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是团体互动的核心，人们对意思的表达既依赖言语信息也依赖非言语信息：言语和非言语信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本章中，我们已经多次提及非言语行为的重要性。Higgingbotham和Yoder认为，孤立地研究言语或非言语沟通是不可能的。应该将两套系统视为统一的沟通整体结构而进行研究。我们在此人为地将两者分离，只是为了帮助大家评估它们各自在小团体互动中对意思传达所作的贡献。基于各种原因，我们在某些地方可能更强调言语行为，而在其他地方可能更强调非言语行为，但请始终切记：没有任何一个团体沟通是纯粹言语的或纯粹非言语的行为。

非言语行为包括除了实际言语之外的一切行为。非言语行为对小团体沟通和成员间意见的协商至关重要。在小团体中，成员的非言语表达无处不在。任何一位成员的非言语行为都会被他人接收和解读。不管这些信息是否符合表达者的初衷，对其接收和解读均会影响团体成员的情绪与心境、团体的凝聚力，以及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团体内各种各样的非言语行为非常模糊，所以成员必须谨慎解读，就像上文提到的对沉默的解读一样。非言语行为可能与言语行为不一致；但较之言语行为，人们通常更相信非言语行为。如开篇的案例中，如果塔米克在批评泰勒缺席时使用的是更轻松一些的语调，其他人可能会根据这样的语调认为她只是在开玩笑而非表示不满。当然，在这个案例中，她恰恰用了不耐烦的语调，结果这一非言语行为进一步补充了她的言语信息，传达出她对泰勒缺席的不满。

除了可能与言语行为不一致并进一步充实言语行为之外，非言语行为还有助于表达感情以及调节成员间的互动。就泰勒的缺席，塔米克和凯利都通过语气、声调、姿势和将身体移离团体等非言语行为表达了强烈的感情。在计算机辅助沟通中，成员无法利用这些非言语行为表达的感情线索进行沟通，因而，社会临场感就会受到影响。在CMC中人们运用各种表情(emotions)，即在纯文本沟通中运用表情符号传达感情。最流行的笑脸是表情：)，已经使用了25年了。用于非正式团体CMC沟通中的表情符号并不适合商务沟通。开篇的例子中，学生团体中成员后移椅子并收拾自己的东西传达出离开会议的想法。非言语行为是引导团体成员间互动方向的“调节器”(regulator)。团体内的轮流发言变换迅速，显得无关紧要，也容易被忽视。但是，成员会非常细致地觉察到何时某人的发言结束，何时该轮到其他人发言；何时某位成员通过肢体动作、眼光对视和听得见的呼吸表明他不愿结束发言。不愿意放弃发言的成员的典型表现是，在他人试图打断其发言时往往会提高声音，好像声音大一点就可以多说一会儿。在CMC中，轮流的过程有更多问题。网络会议中，即使成员间“彼此交谈”时，成员间的同步互动也会被延迟。听说之间半秒钟的延迟足以影响到网络会议中幽默的运用(本来网络会议中的幽默就比面对面沟通少)和互动(自言自语在网络会议中很普遍)。

高效的团体成员对非言语行为的细微差别和作用心知肚明，因此对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的复杂动力更敏感。例如，如果我们中有人观察到一位平时比较安静的团体成员对团体领导者的陈述作出双手抱臂的姿势。领导者知道这个姿势会有很多不同的解读，就应该请她直接分享其观点。结果表明，这名成员原来不赞同团体刚刚达成的一致意见，她反对的理由也有道理，是其他成员根本没有想到的。领导者的警觉和敏感让团体的所有成员都知晓了这位成员想表达的意见。

要点回顾

非言语行为对小团体沟通至关重要。

1.非言语行为无时不在，且模棱两可；在言行不一致时，人们更容易相信非言语行为。

2.个人在使用言语表达的同时通过不同的方式使用非言语行为。非言语行为可以充实、调整言语行为，也可能与言语行为不一致。

3.非言语行为同样表达情感。

非言语行为的类型

合理地解读非言语行为要求我们观察行为的模式，而不是仅仅关注某一单个的线索。同时，我们也要了解非言语行为的不同类型以免忽略其中任何一种。以下列出的类型与团体成员间的沟通有关。特别要注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表现出的非言语行为类型，往往显示出较大的跨文化差异，正如前文提到的，行为可能具有高度的模糊性，千万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任意解读。

