,可被认定为死亡——要么由于间接原因(或许是因为偏爱儿子,父母限制女儿的营养摄入或就诊看病),要么由于直接伤害(女婴出生后被助产士或父母扼杀),要么死于堕胎(此类情形日益增多)。即使在最小的印度村落里,电力供应时有时断,清洁用水更难找到,孕妇也仍然会付钱请医生做超声波检查,如果扫描出是女婴,那么这个孕妇就会选择流产。近些年来,随着人工流产越来越普遍,印度以及其他重男轻女的国家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形越来越严重。
最后终于有机会长大成人的印度女性,几乎在各方面都面临不平等的待遇:挣的钱比男性少,享受的医疗服务及所受教育比男性差,而且还可能每天遭到丈夫的虐待。在印度一项针对全国国民的医疗调查中,51%的印度男性声称,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妻子把饭烧糊或未经允许离开家门,殴打妻子是合情合理的;而更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54%的印度女性认同上述说法。每年被烧死或死于其他类型家庭暴力的印度年轻女性超过10万人,其中很多是“索奁焚妻”(bride burnings)[2]的牺牲品。
印度女性意外受孕及感染性传播疾病的危险也极高,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极高。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印度男性在性生活中使用避孕套时的失败率超过15%。为什么会这么高?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声称,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规格生产的避孕套,相对于约60%的印度男性的阴茎而言,尺寸太大。这是耗时两年的调研得出的结论。调研过程中,科学家测量了1000多位印度男士的阴茎尺寸,而且还都拍了照片。“那种避孕套,”一位调研人员说,“不适合印度男性。”
面对如此之多的问题,要提高印度女性的生活质量,尤其要提升农村妇女的生活质量,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印度政府曾设法禁止索要嫁妆,严禁流产,但是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没人理睬这些法规。印度政府还出台了从资金方面扶持印度女性的计划,包括“我的女儿,我的骄傲”项目、大规模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此外还有各种国际救援机构实施的大量慈善项目。在“我的女儿,我的骄傲”项目中,只要农村孕妇不因女婴而流产,便可获得现金奖励;小额信贷项目的实施让印度女性可申请小额商业贷款。
印度政府还庄重地承诺,将让印度男性更便宜地获得更小尺寸的避孕套。
不幸的是,结果证明,大多数这类项目实施起来都复杂烦琐、成本高昂,因此有名无实。(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与上述方法不同的另一种措施似乎的确发挥了作用。这种措施,就像超声波扫描仪一样,依赖技术手段,但与女人本身几乎毫无关系,更谈不上与女人生孩子有何联系。这种措施既不是由印度政府执行的,也不是由国际慈善机构实施的。事实上,设计这种措施的目的,根本就不在于帮助任何人,至少不是以我们通常认为的方式帮助他人。这种措施不过是企业早就开发出的一种产品罢了,我们称之为“电视”。
印度国营的广播电视事业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信号很差,节目少得可怜,因此印度国民简直没有理由守在电视机旁。然而,近些年来,得益于电视和配送费用的急剧下降,印度一些地区已铺设了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网络。2001—2006年,大约有1.5亿印度人生平第一次看上了有线电视节目,可以接收到印度大城市和国外的电视信号。突然之间,在他们的村落里,处处播放着电视综艺节目、连续剧、新闻以及警匪片,声音此起彼伏,好不热闹。电视让很多印度村民首次真正见识了外部世界的魅力。
然而,并不是每个村落都能收看有线电视节目,有些地方也只是能在某些时段接收到信号。这种有线电视的普及状况,正好产生了经济学家热衷于利用的那类数据——趣味横生的自然实验数据。有两位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依据印度的每个村落是否(以及何时)能收看有线电视节目的数据,评估印度各地村民的生活变化情况,进而梳理出电视对印度女性产生的影响。
他们的分析数据来自政府针对2700个家庭(其中大部分是农村家庭)展开的一项调研结果。这项调研的对象是15岁以上(包括15岁)的女性,涉及的问题包括生活方式、个人偏好及家庭关系。调研结果表明,能收看有线电视节目的女性,仍坦然接受丈夫殴打妻子行为的人数比以前少多了,认同“重男轻女”思想的人数也比以前少了,而且她们更有可能自立。从某种程度上说,电视似乎正在让女性获得更多的权利,而这正是政府出台的措施所未能实现的目标。
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变化呢?通过收看电视节目,目睹世界各地女性的生活之后(她们随心所欲地打扮自己,花自己挣的钱,既不会被男人视为财产,也没有被定义为生育机器),印度农村妇女在生活中变得更独立了吗?又或者世界各地的电视节目让这些农村妇女感到羞愧难当,因而没有向调研人员如实相告,真实讲述她们所遭受的待遇有多么糟糕?
这是从调研中获取的数据,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个调研结果。人们的言行非常不一致。[3]而且,当一个无关紧要的谎言不会造成任何损失时,正如印度政府展开的上述调研项目,我们就要考虑到上述结论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失实。如果受访对象不过是在迎合调研人员,给出他们中意的答案,那么,或许她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撒谎。
然而,如果你能评估受访女性的显示性偏好或实际行为,那么你的工作就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奥斯特和詹森做到了。他们找到了能够证实印度女性的生活确实发生变化的强有力的数据:拥有有线电视的印度农村家庭,其婴儿出生率开始逐渐低于没有有线电视的家庭。(在印度这样一个国家,较低的婴儿出生率通常就意味着女性会有更大的独立空间,承受更少的生育风险。)拥有有线电视的家庭,送女儿上学的概率也更大,这表明女孩的地位逐渐提高,或者至少值得让人们将她们与男孩一视同仁。(值得注意的是,男孩的入学率却没有发生变化。)这些强有力的数据印证了印度政府公布的调研结果的可靠性。
看来有线电视的确让印度农村妇女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其影响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她们甚至再也无法容忍家庭暴力了。
家庭暴力减少抑或只是因为她们的丈夫忙于观看板球比赛,无暇顾及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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