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相对贫困就是这一矛盾的重要体现。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已经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说明无论是在国家战略层面还是社会发展层面，贫困治理的对象都需要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型。

相对贫困具有相对性、多维性、脆弱性、动态性、发展性、长期性、特殊群体性、强区域性，^[13]这些特质对后扶贫时代社会的发展体系、减贫环境和保障性政策都作出了相应的要求。

首先，要构建包容性社会发展体系。相对贫困的多维性和相对性体现在群体、城乡、行业、区域间多维度的收入差距，这又会进一步加剧在教育、健康、就业等民生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对差距。为此，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市场的包容性和开放度，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通过良好的市场机制实现包容性发展，保障民众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平等拥有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二是要加大对相对落后地区的投资建设力度，巩固提升产业帮扶、民生帮扶成果，加快城镇化进程。总而言之，相对贫困的治理在社会发展体系上要以缩小收入差距为目标，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包容，减少社会排斥。^[14](www.daowen.com)

其次，应创造参与式减贫环境。相对贫困的脆弱性、发展性和长期性意味着治理过程同样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脱贫主体有责的观念需要大力弘扬，破解贫困文化及其引起的心理贫困现象，消除相对贫困人口在认知和发展志向方面的自我设限，培育积极参与、主动创造的脱贫舆论环境，同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进行全面开放，对弱势群体进行赋权增能，充分考虑相对贫困群体的利益诉求，鼓励和支持相对贫困群体参与社会发展。

最后，应完善综合保障性政策体系。完善严密的“安全网”是防止相对贫困的重要工具，保障系统越严密，陷入贫困的风险就越小。要发挥社会保障系统的综合保障功能：一是应以社会福利层预防相对贫困，增强相对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二是应以社会保险层缓解贫困，确保弱势群体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应保尽保；三是应以发展型社会救助层兜底，拓宽救助服务的范围，使其与社会发展水平和弱势群体的生活诉求挂钩。同时，还应注意各层次保障项目间的配合，尤其要加强就业福利与生活救助的衔接，在国家保障之外，以稳定就业来提升相对弱势群体的自我保障能力，提高其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