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们将文化和共文化沟通规则及模式描述为人们习得的东西以及获得的期待和行为。在美国，有很多共文化，一些共文化比另外一些更明显。基于不同的种族、性别、年龄和社会经济阶层，我们来审视沟通模式的差异。

基于种族的共文化差异

在本部分我们讨论非洲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之间的沟通差异。当然，西班牙裔与欧洲裔美国人，或者亚裔美国人与非洲裔美国人之间的关系也同等重要。事实上，在不久的将来，西班牙裔美国人将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正如他们现在是加州最大的少数民族一样，这将会对沟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之所以选择讨论白人—黑人之间的沟通，是因为现阶段这方面的误解最严重。2008年美国有史以来首位非洲裔美国人——巴拉克·奥巴马作为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这次总统选举第一次让所有的美国人直面他们意识中的种族问题，也因而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这一部分的讨论中，我们想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当我们讨论每个共文化的时候，好像该共文化的成员都会显示出单一且一致的沟通模式，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共文化成员之间沟通模式的差异普遍存在；一旦我们熟悉这些差异后，就可以在小团体沟通中更好地避免以偏概全地处理多元化问题。

非洲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相互视彼此为威胁，一般对彼此的评价也是负面的；因此，帮助他们互相理解尤为重要。实际上，我们对这两个群体的沟通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成见的。因此，选择以他们之间的沟通作为案例多少有些冒险，我们希望借此让大家充分理解并敏感地意识到一个事实：某些沟通的差异有其文化原因。我们十分认同奥比(Orbe)的研究结果，即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非洲裔美国人内部较大的多样性。

弗曼(Foeman)和普雷斯利(Pressley)总结了各种论述组织背景下“典型的”黑人沟通的研究(当然，我们已经提醒过大家，并不存在所谓的“典型”)。美国的黑人文化是一种口头文化，因此，口头的创造性和表达技巧就非常重要。弗曼和普雷斯利所谓的言语或非言语形式的“自信”(比如，一定要胜过别人的“吹牛”或是高视阔步地在街上走等)，在白人看来是“吹嘘”。黑人经理总是被认为太直接或反应过度。比如，在冲突中，黑人经理更容易直接和个人交涉，而白人经理则更倾向于间接地处理问题。结果，有些黑人就认为白人反应不够，而白人则认为黑人反应过度。黑人和白人在反应的程度(表现力)上有差异，黑人的反应既有言语的也有肢体的(如手势)，而白人的反应主要是言语反应。黑人较少与人有直接的眼神对视，但是，和白人相比，他们与对话伙伴的身体距离更近。这些文化沟通模式上的差异会产生严重的误解。比如，一个期待和对方有眼神交流的白人可能会不断重复自己的陈述或变换方式陈述以期望对方表示理解(比如眼神的对视)，而黑人则会感觉白人高高在上。

黑人文化比美国的主流白人文化更具集体性。比如，彭廷顿(Pentington)研究了美国中产阶级的非洲裔和欧洲裔母女关系后发现，非洲裔的和欧洲裔的母女在协调双方的关系上会使用类似的沟通策略，但是，非洲裔美国母女表达得更强烈，同时对亲密关系的愿望也更强；而欧洲裔美国母女则期望有更多的自主性并且偏好我行我素。

非洲裔和欧洲裔的美国人用言语表达自我的方式不同。黑人在使用语言上比白人更活泼并且喜欢玩文字游戏。弗曼和普雷斯利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为：遇到问题时，黑人一般会通过暗示的方法而不是直接指出问题，因为他们认为个人信息的披露应该是出于自愿的，暗示问题的所在不会让对方感觉受伤或感到必须回答。此外，黑人还使用“暗道”(backchannel)(或问—答的方式)表明自己参与交谈或讨论的兴趣。例如，在黑人教堂里，弥撒就像一场对话，会众会无拘无束地对牧师说：“阿门”、“开始吧”、“讲道吧”等，但这种现象在大部分白人的教堂里很少出现。黑人和白人使用“暗道”的区别，会产生误解并可能伤害对方的感情。

在美国，某个文化的成员要完全参与到由另一种文化成员主导的团体中通常是非常困难的。很多非洲裔美国人，其中不乏成功人士，都认为他们在美国白人的团体中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他们不可能真正地放松。他们以各种方式培养出双文化的能力——在非洲裔美国人群体中有一套行为，而在主要由美国白人构成的群体中则是另一套行为。这样平衡的做法可能会让人筋疲力尽，但是很多非洲裔美国人相信，如果他们不遵守主流欧洲裔美国人的沟通规则行为，会付出昂贵的代价。

