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指标，本章分别对总体、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覆盖力”指标和“约束力”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总体看来(如表3-1所示)目前各项PTAs“深度”一体化指标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均有显著提升。其中，以PTAs“核心指数”和“WTO+指数”表示的“深度”一体化程度的发展最为显著，且占样本总量2/3以上的核心条款和“WTO+”条款均以“具有法律强制约束力”的形式存在。由此可见，与贸易直接相关的谈判议题和目前已存在于WTO框架之内的“第一代”贸易政策仍是促使各方进行贸易协定谈判的最直接动因，并被成员方普遍接受，以“具有法律约束力”形式的条款呈现。笔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贸易协定平均“深度”一体化程度的倒退一方面是由于该时期苏联解体，俄罗斯与东欧诸国分别签订双边货物贸易协定；另一方面是由于东盟成员国之间形成的诸边货物贸易协定。该类谈判主要集中于关税等传统贸易议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一时期世界“深度”一体化程度的平均水平。

具体来看，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一体化进程起步早、起点高。1958年生效的《欧共体条约》拉开了欧洲“深度”一体化进程的序幕，更为随后50年间欧洲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贸易协定的“深度”一体化奠定了基石。随着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后进发达经济体“深度”一体化进程的展开，发达经济体之间“深度”一体化程度的“总指数”“WTO-X指数”和“非关税指数”有不同幅度的降低^[32]，但21世纪后，这一局面被彻底逆转。在“核心指数”“WTO+指数”和“关税指数”上，发达经济体之间始终保持着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www.daowen.com)

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一体化进程起步较晚，但发展最为迅速。21世纪以来，其各项指标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近年来已几近持平，特别是在“WTO-X”议题上，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深度”一体化程度已超越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一体化程度。这一方面是由于欧盟东扩迫使后加入欧盟的发展中经济体被动接受基于《欧共体条约》而增加、修改、删除的进入条款，进而提高了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一体化程度。其次，由于发展中经济体影响货物和服务贸易发展的贸易壁垒普遍高于发达经济体，PTAs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出口“第二代”贸易政策、获得发展中经济体边境后措施“深度”一体化承诺的最佳平台。第三，发展中经济体主动通过在减让标准、规制条款、程序管理等方面进行单边改革，寻求与发达经济体的相互认可、融合和统一，实现吸引对外投资、扩大市场准入、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进行国际分工的内生利益诉求。

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和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深度”一体化进程发展水平和法定执行程度较低，但发展态势迅猛，2010—2015年其“总指数”“核心指数”“WTO+指数”和“关税指数”均已高达1980—1984年间的5倍以上。特别是，“关税指数”和“WTO+指数”与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几乎持平。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和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对“第二代”贸易政策的覆盖程度和法定执行程度均较低(2010—2015年，发展中经济体之间“WTO-X”指标的“覆盖力”和“约束力”仅为12.96和6.04)，但智利、秘鲁、墨西哥等中等收入或中高收入的发展中经济体已逐步将规制融合类条款纳入起主导的FTAs谈判中，并试图通过贸易协定谈判的方式向本区域或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输出本国的规制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