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难以准确界定环境产品的严格定义，增大谈判的难度与不确定性

目前世贸组织对环境产品并无明确定义，EGA谈判采取“清单列表”的形式降低初始阶段的谈判难度，但与此同时极大地降低了EGA协定“活清单”的属性与执行效力，增大了未来对产品清单进行增项、减项，及对各项标准进行更新升级的科学性、客观性、公平性，同时增大了未来的扩围谈判被特定政治集团或利益诉求主导的不确定性。此外，EGA谈判“清单列表”式谈判增大了多用途环境产品和兼具环境相关/不相关类环境产品的关税确定难度与实际操作难度。如当目录清单中产品包含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与环境相关的”用途是否应以较低关税水平为基准？同时兼备“与环境相关的”用途和“非环境性使用”的产品是否应直接归为环境产品并依照单一的关税水平进行削减还是为用于“与环境相关的”用途定制不同的关税细目？这些由定义模糊引发的各类问题仍将留在后续谈判中解决。

(二) 更具实际意义的环境服务与非关税壁垒谈判尚未开启

为实现国内产业发展等特定政策目标，各国政府利用激励政策、法律法规约束、贸易救济措施等手段限制进口外国环境产品，环境产品的非关税壁垒问题日益尖锐。据测算，非关税壁垒关税化后的平均关税等值约为 5.2%， 相当于14.8%的平均统一关税，因此对非关税壁垒的实质性削减对贸易的直接促进效用将显著大于关税减让。然而，现阶段EGA谈判尚未涉及非关税壁垒和环境服务议题。目前，世贸组织框架内对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仅限于在GATS中就特定部门作出承诺的国家或地区，环境产品和环境服务的互补性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环境产品关税减让的可执行性。

(三) 大型新兴经济体的缺位使得谈判难以满足“实质性多数”门槛(www.daowen.com)

自EGA协定谈判伊始，谈判参与方即承诺谈判将对所有世贸组织成员方开放，且协定满足实质性多数门槛后将以最惠国待遇方式惠及所有成员方。目前，世界贸易组织对“实质性多数”尚无明确定义，谈判参与方并未就是否沿用《信息技术协定》中对“实质性多数”协定的定义达成共识。根据Vossenaar的统计，2012年EGA谈判的发起国在APEC环境产品清单项下各产品的贸易额占全球86%，其中进口仅占78%，出口占93%^[26]。因此，谈判参与方的不断扩大对协定的执行及全面实现环境产品自由贸易至关重要。然而，目前印度、巴西等大型新兴经济体均被排除在EGA谈判以外。如何化解进口环境产品对发展中成员产业的不利影响，如何充分利用环境产品和环境服务贸易所带来的产品、技术、服务升级与外溢实现包容性发展对全面实现环境产品自由贸易至关重要。

(四) EGA协定谈判以贸易利益驱动，未能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议题

目前的EGA谈判由各国贸易官员主导，以国内相关环境产品的贸易竞争力为主要谈判落脚点，环境需求并未在环境产品清单中充分得以体现，如与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退化等议题相关的环境产品均未包括在谈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