基于性别的共文化差异

团体中性别角色的影响是我们在沟通中无法回避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影响。男性—女性是我们上文讨论过的影响小团体沟通的六大文化因素中的一个。社会性别(gender)是指男性和女性习得的特征及心理特征，而生理性别(sex)则是指男性和女性的生理特点。文化以及我们对社会性别的建构会影响我们在团体中的行为方式和选择沟通的方式。里奇(Reich)和伍德(Wood)对小团体互动中女性和男性行为进行研究后发现了四大主题。这些主题并不代表男性和女性之间绝对的差异，而是程度上的区别。我们就从它们开始讨论社会性别、生理性别和小团体沟通的问题。

首先，男人和女人在行为的表达性(expressive)和工具性(instrumental)上存在差异。表达性行为反映情感和关系。比如，在开会前，谭亚问查理他所担心的微积分考试情况。工具性行为则是为了完成团体的任务。查理可能会和谭亚说会后再谈考试的事儿，他们首先要讨论的是团体项目的进展。

其次是和“关系”(relation)及“任务”(task)的区别有关。女性表达性的行为比较重视关系，倾向于表现出对他人的关爱及乐于提供帮助的心愿。笔者认识的一位女性领导擅长在会议之间和团队成员通气，尤其是在成员间有分歧时更是如此。她的努力为团队营造了和谐的关系，有助于团队顺利运转。

第三个区别是“强迫性”(forcefulness)的区别，它涉及团体成员在谈话中如何发言、打断他人的谈话、争取个人的空间或者要求他人的关注等。它还反映了沟通中武断和直接表达的程度。男性倾向于发言较多、打断别人较多、需要更多的个人空间、更容易自我推销，也更自信。男性更倾向于说“好吧，我想我们应该这样做”，而不是“这个想法听起来不错，不过，不知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此外，在个体(individual)和团体(group)导向上也存在区别。女性往往表现出更多地强调团体是一个整体的集体性行为(如“我们在收集所需信息方面做得很好”)；而男性则倾向于强调他们自身的成就和个体地位(如“我想我在研究我们的主题方面完成得很不错”)。

上述要素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生理性别差异。虽然男性和女性在行为上可能倾向于表现出以上的性别差异，但是这些实际上是男性或女性都可能具有的社会性别导向。比如，在我们开篇的案例中，为强调自己的能力玛莎表现出更多男性的沟通特点，在别人看来玛莎“对自己有很高的评价”。

有趣的是，在小团体中，生理性别似乎起到了一个标识地位的作用。普洛勃(Propper)发现，在男女混合团体中，对女性所提供的信息评价更严格。在团体决策过程中，就团体利用信息的可能性来说，男性提供的信息是女性的两倍。普洛勃指出：生理性别可以被用作地位的标识，而这会使女性的专长在决策中处于劣势地位。塔普斯(Taps)和马丁(Martin)发现，在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团体中，说明自己的观点是个人意见的人(如“根据我以前的经验，我认为……”)更有影响力且更受其他成员的欢迎。但是，在有一位女性成员的男性团体中，说明自己的观点是有他人意见支持的人(如“根据Smith博士的研究，我认为……”)更具影响力。而在男女比例相当的团体中，说明自己的观点是个人意见还是有他人意见支持，对陈述者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没有什么影响。

女性似乎理解这种生理性别和地位之间的关系。一项针对用计算机辅助手段匿名沟通的团体的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泄露”自己的生理性别。女性会隐藏自己的身份信息，甚至会假扮成男性，在计算机辅助的互动中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因为她们相信不暴露身份更具影响力。

从很多方面来说，以偏概全地谈论男性和女性行为都具有误导性。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看到，尽管男性和女性在团体中的行为可能或实际上是类似的，最重要的是人们怎么认知这些行为。其次，和所有的文化因素一样，如果该因素在当时并不是相关因素，其他的因素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更大。比如，卡纳里(Canary)和斯皮茨伯格(Spitzberg)在他们对小团体冲突的研究中发现：对成员行为的认知取决于其他因素而非性别因素。他们认为，决定效果的是处理冲突的方法(如采取双赢策略)而不是生理性别，当人们采取双赢的策略时，会同等对待男女的行为。

