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能比个体作出更好的决策(参看第九章)，但是，即使团体达成共识时也并不一定能发挥潜能。例如，布莱森(Burleson)研究了十个达成共识的团体，他发现，其中八个团体的决策都优于团体成员的个体决策，另外两个团体的决策比不上成员的个体决策。

伍德观察到妨碍决策制定的几个因素，包括团体成员缺乏必需的技能和信息，以及团体成员的社会需求阻碍他们对工作的参与。糟糕的操作程序(包括决策制定过程缺乏结构，集体共识未得到验证等)会损害决策质量。最后，坚持外在的地位特征会损害开诚布公的沟通，并阻碍批判性思维。凝聚力高的团体对自己的表现期望值高，实际表现也好；就系统化制定决策的团体而言，其表现也优于那些缺乏系统化的团体。如果团体成员以不寻常的案例作为代表性案例(即过度概括)，被动地接受专业知识而从不对此质疑，或者创造一些缺乏事实基础的假设情景，那么团体内部互动就会导致集体的推论错误。

给有效的决策制定带来特别问题的三种现象是：隐藏信息、群体极化和群体思维。

隐藏信息

有时，团体成员可能并没有真正交换他们个人所拥有的信息，或没有很好地使用共享信息。当团体共享作出最佳决策所需的信息，而成员个人私下掌握的信息却提示应选择次佳方案时候，就会出现隐藏信息。换句话说，如果团体成员选择共享他们私下掌握的所有相关信息，团体就会找到最佳解决方案。遗憾的是，团体成员自由讨论大家共享的已知信息，同时倾向于独享自己的信息，不愿与人分享。亨宁森(Henningsen)发现，当团体不再隐藏信息，愿意共享每个成员的独家信息时，就能作出更好的决策。

这与克洛克(Klocke)的发现相一致。克洛克注意到团体倾向于经历两种信息处理中的偏见：个人喜好偏见(即向成员最初有好感的信息倾斜)与共享信息偏见(即向所有成员共享的信息倾斜)。当大家能欣赏自己(也包括其他成员)的独有信息，同时也能欣赏跟他们最初喜好不一致的信息时，团体决策的质量就更高。当团体越变越小，成员之间不再有相同的信息时，信息共享亟待改善。很显然，这会迫使大家分享自己拥有的信息。

群体极化

团体成员能相互影响，也应该相互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倾向。该倾向指团体成员通常作出比个体成员最初的偏好更极端的决策(要么更冒险要么更谨慎)。换言之，跟刚开始讨论决策时相比，团体成员把自己向特定的方向往前推进了一步。对这一现象有两种解释。

社会比较理论(SCT)侧重心理因素。它提出，随着团体成员对彼此价值观的了解，他们希望自己看起来是“正确”的，可能会把自己的观点朝着他们认为团体会积极认同的价值观方向夸大。例如，如果你在政治上只是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但你所在的团体似乎十分看重自由主义思想，你就可能会忍不住夸大自己的自由主义程度。因此，如果团体或文化规范倾向于冒险(如美国文化中的众多商业决策)，团体就会倾向于冒险；如果文化规范是谨慎(如影响到一个孩子生命的决策)，团体就会倾向于谨慎。

第二个对群体极化的解释侧重认知因素。说服性论证理论(PAT)认为，某一特别方向上所作出的论断，因为其在数量、显著性和新颖程度的原因会使得团体成员倾向于该方向。因此，如果团体成员一开始偏向于冒险(或谨慎)，就会有人提出更多、更强地倾向于冒险(或谨慎)的论证。这些论证的说服力又推动整个团体转向于这个方向。

以上两个理论均已被研究证实。至于SCT和PAT中哪个能更好地解释特定团体在选择上的改变，取决于团体的内部情况。例如，海尔和波斯特(Hale＆Boster)发现，任务越不明确时，SCT似乎能越好地解释选择的改变；但当任务的模糊性降低时，PAT似乎能更好地解释这一改变。卡普兰和米勒(Kaplan＆Miller)发现任务的类型与选择的改变也大有关系：SCT更适用于解释需要做判断的任务；对于有正确答案的智力型任务PAT的解释更好。

