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差异性的特征有很多研究。我们将重点介绍与小团体沟通特别相关的六个特点：世界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的避免、男权主义—女权主义及高情境—低情境沟通。正如文化内和跨文化沟通一样，每个维度都体现为一个连续的区域。我们会对连续区的每一端都进行描述。但是，我们应认识到，文化并不会表现为排他的任何一端。文化是复杂的，表现出以下特点，且程度各异。表4.2是对这些特点的总结。

表4.2　文化的维度及其特征

(续表)

世界观(worldview)

世界观是指人们感知世界性质、世界与我们的关系及生命目的的方式。每种文化都有各自的世界观，以此来解释为什么事情以现有的方式存在，以及人类在这一宏大的生命场景中处于何种位置。比如，在“存在导向”(being orientation)的文化中，人们相信命运是所有和人类有关事件的主宰，由于相信命运是注定的，人们更倾向于“顺其自然”。而“行为导向”(doing orientation)的文化恰恰相反，人们相信自己是命运的主宰，或者至少人可以对事件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人们的世界观是“事在人为”。美国是“行为导向”的文化。美国人首次见面的寒暄就是：您高就?在其他文化中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对方是谁，而不是对方干什么。他们的寒暄会问及：您父母是谁?家人呢?您性格好吗?存在导向的文化包括亚洲文化和很多美洲土著文化，它们将生命视为一条流动的河流，人们更应该顺流而行而不是试图逆流而上。

就团体内沟通行为而言，“存在导向”的成员重视耐心，他们任由事情以其自己的节奏发展而不是强迫得出一个结论。美国人则非常具有“行为导向”，想马上切入正题尽快把事情办好。当代表这两种不同文化的成员组成团队时，达成共识就会变得极具挑战性。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一些文化重视个体目标，而另一些文化则重视团体的目标。古德昆斯特(Gudykunst)和汀-图梅(Ting-Toomey)注意到在个人主义的文化里，个体得到极致的发展，甚至是以牺牲集体为代价；在集体主义的文化里，集体的需要更重要，个体应适应集体。美国人崇拜“特立独行”的人，“我”的身份高于“我们”。因此，他们更重视个人发展、自我实现、个人的兴趣和成就。如果个体感到其个人的价值、信仰和偏好不能与集体的相妥协，人们会鼓励该个体离开集体。而大部分的亚洲、美洲土著和拉美文化(包括美国国内的墨西哥族文化)则恰恰相反。正如中国谚语“枪打出头鸟”所言，如果一个团体成员脱颖而出，团体有权利甚至有义务迫使其认同团体。集体主义的文化重视团体内部的合作和逐渐达成共识，而非在个体观点的交锋中直接对抗。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混合文化小团体中非常重要。比如，个人主义文化的团体成员相对更独立，而不是更依赖其他成员，他们比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更重视表达的清晰性。研究显示：在讨价还价时，集体主义文化的买方和卖方能获得更高的共同利润。即使交谈的机制可能会受到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导向的影响，卖方的集体主义是共赢的关键。Oetzel对一个由欧洲裔美国人和日本学生组成的团体与其他由纯欧洲人或纯日本学生构成的团体进行研究，在对这些团体成员的轮流发言进行观察对比后发现，和单一文化成员组成的团体相比，混合文化团体中的成员轮流发言的分配更不平等，而欧洲裔美国学生发言的次数最多。成员轮流发言的平等分配对团体动力很重要，因为它呈现有效决策的沟通特点。

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权力距离。所谓权力距离，是指权力或地位差异最大化或最小化的程度。在低权力距离的文化中，如奥地利、以色列和新西兰等，人们相信权力应该平均分配。美国属于权力距离相对低的文化，美国的《独立宣言》宣告“人生而平等”。在美国人看来，一些人仅仅因为出身不同，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或美德就获得更多的特权是不公平的。而在菲律宾、墨西哥、伊拉克、印度等权力距离较高的文化中，一般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在高权力距离的文化中，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有其适当的位置，享有权力的领导者或其他人理所应当享受特权，享有权力者的权威不容置疑。