很多因素会导致我们对此的概括更复杂化，如任务的性质、团体的构成、成员的角色、可以用来猜测地位的行为及个人身份偏好等，都会综合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差异带来的影响。和对待任何文化变量一样，我们在对待性别差异时应避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即男性只能是这样，而女性只会是那样，而且，只有这样是好的或者只有那样是好的。格罗(Grob)和其同事在研究小团体沟通情境下的性别差异中发现：这一领域里的学术研究过多地把焦点放到男性和女性的差别上，而对男女之间相似性的研究很少。当男性和女性被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对待时，我们就倾向于对男性和女性抱有成见：男性都是工具性/力量型的，而女性则是关爱性/缺乏力量的。在上文里奇和伍德的研究中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两分法：表达性/工具性、任务型/关系型及个体性/团体性。

典型的力量型发言被定义为发言中有很多打断他人的情况，很少使用保留意见(如“这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难道不是还得考虑执行解决方案的成本吗?”)和反诘问句(如“提高学生学费会导致辍学率升高，不是吗?”)等缓和气氛的表达方式。人们一般认为，女性通常使用更多的保留意见，男性则倾向于更多地打断他人且不喜欢被别人打断。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理论视角，不再强调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而是强调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相似性，我们就不太会用两分法看待他们的行为。格罗及其同事发现，男性和女性打断他人谈话的频率相似，在使用保留意见和反诘问句上也类似。实际上，他们发现在团体中被打断更多的是男性。但是，他们还发现在打断他人谈话时，男性比女性更成功。

上述讨论的目的是什么?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必须看到文化之间存在很多相似性，团体内部的差异比团体之间的差异更多。将男性和女性仅仅视为具有不同社会性别的成员会掩盖在男性和女性沟通中起重要作用的其他文化因素(如种族、民族、年龄和社会阶层)。还记得我们在先前的讨论中提到：来自偏女性文化的团体成员，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均表现出重叠社会性别角色的偏好，而来自偏男性文化的团体成员，则表现出以传统的方式更清晰地区分社会性别的角色。其次，以非此即彼的方式讨论男性和女性的差异通常会使我们陷入破坏性的价值评判，即要么这么做，要么那么做，没有中间道路，也不能两者兼顾。无论是对女性还是男性，任何一种沟通选择或行为都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插话可以用来表示对某个观点的支持，保留意见也可以用来顾全某个团体成员的面子，或者帮助另一位成员维护积极的形象，而反诘句对于团体就某个问题统一意见的时候特别有用。最后，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团体内而不是一对伙伴内的男性和女性行为。在男女混合的团体里，典型的男性、女性行为更少，在团体随着时间发展而发展时，团体成员一般表现出不同的相互影响模式。团体成员是复杂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他们的关注不应该在于一个人在团体中实现某个角色，而在于团体成员如何为了团体的成功而尽职负责。

基于年龄的共文化差异

在多年的教学中，我们注意到班级里比25年或30年前有更多“非传统”(如年龄大)的学生。我们还注意到那些对教师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如刺杀肯尼迪总统、越战、水门事件等，均已成为学生们只能从书中才能读到的历史。年龄差异和代沟对教师和学生产生了有趣的挑战；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必须不断地参与到跨年龄层段的团体中。(www.daowen.com)

奥比注意到，共文化的模式源于同文化成员的生命经历。人们共同经历的重大事件对共文化团体成员的世界观和沟通偏好形成有很大影响。希克斯(Hicks)研究了与现阶段主导美国的四代人相关的事件，找到了挑战不同年龄段团体有效沟通的几大关键差异。当然，以下对几个年代人的描述难免有些过分概括；但是，诸如政治刺杀、互联网信息爆炸等重大事件确实影响相应年代的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建设者”们(builder generation)是指1901至1945年间出生的人，他们经历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经历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四届执政、小儿麻痹症流行疫情、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射原子弹及“恐共”和“赤色恐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20世纪50年代普通人可以第一次买房、买车的经济繁荣时期进入成年。这代人一般对金钱比较谨慎、延迟满足、相信自律、自我牺牲及为公共福利奋斗。作为团体成员，他们倾向于珍视一致性和性别关系中的传统角色，他们可能会缺少自发性，却能为团体带来忠诚和稳定。