外表

新的团体成员往往先对彼此的外表作出反应，过了较长时间后才会对彼此的专长和能力作出评判。我们会根据第一印象判断一个人是否聪明和讨人喜欢。当然，这样的评判事后也会改变，但是，这些判断的形成的确基于最初的各种非言语信息。

性别、身材和种族渊源尤其影响团体成员最初的互动。有趣的是，尽管美国人对外表吸引力的关注程度很高，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研究过团体成员的外表吸引力对团体动力或结果的相对影响。

文化因素也会影响我们对外表的反应。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显然都有一个明确的领导者形象。美国人对胖人有一种偏见，认为他们懒惰、拖拉、愚蠢和不可靠，但同时认为胖人乐观随和。修长者则被视为敏捷、勤奋和聪明的代表。美国人更容易认为健美者(尤其是肌肉健美)是理所当然的领导者，身高也特别重要：一个人越高，越容易受到尊敬。个头矮小的领导者需要非常努力才能获得认可。因此，学会不以貌取人十分重要。

团体成员的外表对成员外的人也很重要。团体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中，团体成员以怎样的外貌示人，会影响到团体的可信度甚至团体的成功。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摇滚乐队“甲壳虫”刚出道时身着黑衣，就像甲壳虫的颜色。有人曾经问约翰·列侬，乐队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声音，又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外形，列侬回答说：“我们以本色示人，唱一般的歌有可能成功，或者看起来和一般的流行歌手一样唱我们自己的歌，也有可能成功。但两者结合则更好。我们始终与众不同!”

空间和座位

空间关系学(proxemics)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距离和空间的使用问题。对于如何使用空间关系(个体的空间和领地)进行沟通有很多研究。通过转换自己在团体中的座位，我们表达出我们希望怎样被集体接纳。坐得离大家很近，在自由选择座位时直接坐在圈子里面，或在靠近桌子中心的位置落座，这些都表明需要一种归属感；而远离大家远离桌子落座，或坐在角落里则可能表示不愿意参与。在彼此可触及的范围内落座表明关系亲密或者个人的参与意识，而在这个范围之外甚至几英尺之外落座，表明是一种正式的关系，如商务关系。帕特森(Patterson)发现，团体成员在作集体决定时愿意坐得更近，也愿意围成圈子就座；作个人判断时则不同。斯塔克斯(Stacks)和伯根(Burgoon)发现，近距离(18英寸)比远距离(36或54英寸)更能使成员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

到底舒适的距离是多少，则因个人或文化差异而不同。在南美、南欧和东欧及阿拉伯国家，人们喜欢坐得近一些。而在北欧、北美和日本等地，人们需要更多的个人空间。实际上，阿拉伯人在相互距离近到能彼此相闻时会感到心里踏实；西方人如果靠得如此近通常会浑身不自在，会下意识地退得远一点；但是，这一举动的动机很可能被阿拉伯人误解。

在小团体中，个人通常根据其各自文化的规范而寻找一个舒服的沟通距离落座。当然，如果团体成员中有人来自不同的文化则可能产生一些问题：他们有可能会将他人出乎意料的行为误解为不礼貌或具有攻击性。一个来自阿拉巴马州的朋友在和一个来自爱荷华州的同事谈话时，会不断地拉近彼此的距离，同事只好不断地“撤离”。最后同事们打趣说：她侵犯了他的“个人空间”。通过这件事，他们彼此了解到不同的文化规则。

女性通常比男性坐得更近，也更能容忍拥挤。较之不同年龄和社会地位者，相同年龄和社会地位的人彼此坐得也较近。越熟悉的人，坐得越近。因此，一个长期合作的团队彼此高度信任，即使必须挤在一个小房间里也安之若素，而刚组建的团队则需要更多的空间。当然，人的适应力很强，在房间或其他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即便违反了我们习惯的舒适距离，我们还是可以调整自我，至少在短时间内适应环境。

成员的地位影响他人对违反空间规则所作的反应。伯根(Burgoon)等人发现，如果违反空间规则的是地位较低的团体成员，他更容易被其他成员视为没有说服力、不随和及个人吸引力较弱。相反，地位较高的成员如果离大家更近，反而会进一步提高其地位，而离大家更远，也同样是强化其地位的表现。因此，我们建议大家应该遵守而不是违反团体的空间规则，但对团体内地位较高的成员而言，有一定的回旋余地。

