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展程度： 协定数量增长迅速

图2-3　1948—2020年世界RTAs发展趋势
注： 1. 本章与WTO的RTAs数据库保持一致，仅考虑成员方向WTO通报的RTAs数目；2. 本章对货物贸易协定通报、服务贸易协定通报、扩员协定通报进行分别计数。若某一特定RTA同时包含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则在累积数目中将其计为2个RTAs；3. 签订RTAs的数目将包含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扩员协定的RTAs计为同一协定。

如图2-3所示，自1950年至今，自由/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稳步增加，21世纪90年代后全球自由/区域贸易协定数量迅速激增。1995年，成员方向WTO通报的自由/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超过1990年的2倍。截至2020年1月，全球已生效的自由/区域贸易协定总量已高达484个，平均每一个WTO成员方至少参与了一项自由/区域贸易协定。此外，发展中经济体对自由/区域贸易协定的参与程度日益增强。20世纪70年代末，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RTAs数量约占RTAs数量总和的60%，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自由/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尚不足20%。然而近年来，这一现象已经倒置。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自由/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达自由/区域贸易协定总数的2/3以上，而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协定所占比例降至不足1/4。这表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中的参与程度正逐渐提高，更表明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诉求正逐步从获得发达经济体的特惠关税削减逐渐转移至符合南南国家或地区区域贸易伙伴关系的利益诉求。^[40]

(二) 地理覆盖范围： 跨区域性

随着生产—贸易—服务—投资“一体化综合体”的逐渐形成，生产阶段和任务工序根据要素禀赋和价格差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最优配置，生产逐渐呈现出“聚集化”和“离散化”的特点。相应的，区域贸易协定也逐渐由区域内、跨国界的贸易协定主导发展为由跨区域、跨国界的贸易协定主导。据统计，近十年来超过一半以上的区域贸易协定实际为“跨区域”贸易协定，这一特征在处于谈判过程中，尚未生效的贸易协定中更为明显。^[41]以欧洲为例，2000—2010年间，欧洲国家间所签订的区域内贸易协定为17个，而区域外贸易协定则高达26个。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跨区域贸易协定一般仅仅表现为两个区域国家或地区间所签订的贸易协定，而非跨多区域贸易协定。

(三) RTAs的类型： 区域内的整合和跨区域的动态一体化

目前自由/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区域内双边贸易协定逐渐整合为诸边协定，或以“集团”形式代表本区域内成员方与域外成员进行贸易协定谈判。这以一系列的欧盟扩员协定为典型代表，以及东欧国家之间多个双边贸易协定整合为中欧自由贸易区(Central European Free Trade Area)等。另一方面，逐渐出现跨区域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所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如美国和新加坡、澳大利亚、巴林等国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或中国、日本与新加坡、泰国等国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这表明现今的双边贸易协定已经由传统的相邻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为由政治、经济、战略动机驱动的新型区域动态一体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就人员流动性、投资、知识产权和政府采购等一系列议题进行磋商谈判的技术复杂度。

(四) 一体化程度： 议题广度和深度的推进

结束多哈发展回合谈判的遥遥无期，不仅延缓了各个国家或地区在多边框架内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同时也迫使许多国家或地区另辟蹊径——在多边、诸边、区域安排上寻求替代性的路径方案。近年来，为21世纪贸易模式度身剪裁的自由/区域贸易协定已将协定的条款内容延伸至诸多边界内措施，并在WTO谈判中无法取得进展的内容(如服务、投资、竞争政策、环境等)以及尚未触及的横向或“交叉性”议题(如电子商务、国有企业、监管一致性)上设立了较为严格的纪律。Horn等人根据美国和欧盟所签署的28个FTAs文本，将FTAs所包括的条款划分为“WTO+”和“WTO-X”两类(如表2-4所示)。其中，“WTO+”是指现已存在于WTO框架之下的“第一代”贸易政策规则；而“WTO-X”指全新的、尚未包含在WTO框架和规则之下的“第二代”贸易政策。^[42]这一分类方法于2011年被WTO的《世界贸易报告》所采用，成为区分“第一代”贸易政策和“第二代”贸易政策的官方分类方法。世界贸易组织根据这一分类方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RTAs中两类条款的覆盖率显著提高。^[43]其中，“WTO+”条款几乎均已具有“法律约束力”形式提出，而“WTO-X”条款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覆盖比重略低，但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投资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等主要条款多以“法律约束力”形式提出。此外，从国家层面看，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签订的自由/区域贸易协定所包含的“WTO+”条款和“WTO-X”条款数目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之间或发展中经济体之间所签订的贸易协定所含条款数目。^[44]发达经济体试图通过与发展中成员签订贸易协定来进一步降低后者货物、服务以及规制壁垒和提高市场准入的承诺水平。可见，高标准自由/区域贸易协定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作用愈发明显，并有逐步在国际贸易治理规则中占据核心地位的趋势。