“婴儿潮”的一代(boomer generation)伴随电视的广泛普及长大成人。出生于1946至1964年间的婴儿潮一代经历了越战、美国政治领导者被刺杀和因水门事件引发的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他们是自信的一代人，愿意挑战权威和解决大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代人是人数最多的一代，如此巨大的人数本身就意味着生产商和营销商一直在考虑如何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婴儿潮的一代相信他们总是正确的，他们自恋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可以完全不按规则行事。当然，他们也愿意努力工作并期望在工作中实现自我。商业中的“团队”概念就是由他们带来的。

“新新人类”(X generation，Gen Xer)生于1965年至1976年，夹在巨大的两代人之间。他们是经历离婚普遍化的第一代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就是胸前挂着家里钥匙的“钥匙儿童”。他们感受到被抛弃或感情上被忽视，与其他代人相比，这代人自杀率更高。他们相信自己有权享受幸福生活，且不愿意等待。他们想证明自己，但是却感到婴儿潮的一代人不给他们机会。他们非常灵活、喜欢多元化的观点，习惯改变。“新新人类”表现出对多样性的执著，比起一致性，他们更珍视多样性。

最后一代人是“网络一代”(net generation，N-gen)。他们生于1977年至1997年，他们是人数最多的一代人，但是，他们太年轻，人们还无法完全地感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是第一代完全相互联系的人——伴随着计算机、电子邮件、电子答录机、手机、声音邮件、CD和DVD长大。他们从来不知道还有过一个没有艾滋病的世界。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互联网和戴安娜王妃的去世。这一代人通过电子方式与朋友保持联系，不管他们的朋友是否分散各处。网络一代从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协同工作；他们喜欢处在团体环境下，思想开放、宽容大度，他们的思维不是直线性的。但是，他们也不喜欢服从官僚和组织规则。

一旦团体成员对不同年代人之间的差异不敏感，就会严重地消耗团体资源。比如，格洛丽亚是一所大学校委会的主席，校委会的成员既有“建设者”、“婴儿潮”，也有“新新人类”的学生代表。在电子邮件刚刚在大学普及的时候，婴儿潮一代的学生们因为是伴随电脑长大的，已经习惯使用电脑和电子邮件；但是有一位“建设者”则拒绝使用电子邮件沟通，他执意要用书面备忘录。克罗恩(Krohn)的研究恰恰支持这个例子表明的倾向：他发现和网络一代相比，“建设者”一代对感情化的东西相对抗拒，偏爱更加个人化的书面联络。由于这个“建设者”是校委会的重要成员，格洛丽亚还是为他打印出所有电子邮件，并通过校园邮递将打印出来的纸质文件寄给他。多年后的今天，尽管“建设者”和“婴儿潮”一代人还没有学会像网络一代那样自如地在网络上“遨游”，但几乎每个人都使用电子邮件了。

笔者曾经观察过一个课堂小组，这个小团体遇到的困难部分正是由大家没有觉察到不同年龄段成员之间的价值差异引起的。属于“婴儿潮”一代的一位团体成员，其年龄相当于网络一代的母亲，她试图组织团体的工作、确定有规律的见面时间、协调团体在图书馆的调研。在她的周记中提到一位“网络一代”的学生抱怨她像妈妈一样命令其做事，很难将这位“婴儿潮”一代的同学视为与自己平等的“同学”。“网络一代”的成员对调研安排有不同意见，打算建议使用其他方式搜集信息——如使用互联网进行调研——却感到很难反对一位总是让自己联想到母亲的同学。最后，部分程度上因为那位“婴儿潮”一代的同学的敏感，这个团体得以开诚布公地谈论成员之间的年龄差异，并且相互学习。这个团体成员表现的差异中有一点特别有趣：“网络一代”的成员首先想到使用互联网做研究，而“婴儿潮”一代的成员首先想到的却是纸质印刷资源。

对小团体内成员的年龄差异并没有很多调查。对使用媒体的研究表明不同年龄的人在使用媒体上存在差异。郭(Kuo)的研究显示：台湾的“新新人类”比其他人更多地使用电子媒体。萨哈(Shah)和同事的研究总结了使用媒体获取信息的不同模式：“建设者”一代人使用报纸获得信息，“婴儿潮”一代使用电视，而“新新人类”则使用互联网。提姆曼(Timmerman)在对垒球和垒球队的年龄和种族多样性的研究中发现：垒球队表现差异与队员的年龄和种族差异有关。球队成员的多样性与球队表现之间的负面关系似乎只是在近20年才出现的新现象。提姆曼推测，对任务互赖性较高的球队，如篮球队，多样性可能给球队带来更多的挑战。这些研究表明，应该进一步研究与年龄相关的共文化差异的影响。