克罗姆威尔等人就窃贼行为做过一个十分有趣的研究，该研究结果支持群体极化概念，并证实了在团体决策制定中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都起作用。窃贼们都认为与他人合作会让自己冒更大的风险，但证据显示并非如此。一般来说，窃贼以与盗窃目标相关的风险为基础对潜在目标进行定级。当他们合作行窃时，一个窃贼可能会指出其他窃贼没有想到的风险，因此，他们在一起会考虑到个人单干注意不到的一些风险。例如，三个小偷一组，其中两个把一幢屋子的风险级别定为6(10为风险最低)，但第三个小偷是女性，她指出作案时间是将近下午三点，很快就会放学，会有孩子在房屋附近玩耍。他们最后一致将该房屋风险级别重新定到2。

同时，窃贼团伙作案会明显地提高大家的兴奋程度，他们会互相怂恿。在同一个研究中，克罗姆威尔等人发现窃贼团伙会疯狂作案好几起，选择好几个目标下手，而独自行动的窃贼不会也不可能如此做。这些有关盗窃风险和谨慎的发现似乎不能同时成立，但通过如下解释就可以成立了。决定作案的窃贼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这种感觉因为同伙的在场得到强化，这种社会促进效应(social facilitation effect)可能会导致窃贼去冒更大的险。然而，实际上评定某个目标的风险度是属于要使用认知信息处理技能的低兴奋状态，这种技能在同伙在场时似乎也得以增强。因此，决策制定既涉及认知因素又涉及心理因素，这两个因素都受到他人参与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团体决策制定的主要优点之一，即“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在盗窃团伙决策制定的信息处理阶段特别有帮助。

所以，团体中盛行的某种准则和论证既可能损害团体决策质量，也可能提升团体决策质量。意识到这些正常的团体倾向的存在，有助于帮助团体避免决策制定中的偏见。

群体思维

群体思维(group think)是小团体中严重损害批判性思维的一个因素。艾尔文·詹尼斯(Irving Janis)最先提出这个词。当高度凝聚力的团体竭力想达成一致，甚至会压制不同意见和对立面的时候，就会出现群体思维，导致团体决策并非仔细斟酌的结果。团体的平衡向维持团体的凝聚力与和谐方向倾斜，而非向批判性地思考倾斜。詹尼斯比较了肯尼迪总统(John F.Kennedy)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两个决策。第一个是灾难性决策，发生在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在猪湾(Bay of Pigs)建立共产党政府后不久，美国决定入侵古巴，进攻猪湾。第二个被公认为有效团体决策的典范，发生在1963年。当时美国发现古巴有导弹发射场，还拍下了从苏联出发给他们运送核弹头船只的照片，随后美国对古巴实行封锁。詹尼斯对此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团体能作出质量相差如此之大的两个决策?他发现原因不在决策制定人的性格或动机上，而在他们所采用的传递过程。能作出有效决策和提出高质量备选方案的团体愿意面对公开冲突，挑战彼此的推理，验证所有信息和想法的准确性。詹尼斯发现，肯尼迪的顾问们在作出猪湾决策之前没有彻底地验证信息。这解释了这批受过高等教育的聪明人作为一个团体是如何面对相左的证据，坐视一个愚蠢决策出台的原因。

请注意，仅仅因为一个糟糕的团体决策并不一定意味着群体思维就是罪魁祸首。有时团体决策偏离正确的方向是由于不可控或不可预见的因素。团体在决策时不能全面且不带偏见地考虑可获悉的信息，唯有这种情况发生时，群体思维才是导致错误决策的原因。有高度凝聚力的团体尤其容易陷入群体思维的陷阱，因为凝聚力本身就会产生让全体成员在决策上达成一致的共同愿望。这又会导致成员有达成一致的压力，让他们害怕任何看起来会损害凝聚力的事情，尤其是害怕冲突。团体面临时间上的压力，而领导者又试图推进其喜欢的解决方案，甚至可能支持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隐藏信息偏见，此时团体谋求共识的压力会更大。

从成员表现出来的沟通类型上，我们可以看出群体思维。科林(Cline)比较了群体思维团体和非群体思维团体的对话，发现好几处惊人的差异。尽管两种团体中的不一致程度相当，群体思维团体明显表现出更高层次的一致性，而且取得的一致简单而缺乏依据。团体成员最后只是作出陈述同意他们的观点。相反，在非群体思维团体中表现出来的一致性，从本质上来说是真实的，不同的成员提供了不同的证据和推理以支持自己的主张。科林的结论是：在群体思维中，团体成员关心的是积极的成员关系和凝聚力，而非批判性思维。