表2-4　自由/区域贸易协定中“第一代”与“第二代”贸易政策议题的分类

资料来源： Henrik Horn, Petros C. Mavroidis, and Andre Sapir, “Beyond the WTO? An Anatomy of EU and US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The World Economy, Vol.33, No.1, 2010, pp.1565-1588.

【注释】

[1]乌拉圭回合最初的15个议题为关税、非关税壁垒、自然资源产品、纺织品与服装、农产品、热带产品、GATT条款、东京回合守则、反倾销、补贴、知识产权、投资措施、争端解决、GATT体制、服务贸易。

[2]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The WTO at Twenty：  Challenges and Achievements, Geneva： WTO, 2015.

[3]Ibid.

[4]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and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OECD), “Implementation of the WTO Trade Facilitation Agreement： The Potential Impact on Trade Costs”, Retrieved on March 10, 2016 at http： //www.oecd.org/tad/tradedev/WTO-TF-Implementation-Policy-Brief_EN_2015_06.pdf.

[5]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农业出口补贴的决议在2005年香港部长会议上已获得各成员方支持，决定将在2013年取消农业出口补贴，但后来由于多哈谈判的停滞，这一截止期失效。因此，此次内罗毕会议达成的农业出口补贴决议是对2005香港决议的“复活”，并非达成的新成果。

[6]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由48个WTO成员方组成，也具有某种诸边协定谈判的属性。但TISA谈判的发起并不像以上三个复边协定得到WTO总理事会的授权，也无须向WTO秘书处汇报，并且无“观察国”制度，使得它有别于WTO系内的诸边谈判。

[7]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available at https： //www.wto.org/english/tratop_e/inftec_e/inftec_e.htm, March 10th 2016.

[8]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Ministers Greet Progress on Ratification of Revised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vailable at https： //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3_e/gpro_04dec13_e.htm， December 4th 2013.

[9]金融危机后至今，WTO共发布两份贸易监督报告以增强各成员方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一是WTO定期对所有成员方和观察国与贸易相关的发展问题进行监督并报告，二是WTO与OECD和UNCTAD合作，对所有G20经济体的贸易与投资措施进行监督并报告。

[10]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The WTO at Twenty：  Challenges and Achievements, Geneva： WTO, 2015.

[11]国民待遇原则在GATT中的适用是无条件的，仅适用于列入GATS承诺表中所列的限定和 条件。

[12]Richard Baldwin, “Understanding the GATT’s Wins and the WTO’s woes”, CEPR Policy Insight No.49, 2010.

[13]Siebert Horst, “What Does Globalization Mean for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Kiel Working Paper No.856, 1998.

[14]陆燕： 《未能如期结束的谈判——WTO “多哈发展议程”启动三年评析》，《国际贸易》2005年第1期，第16—21页。

[15]同上。

[16]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bable Development (ICTSD), “WTO Ministerial：  In Landmark Mone, Country Coalitions Set Plans to Advance on New Issues”, Bridge Weekly, 2017-12-13(1).