基于社会经济阶层的共文化差异

小团体内社会经济阶层的差异对小团体沟通的影响，同样缺乏广泛的研究。但是，不少研究证明了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在沟通模式上存在差异。尽管我们认为自己身处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在卡特琳娜飓风灾难的新闻报道中，很显然，通常应对灾难的计划是由中产阶级及中产阶级以上的美国人设计的，并且也是基于中产阶级生活情况而设计的(如在撤离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家车)。由于计划未能考虑到较低社会经济阶层的美国人的生活和行为模式，对新奥尔良的穷人来说，他们在风暴到来之前根本无法撤离城市，这一计划简直就是灾难。社会经济阶层的划分并不仅仅基于收入。杰克曼(Jackman)发现社会阶层的区别是由受教育程度、工作的权威性和技艺等要素决定。此外，人们很容易根据社会经济条件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当杰克曼研究的参与者被问及特定的职业属于什么社会经济阶层时，他们的回答惊人的一致。此外，阶级差异还会产生价值和沟通模式的差异。埃利斯(Ellis)和阿姆斯壮(Armstrong)通过研究电视节目中对中产阶级和非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以下或穷人)家庭的描述，得出一些不同阶级的人在沟通上的不同之处。比如，中产阶级男性比非中产阶级男性更习惯于用较长的句子和复杂的表达方式。中产阶级的男女均习惯于使用更多的副词。中产阶级人从来不用“ain't”^[1]这个词，因此，这个词成为非中产阶级的标志。

家庭内部的沟通也表现出不同的阶级沟通模式。里奇(Ritchie)发现，家庭中如果父母的工作开放度和权威较高的话，即属于较高社会阶层的父母一般在家庭交谈中表现出更多的主导型，更少的服从性。乔丹(Jordan)考查的家庭表明，社会阶层、时间观念和使用媒体这三者之间存在关联度。中产阶级及以上的家庭在社交中会提醒孩子注意时间期限并管理自己的时间。他们在家中安排活动方式是直线型、顺序型的，他们鼓励孩子一次做一件事情，完成一个任务之后再开始另一个任务。他们会事先计划时间表并遵守。而劳动阶层的家庭习惯松散的时间管理模式，一般同时做几件事情：边看电视、边吃饭、边互相聊天。一般不事先计划时间表，即便有时间表随时也可以更改。乔丹推测，家庭对时间的使用和他们把时间作为一种资源的意识有关。人们对时间资源的意识是有社会经济阶级差异的。比如，中产阶级及以上阶层的家庭将时间视为稀缺的商品，因而必须好好管理不能浪费，他们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样对待时间。在这样的家庭里，对媒体的使用，尤其是看电视通常被视为浪费时间。劳动阶层的父母既不认为看电视是在很好地利用时间也不认为是浪费时间。有趣的是，劳动阶层的父母比中产阶级或以上的父母更关心媒体的内容。在不同社会经济阶层成员组成的团体中，这些不同的偏好会导致成员对团体恰当行为在认知方面的微妙差异。

对小团体内部社会经济阶层差异所带来的影响，目前还没有任何相关研究。但是，我们在自己的教学中观察到，对沟通的一些影响(通常是负面影响)往往基于社会经济阶层的差异。佩恩(Payne)最新的一本书中描述了几种主要的沟通模式，它们均与不同阶级的共文化有关，并会导致问题产生。佩恩是一位教师和小学校长，她成功地和来自她称为“多代贫穷”(generational poverty)背景的孩子和成人交往，这些“多代贫穷”的家庭中，至少有两代人经历了贫穷。佩恩注意到，来自贫穷、中产阶级和富有阶层的人在沟通和日常生活规则上都表现出差异性。每个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阶级优越感”，都以为自己的沟通和日常生活规则是恰当的，而且也是被另外两个阶层的人所了解的。中产阶级在美国主要包括教师、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他们认为“每个人都知道”行事为人的规则，只是穷人和富人的价值观及沟通规则和他们不同罢了。但是，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中产阶级重视成就，他们相信自己现在的选择会影响未来。而来自“多代贫穷”家庭的个体一般专注于现在。他们相信未来掌握在命运的手中，自己无论怎么做都很难带来改变。富有阶层的人对过去尊敬有加，他们的决定都是基于传统和历史，他们重视社会关系。

