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贫困往往意味着致贫原因的复杂性，贫困人口物质匮乏的背后隐藏着可行能力的不足，健康和教育的缺乏则是可行能力薄弱这一问题产生、累积和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欠缺的局面，提升贫困人口在基础医疗、公共卫生和初级教育服务方面的可获得性是提升可行能力的重要手段，可行能力的积累可以强化贫困人口应对各类风险冲击的抗逆能力和恢复能力，降低其脆弱性，提高其参与市场竞争并获益的能力和机会。同时，公共服务可及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脱贫机制长效化，避免扶贫项目的效果短期化缺陷。因此，减贫工作在关注生产性投资的基础上，也应注重公共服务等社会性投资，提高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应是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减贫工作共同坚持的原则和指导理念。

【注释】

[1]杜建勇.精准扶贫中多元利益诉求及包容性治理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8.

[2]郭小聪，吴高辉.第一书记驻村扶贫的互动策略与影响因素——基于互动治理视角的考察[J].公共行政评论，2018，11（04）：78-96，180.

[3]李先伦，李建民，房晓军.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战略创新[J].现代经济探讨，2017（03）：35-39.

[4]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J].中国社会科学，2011（05）：61-79，220-221.

[5]黄承伟.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重大意义[J].党建，2020（06）：25-27.

[6]沈菊.农村精准扶贫多元主体协同机制研究[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03）：264-268.

[7]刘解龙.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期阶段的理论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18（01）：49-55.

[8]何秀荣.改革40年的农村反贫困认识与后脱贫战略前瞻[J].农村经济，2018（11）：1-8.(www.daowen.com)

[9]王雨磊，苏杨.中国的脱贫奇迹何以造就？——中国扶贫的精准行政模式及其国家治理体制基础[J].管理世界，2020，36（04）：195-209.

[10]张世勇.国家认证、基层治理与精准识别机制——基于贵州W县精准识别实践的考察[J].求索，2018（01）：132-140.

[11]杨增岽，张琦.习近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的哲学基础与理论创新[J].贵州社会科学，2018（03）：4-10.

[12]李博.后扶贫时代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果巩固中的韧性治理[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04）：172-180.

[13]董帅兵，郝亚光.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及其治理[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06）：1-11.

[14]王晓毅.全面小康后中国相对贫困与贫困治理研究[J].学习与探索，2020（10）：32-38.

[15]李小云，马洁文，唐丽霞，等.关于中国减贫经验国际化的讨论[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05）：18-29.

[16]邢成举，李小云.超越结构与行动：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经验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8（11）：3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