团体领导者的产生与空间也有关系。控制性强的人和被指定的领导者通常选择团体内的中心位置，如长方形会议桌的最前端或者可以面对尽可能多的其他成员的位置。而其他成员通常会避免坐在面对指定领导者的位置，导致的结果是直面领导者位置的地方可能会出现空位，即所谓的“马蹄形”座位。这会进一步加强领导者的地位，使其能够综观整个团队并有助于领导者进行协调和控制。

面对面而坐的成员彼此交谈常常多于相邻而坐的人。但是，当团体中出现一位主导的领导者时，相邻而坐的成员之间更容易说“悄悄话”。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交谈通常会自发在圈子里流动，领导者应该坐在能够与尽可能多的成员保持“目光接触”的位置。

落座的喜好因不同的文化而异。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总结如下：根据拉拇齐(Ramsey)的解释，美国人喜欢用便于相互沟通的方式落座，上身稍前倾，直面对方，与对方对视。领导者似乎更倾向坐在主位，而地位较高的人在其旁边落座。在日本也类似，领导者通常坐在方桌的一端，级别越低，离领导越远。在有些文化里，教师等在安排座位的时候要特别留心，稍不留意就可能会违反一些有关落座的文化禁忌。在另一些文化里，要解决分歧时双方往往相对而坐，但是，在吃饭或相互交流的场合则相邻而坐。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大部分有关落座的模式大都来自西方人的研究，对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来说，未必正确。

团体环境的落座与空间特征(如墙、门等固定物或家具等可移物等)会影响团体的互动。在较大的房间内，团体成员可能选择比一般情况下坐得更近。如果团体活动选在一个用于其他活动用途的空间时，该空间的原有用途会改变团体互动模式。比如，团体在某成员家的客厅见面，成员之间的交流可能会不那么正式。有时，只需重新安排一下团体会面的地点就可能将一个混乱的团体转变成一个有成效的团体。比如，某学生委员会的会面通常都缺乏组织性，讨论时有些发言得不断重复，有的成员会交头接耳地开小会。他们的会面地点是一个通常用于大型聚会的场地，场地前方有一个高起的平台，而委员会的讨论一般都在平台上的长桌边进行。主席一般坐在长桌的中间，其他成员在两边依次落座。讨论时只有紧挨着主席的成员才能毫不费力地听到主席说话。有人建议该委员会不再使用长桌，而是用椅子围成圈。改变了落座格局之后，第一次的交流就有明显进步。

团体成员如果采用网络会议等方式，身势语言的含义就会不同。类空间关系(paraproxemics)是指使用视频会议的单个团体成员对距离产生的错觉。如果摄像机的镜头对准某个成员，就会产生一种亲近感，但是，如果镜头对得太近，又让人感觉个人空间受到侵犯。此外，在电脑前也会限制一个人使用手势或身体移动的空间。所以，切记：网络会议虽然能够模仿实体会议中的空间感，但是无法做到身临其境。

目光的接触

眼神的活动是表明关系的信号，人们可以用眼神表示厌恶或喜欢、高高在上或低人一等。目光接触的规则因不同文化差异很大。对于大部分中产阶级的美国白人来说，和对方进行目光接触是开始谈话的第一步。无论是寻求反馈意见、希望对话还是更积极地参与，美国人都要求有目光接触。如果一个人与谈话的对方没有目光接触，往往会被视为不诚实、粗鲁、冷漠或紧张。根据伯根(Burgoon)的报告，美国学生喜欢开会时围坐成一圈或U型，这样每个人都尽可能与其他成员有目光接触。尽管对视可能表示一种竞争性，但是在一个相互合作的团体内，对视表达的一般是友好与一致性。目光接触至关重要，不过在有其他言语或非言语行为的背景下，必须对此进行谨慎的解读。

美国人偏爱与谈话对象有直接的眼神接触，但是在其他一些文化中(如大部分土著美国文化)，与对方进行目光对视则被视为不礼貌。在阿拉伯文化中，一般情况下，谈话者之间会有更强烈的对视。西语文化中，孩子们通常被教导不要抬眼对视大人，以示尊敬；但是，如果西班牙裔的孩子和主流美国文化的成员以这种方式沟通就会出现问题。比如，美国白人教师和警察有时会将这样的行为误解为“狡猾”。不少非洲裔的美国人也倾向于避免眼神接触，尤其是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进行眼神接触。