佩恩注意到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交谈方式。有“多代贫穷”背景的人一般把交谈作为一种娱乐方式。所有的交谈语体风格都是随便的——这种非正式闲聊通常只会出现在中产阶级朋友之间的沟通中。这种交谈的特点是：用词模糊、句子不完整、依赖非言语信号传达完整的思想、有限的400—800的词汇量。叙述的模式是循环的，谈话者在切入主题之前一般先兜好几个圈子。而中产阶级和富有阶层在大部分交谈中则采用正式的语体风格：句子完整、句子结构和句法标准、词汇量更丰富以及使用特定的词汇。叙述的模式是开门见山的。表4.3中分别以非正式和正式的交谈方式叙述的《灰姑娘的故事》，表明了这两种交谈之间的差异。

表4.3　灰姑娘的故事(分别以正式和非正式的语体风格讲述)

出处：Ruby Kpayne，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Poverty(Highlands，Texas：aha!Process Inc.，2001，47—48。

以正式语体风格方式叙述的故事是以时间顺序叙述的，从故事开始讲到结束，叙述了原因、结果和结论。这是典型的解决问题的顺序模式——首先发生了什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而以非正式语体叙述的故事更有意思，它要依靠听众的参与。叙述者期望听众能够“跳进来”帮着一起讲故事。对中产阶级的读者来说，这样的故事显得杂乱无章。但是，我们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故事有其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的基础是情感，一定要强调故事中最感人的要素。

这些区别很有意思，我们讨论这些区别的要点是强调成员多元的团体所面临的潜在挑战。设想一下，一位期望开门见山的团体成员和一位说话爱兜圈子的成员交谈该是多么沮丧呀。同样，说话风格色彩丰富、螺旋跳跃的成员和一位按部就班、直入主题的成员搭档该是多么粗鲁和枯燥!因此，对团体成员来说，理解彼此的规则和假定非常重要。

对共文化团体成员的挑战

上文对种族、性别、年龄和社会阶层的讨论并不深入，因为我们的目的是鼓励大家在思考自己的行为时要敏感地关注那些可能给团体沟通带来问题的种族、性别、年龄或社会阶层优越感的行为。奥比认为，不属于主流文化的共文化成员有可能在团体或组织中被边缘化。如果他们希望自己的观点不被忽视，必须耗费精力思考如何使自己的沟通影响主流文化的成员并被他们所接受。尽管他们可以采用很多策略，却未必成功。

科奇梅耶(Kirchmeyer)最新的两个研究表明，团体中的少数民族成员通常是贡献最少的成员。对此的两个合理解释是：第一，少数民族可能缺乏对团体的归属感；第二，他们可能在自己的文化中十分擅长沟通，但缺乏在由白人组成的团体中的有效沟通技巧。由于少数民族的身份会影响团体成员对团体的贡献水平，科奇梅耶提醒大家，多元文化组成的团体，其最终产品未必代表所有成员的多元视角。特鲍尔(Teboul)对组织雇佣少数民族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他指出，少数民族新雇员在真正成为组织一员方面会遭遇更多的困难，经历更多的孤立无援，并了解某些对他们关闭的关系之门。这对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一种损失。不管我们是黑人还是白人、年轻还是年长、中产阶级还是穷人、清教徒还是犹太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我们必须认识到彼此之间的差异只是差异而已。

在电影《恐惧的颜色》(The Color of Fear)中，八位不同种族的人一起讨论他们对种族主义的个人经历。传播学者Tadasu Imahori是一位日裔美国人，他谈到这个电影中欧洲裔美国人认为在美国并不存在种族主义的问题。他说自己很容易理解那些经历过种族主义的人，但是无法让白人相信他们这些经历的真实性。这正是我们在本章中想传达的主要信息：在小团体中必须要求所有成员表达并承认他们各自的感受、见解和观点。某人可能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并不意味着该见解不存在、是错误的、缺乏教养的或愚蠢的。我们必须学习带着多样性有效地工作。不能做到这一点会伤害团体成员的感情。妖魔化美国主流文化中的个体、促生反歧视、认定某些团体或个人必须对所有基于多元化的问题负责、强化陈规陋见等等，这些均让每个人都感到挫败和沮丧。如果我们无法接受和鼓励团体的多元化，我们就剥夺了团体从每一位成员那里获得想法、创意和解决问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