[17]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Draft Cancun Ministerial Text”, available at https： //www.wto.org/english/thewto_e/minist_e/min03_e/draft_decl_rev2_e.htm, March 5th 2018.(www.daowen.com)

[18]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Doha Work Programme”, WT/L/579, 1st August 2004.

[19]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Informal Trade Negotiations Committee Meeting at the Level of Heads of Delegation”, JOB(06)/231, 2006.

[20]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Lamy Urges Unity in Efforts to Conclude Doha Round Next Year”; “Chair Underlines Stabilizing Role of the WTO Amid Economic Crisis”, available at https： //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09_e/mn09a_30nov09_e.htm, March 5th 2018.

[21]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Lamy Outlines ‘Cocktail Approach’ in Moving Doha Forward”, available at https： //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0_e/tnc_chair_report_04may10_e.htm, March 5th 2018.

[22]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WTO Ministers Adopt Waiver to Permit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f LDC Service Suppliers”, available at https： //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1_e/serv_17dec11_e.htm, March 5th 2018.

[23]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The Way Forward on Doha is ‘to Move in Small Steps’”, available at https： //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2_e/gc_rpt_14feb12_e.htm, March 5th 2018.

[24]Richard Baldwin, “21st Century Regionalism： Filling the Gap between 21st Century Trade and 20th Century Trade Rules”, WTO Staff Working Paper ERSD-2011-08, 2011.

[25]APEC、世界银行等其他国际组织至少有一个此类机制。

[26]G7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

[27]根据UNCTAD数据库计算所得。受数据口径限制，其中出口总值占世界总出口的比例的最新数据截至2013年。

[28]R7国家指代1948年以来占世界货物贸易比重显著提升的7个国家，包括中国、印度、韩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泰国、波兰。

[29]受数据口径限制，其中出口总值占世界总出口的比例的最新数据截至2013年。

[30]Richard Baldwin, Globalisation：  The Great Unbundlings. in Secretariat of the Economic Council, Globalisation challenges for Europe (Helsinki： Finnish Prime Minister’s Office), 2006.

[31]Deborah K. Elms and Patrick Low,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Changing World, Geneva： WTO, 2013.

[32]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与自贸试验区建设团队： 《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报告(2019)》，立信会计出版社，2019年。

[33]阿里研究院和埃森哲战略公司： 《全球跨境B2C电商市场展望： 数字化消费重塑商业全球化》，载于阿里研究院http： //www.aliresearch.com/Blog/Article/detail/id/20477.html，2015年。

[34]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World Trade Report 2016：  Levelling the Trading Field for SMEs, Geneva： WTO, 2016.

[35]Robert Koopman, William Powers, Zhi Wang, and Shang-Jin Wei,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NBER Working Paper No.16426, September 2010.

[36]Michael J. Ferrantino, “Using Supply-Chain Analysis to Analyse the Costs of NTMs and the Benefits of Trade Facilitatio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king Paper ERSD 2012-02, 2012.

[37]盛斌、陈帅： 《全球价值链如何改变了贸易政策： 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和启示》，《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第85—98页。

[38]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World Trade Report 2011：  The WTO and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From Co-existence to Coherence, Geneva： WTO, 2011.

[39]1993年通过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将欧共体更名为欧盟。

[40]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World Trade Report 2011：  The WTO and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From Co-existence to Coherence, Geneva： WTO, 2011.

[41]Ibid.

[42]Henrik Horn, Petros C. Mavroidis, and Andre Sapir, “Beyond the WTO? An Anatomy of EU and US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The World Economy, Vol.33, No.1, 2010, pp.1565-1588.

[43]2000年以前，平均每个自由/区域贸易协定中所包含的两类条款数目分别不足8条和7条，但WTO成立后生效的每个自由/区域贸易协定中所包含的两类条款数目已分别增加至10条和9条。

[44]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签订的贸易协定中，平均每一协定含11条“WTO+”条款和10条“WTO-X”条款，而发达经济体之间签订的FTAs中两类条款数目分别为8条和6条，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签订的贸易协定中两类条款数目仅为8条和5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