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发达经济体货物贸易名义税率已显著降低，与之类似，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关税水平逐渐降低。然而在价值链贸易模式下，由于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的多次跨境流动使得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产生累积和放大效应，进而大幅提高最终品的成本与价格。研究表明将出口品中的外国增加值纳入考虑，以有效税率衡量的关税保护水平远高于以名义税率衡量的保护程度。^[35]与名义税率相比，美国的有效关税税率高出17%，中国香港高出71%，中国和墨西哥更高达116%和171%。特别是对于外国中间投入品占比较大的制造业而言，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经多次累积对最终品成本和价格的影响更为巨大。除此以外，非关税壁垒还将大幅提高中间品贸易的时间成本，运输时间每延长一天对中间品贸易的抑制作用将比最终品贸易高60%。^[36]

(二) 服务

随着价值链贸易的兴起，农业、制造业等非服务性部门的“服务化”趋势愈发明显，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品占制造业产品价值增值比例的30%以上。一方面，研发、产品设计、售后等“嵌入型服务”(Embeded Services)可直接作为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环节在最终销售中得以具体体现，并成为实现产品差异化和提升产品附加值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金融、运输、电信等“具象型服务”(Embodied Services)可发挥纽带作用，有效联系价值链上下游生产环节，提升价值链的运行效率。因此，价值链贸易参与方产生进一步拓展服务部门承诺覆盖率、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利益诉求。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在南北贸易中，为保障中间品贸易的顺利进行，要求发展中经济体投入巨大的学习成本了解发达经济体规范而严苛的法律、规章制度。服务市场的自由化将带动运输、物流、金融、保险、咨询等服务的市场化，通过第三方服务公司为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大幅降低发展中经济体为从事生产活动而投入的巨大学习成本。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服务市场自由化将为发达经济体创造新的发展机遇。由于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成本较高，价值增值不断降低的加工生产阶段逐渐转移至新兴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可通过增加在研发、销售设计、广告、营销、售后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的生产投入，加强对价值链的整体控制，降低本国失业率。

(三) 投资

与传统贸易相比，价值链贸易要求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相平衡，更强调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一方面，跨国公司对上下游国家或地区进行对外投资将保障国内生产阶段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时代背景之下，各国政府出于促进国内企业发展、降低国内失业率等特定政策目标的诉求之下，将产生强烈的削弱对外投资力度、歧视外国投资者的动机，建立投资政策的多边协调机制，将保障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与发展。另一方面，在价值链贸易中，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环境、劳工等边境后议题与投资议题具有更强的交叉影响与互补性。^[37]因此，完善国际投资环境，促进投资国际化、自由化、便利化，对提升全球价值链出口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www.daowen.com)

(四) 贸易便利化

随着商品跨境交易次数增加，高效的海关程序对提升价值链贸易的运作效率远甚于传统贸易。由于价值链上下游生产环节根据要素禀赋差异分散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低效的边境管理、参差不齐的运输和物流服务、冗余的海关程序将大幅提高贸易成本，对生产的国际化造成负面影响。因此，贸易便利化措施将实现降低通关与物流费用、节省贸易的时间成本、增加海关程序的透明度与可预测性，更将对吸引对外投资产生重要的信号作用。OECD的多项研究表明文件与程序的统一与简化、海关管理与程序的现代化与自动化、相关信息的可获得性、预裁定系统等“一揽子”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执行比单一措施的执行更为有效，将使价值链各环节所有进出口厂商共同获益，使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OECD国家、中高收入国家的贸易成本分别降低15%、16%、10%、13%。

(五) 规则和标准

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价值链上下游国家或地区的国内标准、规则的差异化将制约价值链贸易的平稳运行，增加额外的生产和协调成本。统一的标准和相互认证体系将提高中间品和零部件质量，保障各生产阶段的兼容性，提高劳动和生产效率，实现差异化产品的同时，降低离岸生产环节的管理风险与不确定性。此外，中间品和零部件生产标准的区域、多边统一与相互认可将为链外国家或地区参与新的价值链贸易提供便利化，降低价值链嵌入或升级的机会成本。在南北贸易中，全球价值链的扩张要求与市场准入相关的所有维度的标准、规制、技术的深度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将加快弥合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