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全球价值链的迅速发展对贸易规则和贸易统计数据提出新的要求。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变革，运输成本的降低和跨国公司组织方式的变化，生产阶段和任务工序得以根据要素禀赋和价格差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最优配置，全球生产和贸易的主要模式由传统的“一国生产、一国销售”深化为“全球生产、世界销售”，以货物、投资、服务、专有知识、人员的双向跨境流动为显著标志的价值链贸易(Global Value Chain Trade)占国际贸易中的比例逐渐提高。^[30]据世贸组织统计，自2000年起，东亚地区的中间品进出口占进出口总值的比例已分别高达60%和50%。2001—2014年，中间品贸易对货物贸易出口总值的增长贡献率显著大于最终品贸易占货物贸易出口总值的贡献率，与之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间品贸易对国际贸易的负面影响也显著大于最终品贸易。^[31]在此背景之下，投资与服务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知识产权、标准、投资、竞争政策、劳工、环境等以规制融合为导向的边界内措施对国际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制约效应日益凸显，同时代表了领先经济体和跨国公司对下一代贸易和投资政策的核心利益诉求。与此同时，基于“知识流”(know-how)衍生形成的价值链贸易带领全球经济向碎片化、网络化、知识密集化逐步转型，构建全面的贸易增加值数据库，提高WTO贸易追踪和监控能力成为国际组织、政府监管机构、私营产业部门及科学研究机构了解、研究、解释各国贸易实际情况的必备工具。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兴起创新了国际贸易的内涵，产生了对国际贸易“新规则”谈判的诉求。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度与数字贸易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截至2018年6月30日，全球互联网用户已达到42.08亿人，互联网渗透率达55.1%。2000—2018年，互联网用户增长了1 066%，预计到2030年，全球75%的人口将会拥有移动网络连接，60%的人口将拥有高速有线网络连接。^[32]据《2020全球跨境电商趋势报告》估计，2020年全球跨境B2C电商市场规模将从2014年的2 300亿美元增至 9 940 亿美元，达到全球B2C电子商务市场总额的29.3%、全球消费品贸易总额的13.9%。^[33]与传统贸易相比，全球数字链和数字贸易实现了贸易主体由跨国公司向中小企业和个人网商的扩大^[34]，贸易方式由物联网向互联网的创新，贸易流程由单线条、多环节向并联式、信息化的简化，贸易产品由大批量、标准化向碎片化、个性化的扩充。货物和服务交付的数字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距离、基础设施建设、物流等传统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制约程度。但是与此同时，数字产品的市场准入、数据的自由流动、网络安全等数字贸易所特有的新型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制约程度不断凸显。除此以外，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要求巨额的前期基础研发投入，“政府投资推动基础研究、私营部门追加投资”是激励基础创新的主要模式，因此，建立激励基础创新的体制机制，明确政府在研发投资活动和知识产权保障中的功能与定位成为世贸组织在数字经济时代不可忽视的问题。(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