面部表情

面部表情表达感受和情绪。即使一言不发，也能通过面部表情感受到愤怒、支持、分歧等其他情感。埃克曼(Eckman)等人发现，我们至少能从面部表情中准确觉察到六种感情。和面无表情的人相比，表情丰富的人更容易获得信任。当然，即使是面无表情的人也会通过其无法控制的一些生理变化泄露其感受，如出汗或脸红等。如果团体成员没什么面部表情，可以观察他们的这些生理变化。

面部表情变化极其迅速，有些表情仅持续200毫秒，差不多一眨眼的工夫。网络会议摄像机每秒可以传输24个镜头，网络连接不好时，可能会降低到每秒一个镜头甚至更低。这会导致团体讨论时很多细微的面部表情会在传输中丢失。

要特别当心在不同文化中面部表情代表的不同含义。比如，在日本微笑是高兴的自然表达，但也可能表示不愿给他人带来痛苦。日本人可能会微笑着告诉你：“我刚刚参加了妈妈的葬礼。”根据日本人的礼仪原则，让别人感到不愉快是很一件糟糕的事情；因此，不管自己内心的感受多么糟糕，还是要笑脸示人。

动作

人们通过动作所作的沟通，我们称为身势语言(kinesics)。人们用身体动作和手势表达感受。在椅子上动来动去、用手指敲击桌面、脚晃来晃去或者不停地眨眼等都表示紧张。这些动作可能是沮丧、对团体进度的不耐烦或烦躁的信号。较为警觉的团体成员会发觉这些动作信号，并询问其由来以找到造成紧张的原因。

根据舍弗伦(Scheflen)的研究，身体姿势表明对其他成员的认可和接受度。人们都会将身体转向他们喜欢的人，而对于不喜欢的人，则将身体挪开。身体倾向他人表明一种归属感，将身体转离他人则表示拒绝。坐在角落的人往往表明其疏离感。事实上，团体成员每次会面时的身体姿态都可能不一样。随着彼此了解、喜爱和信任的增加，他们也会增加眼神接触，并且也会把身体更直接地转向对方。

而当团体成员间越来越相互适应时，他们会模仿彼此的姿势和动作，形成所谓的身势同步。据舍弗伦观察，很多团体内存在一样的胳膊、腿部姿势，表明成员间的相互融合。有些研究还表明，团体成员更倾向于模仿团体中地位和权力较高的成员的姿势和动作。因此，通过观察团体成员都在模仿谁的姿势，可以推断出谁处于较高的地位、拥有较大的权力。

在团体讨论时，身体动作通常还会起到调整讨论进程的作用。比如，结束发言的团体成员通常会通过放松或停止手势表明已经结束谈话。讲到关键的结论时，发言人通常会有明显的手势。而听众则可以通过倾斜上身、挥手或直接开口来要求发言。

嗓音信号(www.daowen.com)

嗓音信号，也称为副语言(paralanguage)，是指声音的特点，而不是言语内容本身，包括音高、音频、流利度、发音变化、发音的力度、音质和停顿等。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嗓音研究表明：听众会基于发言者的嗓音对其特征进行判断，包括态度、兴趣、个人特性和行为调整、所属种族、教育、焦躁程度及其他情绪状态。音调可以很好地表明一个人的情绪和对自己的看法。比如，受到惊吓的人说话紧张，音调有金属的质感；紧张的人表达往往不甚流畅，说话时会重复、中断、迟疑、自我纠正甚至声音发抖。

我们对“同意”、“OK”等陈述所作的反应往往取决于说话人的音调和音高而非说话的内容。比如，通过语调我们能够判断出说话人只是讽刺和挖苦，表达的意思与其言语的内容恰恰相反。孩童通常不理解讽刺，三分之一的中学生也听不懂反讽。在团体内，讽刺很容易被误读。

无论是动作还是嗓音，生动活泼均可能会提高发言人在团体内的地位。说话声音很轻的人通常说服力不强，他们似乎不太关心自己言谈的内容。但是，嗓音变化太强烈的人通常会被视为缺乏理性，人们往往不会将其视为领导者。泰勒(Taylor)发现，通过嗓音变化进行强调比一成不变的说话方式可信度更高。因此，我们建议说话人最好变换自己的语音语调，使用嗓音信号来强调自己发言的内容。