拉斯提格(Lustig)研究了权力距离对小团体沟通的影响，结果显示：权力距离与领导力类型和偏好、一致性和讨论程序都有关系。高权力距离的文化更重视权威式、指挥式的领导；低权力距离的文化则重视参与式、民主式的领导。美国人基于自己的种族优越感倾向于假定每个人都希望有机会参与到可能影响自己的决策中。这一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根植于美国低权力距离的文化中。但是，一个试图在墨西哥或菲律宾文化中推行参与式领导的美国团队领导者很可能被视为无能或不称职。权力距离还涉及团体成员对讨论程序的偏好：低权力距离文化中，团体成员相信不管地位高低，每个人的观点都应受到重视，因而，他们喜欢参与到团体沟通和决策中；而在高权力距离文化中司空见惯的是由领导者决策，成员的参与度极低。在高权力距离文化中，人们相信，地位低的团体成员应该服从地位高的成员；而在低权力距离文化中，团体成员一般很少选择“服从”。

避免不确定性(uncertainty avoidance)

避免不确定性是指特定文化中人们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容忍方式。不可预见性是否令人焦虑和急切呢?避免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文化对模糊性有较高的容忍度，更愿意冒险，严格的规则较少，并能接受一定的偏差和异议。英国、瑞典、中国香港都是避免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文化。如本章开篇的案例中，软件公司的职员着装休闲，没有太多的规则束缚。而在避免不确定性程度标尺的另一端，如在希腊、日本和比利时，人们则偏好尽量避免模糊性。这些文化会确立各种规则和明确的行为规范，从而确保个体有足够的安全感。这样的文化期待社会成员的行为符合行为规范的标准，一般不会欣赏不遵守规范的行为。源于该文化的人们通常具有高度内化的工作伦理。美国是避免不确定性程度相对低的国家。

当人们源自不同的避免不确定性程度的文化时，他们共事就会感受到彼此的相互威胁。避免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到团体的领导方式、一致性和讨论模式。避免不确定性程度高的文化成员依赖明确的规则，要求一贯地执行规则并希望领导者安排好团体工作的结构且行为独断。他们喜欢结构明确、程序清晰。而避免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文化则相反，人们更偏好民主式的领导。避免不确定性程度高的文化重视可预见性和安全性，不遵守规则的行为会给这种可预见性带来威胁，服从领导者和集体的意见是这种文化的常规；而避免不确定性程度低的文化则容忍甚至鼓励人们持有异议和不同意见。拉斯提格和卡索塔(Cassotta)的研究假定：避免不确定性程度高的成员应该会让团体更具有任务导向，而避免不确定性程度低的成员则有助于团体更具关系导向。这也恰恰是本章开篇的案例中玛莎和软件设计团队之间的主要分歧：软件设计团队需要一个适合其他团队成员的人，他们更关注“关系”，而玛莎则是“任务”(“我”)导向的，显然不符合设计团队的期待。(www.daowen.com)

男性—女性(masculinity-femininity)

男性文化是指重视典型男性行为(如果断、掌控等)的文化，女性文化则重视相互关爱和呵护的行为。日本、奥地利、墨西哥、委内瑞拉等都属于男性文化，男性文化褒奖成就、重视财富积累、富有进攻性等其他我们称为“大男子主义”的行为。北欧、荷兰、泰国等则属于女性文化。女性文化重视人际关系、彼此呵护、重视服务和关爱，尤其是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关爱。美国基本上算是男性文化。

拉斯提格观察到女性文化和男性文化会影响若干与小团体相关的因素。他的研究表明：男性文化偏好控制式、指挥式的领导风格，重视客观性、控制性及权威式的领导风格所展现的特质；而女性文化则重视关系和主观性，更喜欢参与式、民主式的领导风格。典型的男性文化重视果断坚毅和雄心抱负，不怎么重视一致性；而典型的女性文化则重视合作、基于团体的决策，并期待和重视一致性。在高度男性化的文化中，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差异性更强。男性更倾向于承担与“任务”有关的角色，而女性则承担与“社会情感”有关的角色。这一差异也会影响人们在小团体中承担的角色，包括谁可以竞争做领导者，是否接受女性担任领导者或其他较高地位的职务等。

低情境沟通和高情境沟通(low-context and high-context communication)