群体思维在政府、商业和教育团体中司空见惯。几个灾难性的政策决策都涉及到它，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1986年发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决定，“挑战者”号在升空后就爆炸了。此外，群体思维还与美国商业中几个赤裸裸的不道德决策有关，包括Beech-Nut营销假苹果汁、E.F.Hutton用空头支票骗钱的决策和Salomon Brothers的在国债拍卖中的违法投标。在所有这些决策中，团体成员拥有本该预警其决策会失败的信息，但是偏见影响了他们对信息的处理，对和谐和凝聚力的渴望破坏了决策制定的过程。似乎在信息压力和规范压力(来自团体准则)角力时，支持一致性规范的影响会胜过共享和仔细评估信息的压力。

群体思维在有凝聚力的团体里并非难以避免。群体思维的前身，如高度的凝聚力和命令型领导力，不是天然就导致团体的机能障碍。群体思维的症状可能来自强大的社会情感凝聚力，在任务导向的凝聚力较弱时尤其如此。这一点被一项对凝聚力的元分析(即“对以往的研究结果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译者注)所证实，该研究发现：建立在成员之间个人魅力基础上的凝聚力会产生跟群体思维相关的问题；但如果凝聚力是基于对任务的责任，其影响则相反。当团体必须一致同意，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时，凝聚力的效应被夸大了。(www.daowen.com)

奈克和莫海德(Neck＆Moorhead)提出了一个改良的群体思维模型，该模型不仅包含这些因素，还把时间压力和决策的重要性也作为导致群体思维的因素加以考虑。他们认为，领导者的角色和团体的决策制定过程的有序性是两个调节因子，它们决定了凝聚力、时间和重要性这些先决条件，即是否会确实导致群体思维。领导者的行为举止非常重要。封闭式沟通类型的领导阻碍成员参与决策、不鼓励观点多样化、在讨论开始就陈述自己的观点，而且不强调明智决策的重要性。当群体思维条件具备时，和鼓励成员参与的开放式沟通风格相比，这种领导方式更可能产生群体思维。

解决问题和作出决策的过程中可能有很多失误。下一章，我们将向大家提供一些确保团体正确前行的具体建议。

要点回顾

影响解决问题和决策制定过程的因素很多，团体成员必须十分警惕。

1.损害决策制定的因素很多，包括以下事实：成员之间通常不彼此分享信息、不使用作出决策的系统流程，未能对共识加以验证，过于看重外在地位。

2.隐藏信息：成员集体拥有作出最佳决策所需的信息，但成员个体并没有拥有所需信息。如果成员能欣赏彼此多样化的观点，并主动去寻找和自己最初倾向相左的观点，这种情况可以被克服。

3.群体极化指的是团体倾向于作出比其成员独立决策时更极端的决策。这可能将成员过度地置于冒险/谨慎之地，损害决策。

4.社会比较理论对群体极化作出解释。该理论提出，团体成员希望在团体看重的价值观方面给彼此留下好印象，因而会在这些方面夸大自己的观点。

5.说服论证理论指出，团体成员相互获悉的论断的数量、新颖性和显著性都会将他们推向某一特定方向，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群体极化。

6.群体思维指的是团体成员未能进行批判性思考，未能彻底地评估信息。包括美国进攻古巴猪湾受挫和“挑战者”号发射在内的好几个灾难性决策，均被归咎于群体思维。

复习题

本章的开篇案例涉及密苏里州欧法伦市的市府官员，他们要为该市的水处理问题寻找一个长期解决方案。请回答下列复习题(如有需要，可重读该案例)：

1.在解决问题方法的系统性方面，欧法伦团体表现得如何?他们取得了集合效应吗?

2.功能性视角指出了圆满解决问题所需的一些功能，该团体在符合功能性视角所要求的功能方面做得如何?

3.团体在解决问题过程中需应对哪几种类型的问题?相对于其他问题而言，是否有些类型的问题更难解决?如果有，是哪些?

4.该团体比较三种现实性选择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你认为最终选择的方案——膜处理设备——比另外两个更符合标准?另外两种方案在哪些方面较弱?

5.欧法伦团体思维的批判性如何?案例中的哪些例子让你得出该结论?

6.有证据证明该团体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经历了群体极化或群体思维吗?

关键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