此外，在使用“哦”、“嗯”等应答语(backchannel)方面，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应答语是在他人发言时发出的用来表示倾听者关注和积极聆听的语气词。美国白人不像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和来自南欧的美国人那样喜欢使用应答语。不理解这一点的话，喜欢使用应答语的团体成员就可能会认为不使用应答语的成员没有认真倾听，反之，不习惯使用应答语的成员则会认为使用应答语的成员老是打断自己的发言，很不礼貌。

方言也会造成误解。方言(dialect)使得不同地区的语言在发音、词汇和语法方面都呈现不同的地方特点。由于方言影响到人们对一个人的智力和能力的判断，因此会严重影响到一个人的就业、业绩和可信度。在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存在大量与“普通话”不同的方言和不同社会阶层的方言。人们通常对使用非普通话方言的人有偏见。比如，说“俺”比说“我”的人更土。在美国，人们一般认为，说美国普通话的人比说阿巴拉契亚和波士顿方言的人受教育程度更高。在加拿大，与说英语口音的相比，说法语口音的加拿大人更穷，受教育程度也更低。老师一般认为，与说普通话的孩子相比，说方言的孩子自信心更弱，知识更贫乏。

请记住：上述判断都有可能是错误的。随着跨文化交流越来越广泛，不同的文化在有些方面越来越倾向于类似。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发现在方言方面并非如此。他曾经预测：由于美国的市场越来越统一，美国将会出现方言的标准化。他还耗时三年试图绘制一幅美国的方言地图，但后来却发现方言越来越强，方言间的区别比以前更大，即使在没有较强口音传统的美国西海岸，方言也越来越强了。不同的社群通过他们的说话方式表明自己的独特特点，不同的个体则通过明显地变换其语音来表明其个性。

时间信号

很少有人将时间作为沟通的非言语信号。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不同的文化。美国人将时间视为可以消费和储蓄的商品。西方人通常有很强的时间观念，一般要看着钟表来安排活动；而在其他一些文化中，人们则根据自己内在的生物钟和自然事件来安排活动。

在快节奏的美国商业社会文化中，时间观念至关重要；对于已经确定的约会时间，美国人通常只能容忍5分钟的偏差。除非有特殊情况，开会迟到的人通常被视为没有时间观念、自私和考虑不周。同样，除非有事先的安排或解释，提前离开也被视为不当。对于处于较高地位的人来说，要求他人遵守自己的时间表是身居高位者的一种特权。这表明，他的时间比其他人的时间更重要，也暗示出他是一个不体谅他人和态度傲慢的人。

现在，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时间和文化，以便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不同文化的个体对待时间的态度千差万别。霍尔(Hall)把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西班牙文化描述为“多元时间观”，盎格鲁文化则是“单一时间观”。西班牙人可以同时做几件事情，但盎格鲁人一次只做一件事。西班牙人对待时间和时间表的态度非常随意，他们常常在约会和开会时迟到，而这样的行为在盎格鲁人看来简直是一种冒犯。拉美、中东、日本和法国的文化都属于多元时间观的文化，而北欧、北美和德国则属于单一时间观的文化。在多元时间观的文化中，人们把时间视为可以花费、消磨和浪费的有形物，在社区文化中，时间更多具有一种关系性。这种时间观念将社会需要和任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对时间采取的是更灵活的态度。

在团体互动中，时间也是一种商品(如广播时间)。滔滔不绝或者一言不发都可能是在滥用时间这一资源。哈伯(Haper)研究团队发现，拥有比普通人稍强的健谈能力通常被视为领导力的特征之一。话不多不少的人最受人喜爱。喋喋不休则被视为不礼貌和自私的表现，团体中最不希望有这样的成员。德伯(Derber)把喋喋不休称为“交谈自恋”。

触碰

触觉学(haptics)是对触碰这种重要的人际交流非言语维度所进行的研究。对于大部分主要团体和体育团队而言，触碰对于团队维持至关重要，但是这一特点在很多美国的工作团体和委员会中可能不存在。对团体沟通中触碰的研究很少，大部分相关研究都来自有关人际交流的著作。人们是否期望和喜爱某种触碰，取决于他们的文化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比如，在大部分美国人看来，在陌生人之间，超出握手范围的触碰具有一定威胁。

