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议题方面，提高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国家使用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效率，拓宽对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项目与模式。

WTO现行的特殊和差别待遇采用“一刀切”模式，即仅对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国家加以区分，而不同组群内部所获得的过渡期和灵活度则完全相同(Neufeld, 2014)，这极大提高了特殊和差别待遇“错配”的概率。WTO可借助改革执行与监督机制平台来有效落实特殊和差别待遇，这既为各成员方提供透明、中立、客观、综合性的信息共享，也可确保中低收入成员国获取援助的平等权益，从而提高WTO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从长期来看，WTO可纳入主要成员国与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国家启动《促进包容性可持续性贸易路线图的协定》(Agreement to Facilitate Inclusive Roadmap for Sustainable Trade)谈判，并参照《电信服务参考文件》(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Reference Paper)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第27条内容，充分考虑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将协定高标准条款的执行与较长过渡期、最低门槛值水平、基于明确或非明确标准的国别差异化灵活度等结合。进一步的，WTO可借鉴在《贸易便利化协定》中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模式^[56]，针对不同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每一项条款的执行能力、所需各项支持、获得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可信承诺等进行“订制式”客观评估、援助支持与实施执行，并将其执行协定的能力与所需获得的各项援助相结合。(www.daowen.com)

此外，WTO可将贸易援助项目(Aid for Investment Initiative)扩展、升级为投资和贸易援助项目(Aid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Initiative)，创造可持续性FDI的一体化平台、改善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内FDI监管框架与营商环境、增强投资促进能力以期为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国家赢得持续投资流，并将其引向亟须资金的基础设施、气候减缓和适应、劳动力技能提升等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进一步的，建立独立的国际投资法独立顾问中心(Advisory Centre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和中小企业的小型诉讼法庭，为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行政和法律援助，以帮助其营造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并在其中小企业面临争端解决时，启动快速程序，降低中小企业应对争端解决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