我们讨论的最后一个文化特点是低/高情境沟通。在低情境沟通中，信息的主要含义是通过语言或明确的信息来表达的；而在高情境沟通中，则是通过特定的情境特点所传达。换言之，在高情境文化中，没有表达出来的信息比表达出来的信息更重要。在高情境文化中，人们高度认同的是：语言并非必需，文化中的成员共同分享相同的理解，很多信息不言而喻。比如，有个学生是天主教徒，尽管她不懂意大利语或法语，但是她在意大利和法国参加教堂的天主教弥撒的感觉和在家里一样。从情境中，她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而在低情境文化中，如，德国、瑞士、北欧各国和美国，人们重视直接、明确、清楚的陈述，希望别人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样，不管在什么情况(情境)下，都不会留下让人怀疑的余地。在这样的文化里，不同情境下相同的言语信息的含义基本上也是相同的。比如，不管是和同事开会，在家里吃饭还是在教会同工会上，“不，我不同意那个想法”的含义基本上是一样的，不会引起歧义。而在中国、日本、韩国等高情境文化中，相同的言语信息在不同的情境下的含义可能完全不同。在这些国家，人们偏爱可以不同方式理解的模棱两可的表达，因为这样有助于和谐，不会让人丢“面子”。在中国，人们更多会用“也许我们可以尝试其他做法”来表达不同意见，而不会直截了当地说：“不，我不同意你的想法。”只有十分擅长中国式沟通模式的人才能区分一个陈述到底表达的是“不，我不喜欢”还是“我很喜欢，但是，要达成共识还得慢慢来”。此外，我们还要敏捷地捕捉情境中的一些“线索”——比如，到底一个陈述是回应老板的建议呢?还是回应一个年轻同事的建议?这实在是太复杂了!对于低情境文化的美国人来说，中国人说话简直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低情境文化更具个人主义，而高情境文化则更倾向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以团体的共识为基础，个体尽量不会冒险冒犯团体里的其他成员，因为这样可能会破坏微妙的和谐平衡。模棱两可可以让个体尝试性地而非直接地表达观点，从而不会直接与他人发生冲突也不会破坏平衡。由于美国这样的低情境文化具有文化的多样性，很少有什么是可以想当然的，言语技能可能就更必需并且更重要。而在像日本这样的高情境文化中，文化的同一性程度很高，在沟通过程中人们可以依靠更多的言外之意。实际上，大部分日本人比美国人都更重视沉默，并对展示言语技能心存怀疑。

试想一下，一个来自高情境文化的团体成员与一个来自低情境文化的成员沟通该有多难!我们曾观察过一个既有美国学生也有台湾学生组成的团体。在讨论中，美国学生表现积极，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美国学生都会直言不讳。而在台湾文化中，必须以非常微妙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所以该台湾学生安静、矜持的态度让美国学生着急，他们希望台湾学生像自己一样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美国学生越是要求台湾学生表明自己的立场、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台湾学生越是退回到自己熟悉的模棱两可、转弯抹角的行为模式中，双方的误解颇深。

以上讨论的六个方面是指导我们判断在特定文化中人们的言语和非言语沟通行为是否适当的标准。在第二章我们讨论了文化差异对非言语沟通的影响。在下一节，我们将讨论与文化或共文化有关的语言问题。语言与文化息息相关、相辅相成。语言帮助我们形成与理解自己言行的多样的文化现实。语言和文化并非孤立的，而是对团体沟通中的相互理解共同产生深远影响。

要点回顾

文化的差异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这些方面尽管在每个文化内部表现不同，但仍然为我们理解和比较不同文化与共文化提供了框架。

1.“行为导向”的世界观表明事在人为，“存在导向”的世界观则完全相反——因为命运是主宰，人们应当顺其自然。

2.集体主义文化重视集体优于个体，并希望人们服从和达成共识；个人主义文化则将个体置于团体之上，强调人可以持不同意见。

3.高权力距离的文化重视地位差异，而低权力距离的文化则尽量将地位差异最小化。高权力距离的文化偏好权威式、指挥式的领导风格，而低权力距离的文化则重视参与式的领导风格。

4.避免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文化不喜欢模棱两可，偏好规则明确、程序清晰；而避免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文化则喜欢宽松灵活的规则和程序。

5.男性主义的文化强调成就及果断的行为，而女性主义的文化则重视关系和关爱行为。

6.高情境文化中，信息的含义更多是通过情境而不是言语传达，保持和谐的模棱两可式沟通是人们期待的沟通模式；而在低情境文化中则通过言语传达意图，清楚、直接的沟通才是人们喜欢的沟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