个体之间的触碰可能是为了表示随意和积极的感受，也可能表示控制、完成工作任务、见面或临别的寒暄。当然，触碰也可能只是意外发生的。琼斯(Jones)和亚伯勒(Yarbrough)发现带有控制性的触碰常发生在积极影响的触碰之后。控制性触碰是获得关注或请求遵守的努力，通常伴有特定的言语，如“此外”。而积极影响触碰通常是好感的信号，一般出现在主要团体中，当然也可能出现在商务环境中。研究者们还发现有些团队会利用自发而短暂的触碰来表达支持。

团体成员间的触碰会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家庭成员吃饭前手拉手祷告表示感谢，足球运动员围成一圈相互击掌，演员在演出成功之后彼此拥抱。触碰的类型和情境直接决定成员间的互动。“轻拍肩膀”通常被视为友好和包容，打人一拳在小团体中通常会被视为感性和不当。紧紧抓住他人的手臂或肩膀常表示一种控制，地位平等的成员可能会反感这种触碰。当有人喋喋不休时，轻轻地触碰可能是提醒他注意时限，而在激烈的争论中轻碰对方的手臂则可以阻止他口出恶语。

人们在触碰和接受触碰的程度上差异很大。安德森(Andersen)和莱博维茨(Leibowitz)发现，可以根据喜爱和讨厌触碰的程度将人们分成不同的类别。以握手这一标准的美国式寒暄为例，人们的表现并非千篇一律。愿意与他人握手的程度表明人们对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信任。但是，这一典型的西方观念与等级社会的印度观念完全相反。印度人打招呼是将双掌按在自己的胸部。根据古兰经，穆斯林都是弟兄，他们打招呼时则相互拥抱彼此的肩膀。日本人见面时鞠躬，并尽量避免身体的接触。文化中的权力距离(如对平等的信念相对于对等级的信念)直接影响人们对非言语寒暄是否恰当的判断，所以，在成员来源多文化的团体里很容易产生误解。

上述无意识的非言语行为常常决定了我们彼此喜爱或信任的程度。人们倾向于喜欢那些与自己类似的人，但是我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感受通常是基于非言语行为的相似性。跨文化交流中，在解读不同文化背景的非言语行为时，承认这种倾向并有意识地避免对他人的判断非常重要。

要点回顾

非言语行为功能众多，分类不少，不同类别均有其自身的文化含义。与团体沟通有关的几种类别分别是：

1.团体成员的外表是成员作出评判的主要非言语行为之一。

2.空间关系学，即空间和领地的使用可以表达不同的地位、归属和舒适度。

3.眼神接触是控制交谈动力的关键。

4.面部表情表示团体成员的感受和情绪。

5.身势语言学涉及身体倾向和声音特征。

6.对时间的文化体验会影响“准时”的原则及成员对轮流发言时间间隔的定义。

7.人际交流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触碰”在小团体沟通中具有特别的含义。

复习题

本章详细介绍了团体的核心特征：团体的沟通。团体成员是和谐共事还是问题重重，言语和非言语沟通过程均会影响团体的特点。

1.首先，沟通具有个体性。本章开篇的案例里，从学生对待彼此的个人态度和对待团体过程的个人态度中，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2.除了“迟到”的明显象征意义之外，案例中学生们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还有哪些其他含义?

3.案例里学生们的话语中哪些是明显属于内容的?就自己对相互关系的感知(包括反应、权力和喜好等)，他们向对方传递出什么信息?

4.这些学生对自己的倾听偏好有无暗示?如果有，暗示了什么?

5.请重新表述拉姆所做的陈述，说明他如何复述凯利、瑞安和塔米克的话。

6.八种主要的非语言行为类型中，哪一类与案例中的学生团体最相关?

7.这个案例中的学生团体会怎样使用计算机辅助沟通呢?如果使用计算机辅助沟通来弥补会议缺席，他们应采取哪些预防措施?

8.请基于你所理解的包括非言语信息在内的沟通原则，给案例中的学生团体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术语

【注释】

[1]Window现在通常指微软开发的“视窗”操作系统，Ram多指电脑内存，CD是光盘的意思，log on是指登录，backup则是指备份。Mega Bites(美俚，意指：令人讨厌的东西)和Mega bytes(百万字节)发音相同，是一语双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