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时代的到来，既是对潮涌而来的新媒体的顺应，更是对传统传播渠道的脱魅。网红实际上是资本决定论和互联网风口论的产物，由网红带来的商业变现升级，必将催生出更多特征不一的网红以及聚焦网红经济的风险资本。发一条微博可获得上万广告费，上千万的风投，开网店年总销售额过亿元……这些令人咋舌的数字，便是网红创造的商业奇迹。

有数据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国内大大小小的网红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人，相当于一个普通地级市的全部人口数。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随手翻翻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这种新业态的迹象。

在苏州，我们也不难窥见这一迅速衍生的新业态。江苏有个叫孟琦的女孩，26岁的她在网上看到一个叫lulu的美妆博主定期推送的微信视频，视频中lulu会教大家根据不同场景来塑造自己的妆型，还会对比不同化妆品的好坏。从那以后孟琦开始化妆，并且每期不落地看。很快lulu的方式得到认同，看过视频的人大多会买lulu推荐的化妆品，不再去门店，而是通过互联网微信平台挑选自己中意的产品。

另外还有一个“姐姐张”，媒体行业出身，成为朋友圈的活跃人物后，也具有一定影响力。一次公司活动，需要用网红举行现场签售，结果人气出乎意料的爆满。“姐姐张”也因此有了很多粉丝，她还利用网红的号召力为受伤男孩筹集手术费。利用社交平台为社会集资，发动献爱心也可以如此简单。互联网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本质，我们离不开它，它也不能缺少创业者们源源不断的活力。

在互联网时代，传播能力本身代表了流量，将流量转化成商业变现，这便是传播运用于商业的最好诠释。网红经济仅仅指以“网红”为工具的变现模式和变现能力，与“国民经济”“资本经济”等常见词汇中的“经济”不是一个概念。

我们应有超越商业本身的社会学思考。基于流量的商业变现是基于注意力基础上的商业变现，乃至于罗振宇的人格魅力变现，其实核心都是注意力经济，而与人格魅力无关。真正的人格魅力是经过实践和岁月的磨砺造就的。很多网红外在高雅、吐槽或炫富的形象，内在的性格逻辑也具有一定的价值观。传播就是传播，商业就是商业，极致的个体形象和言论，是符合传播学理论的，不可否认这种现状正存在着并被很多人所接受。

网红经济的快速到来与当前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有关。市场正在高速运转驱使大众快速享受娱乐、放松心情，极度需要对传统文化认知去魅，而不是言传说教。与此同时，微博、微信、短视频、直播平台等日渐兴起，为各种自媒体提供了丰富的展现机会，各色网红借助平台资源力量成功崛起的可能性迅速增加。网红经济的兴起与近年来各色奇葩综艺节目的走红，其内在逻辑是相通的，甚至是一致的。(www.daowen.com)

网络红人的出现，围绕网红发生的商业盈利模式也会逐渐浮出水面，这就是由网红带动的网红经济。大量粉丝成为资本，而资本决定论的以资本的喜好跟风和投资倾向为转移则意味着，获取资本的青睐从而变现成为唯一目的，传统价值观中的道德、使命、意义等将被视为粪土。

纵观网红的几段经历，他们都被赋予了负面含义。此前，郭美美、凤姐更多是被人嘲讽和鄙视的笑料，并没有成为效仿和追捧的对象。今天的网红人群更为广泛，从各大女主播到网店业主，大多数人红起来也是靠大胆裸露、充满性暗示的影像或图片吸引粉丝群，还有一类人是利用无底线的言行引爆舆论场等。网红多少传递了一些扭曲的价值观，但依然有很多人在效仿，当然也有部分是以卖文化知识产业赚取收益。尽管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许多民众对“网红”在名气和金钱上产生了共生性的依赖，此种依赖可以弥补现在社会上众多人缺失的安全感，人与人之间需要强烈的认同感，这让网红的存在具有强大的市场需求。

2016 年1月，一份调研报告指出，1995年～1999年出生的“95后”总量约为1亿人，从出生就与互联网为伴，与80后相比可谓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业内人士指出，以“95后”为代表的青年是移动互联网和网络社交平台最重要的用户，这类年轻的一代为网红的成长提供了社会基础。

上班能拼车、在家能看病、一条微信登门洗衣、上门烤全羊……滑动指尖，跟随网络红人的步伐，减少信息的挑选时间，找出自己满意的服务，网红经济从侧面来说是引导我们的生活更新业态化，被称为“网上一代”的我们正享受着来自互联网无微不至的“呵护”。

网红加入互联网经济势必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优质的东西经得起时间的推敲，昙花一现的事物往往在剥离任何形式上的东西之后，内容的好坏决定了其生存的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