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城市商人是我们须要审视的问题。笔记小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重新认识城市商人的信息。这里提出几个问题与大家共同思考：

1.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在城市社会中的作用。这是目前笔者正在探讨的问题，在《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一文中进行了专门论述，讨论了城市居民称谓变化以及“市民”称谓产生的历史过程、城市居民主体的变化、城市社会建设重心的下移等问题，此处不再展开。列举为问题之一，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

2.商人集团背后的非经济因素。前举的琵琶高手康昆仑落败和杜子春转型事迹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商人群体中的新老士族子弟的渗透，二是商业竞争与商业运作中背后的势力集团的角逐。

3.如何认识城市商人的土地情结。中国古代商人与土地的关系，似乎已有定论，“以末致富，以本守之”为人所熟知。有学者归纳了商人三种挥之不去的情结：土地情结、儒本情结和官本位情结，列举了邹凤炽、裴明礼、杜子春、王叟等笔记小说记载的人物^[36]，并提到商人通过购买土地形成的身份转化问题。其实，在大都市中，城市商人中类似前举的窦乂、罗会，应该不在少数，他们的从商经历和经营内容已经与土地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们的资金流向也没有投入土地，如邹骆驼，“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37]完全是依托城市，扩大经营规模，与城市共进退的商人群体。因此，对城市商人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应该有更准确和全面的认识。笔记小说中与城市商人和商业有关的资料和信息是非常丰富的，本文摭取的仅为片段。

【注释】

[1]《旧唐书》卷六一《窦威传》，第2364页。

[2]仅据《隋书》、两《唐书》记载，窦氏家族主要有以下出任显赫官职及为后妃者：窦炽，隋开皇初太傅（参见〔唐〕魏征：《隋书》卷一，中华书局，1973年）；窦荣定，隋初任洛州总管；窦抗，隋末幽州总管（《隋书》卷三九）；窦毅，隋总管（《旧唐书》卷一）；唐高祖皇后（《旧唐书》卷五一）；睿宗皇后（《旧唐书》卷五一）；窦轨，唐贞观初益州大都督（《旧唐书》卷二）等。《元和姓纂》卷九有窦氏家族详细的世系记载。

[3]闲厩使：担任过此职的有王鉷、宋王成器、鱼朝恩、安禄山、李愬、王毛仲等人，从唐中叶以后，本职已失。宫苑使：李愬、（穆宗时）李鏦、其弟李铦、（贞元时）韩洄、李齐运、（唐末）李琢曾担任过此职。

[4]程国赋在《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二章《唐五代小说与门第》中有具体叙述。

[5]以上诸人，杜子春见《太平广记》卷一六（出《玄怪续录》），谢小娥见《太平广记》卷四九一，李娃见《太平广记》卷四八一（出《异闻集》）。裴明礼，贞观初曾经营城市生活服务活动，如收售废弃物、种植果树、养蜂等，但很快跻身仕途，一路升到太常卿，见《太平广记》卷二四三引《御史台记》，第1875页。

[6]笔记小说中收录的其他比较成功的商人，如邹凤炽（《太平广记》卷四九五，第4062—4063页）、何明远（《太平广记》卷二四三，第1875页）、俞大娘（《唐国史补》卷下，第62页）、三娘子（《太平广记》卷二八六，第2279—2280页）、张高（《太平广记》卷四三六，第3548页）等，都非著姓。王元宝（《太平广记》卷四九五）不着籍贯，也应属散姓，与“五姓”“七姓”无关。《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载：“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号五姓，盖不经也。”（第5678页）又，〔唐〕刘餗撰《隋唐嘉话》卷中云：“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自婚娶。”（中华书局，1979年，第33页）

[7]据《长安志》卷八，兴元元年（公元784年）赐李晟永崇里宅，则窦某买小宅当在此后，李晟死于贞元九年，见《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德宗贞元九年八月庚戌”，据此可推算窦的活动年表，第7549页。

[8]李晟，德宗贞元七年拜太尉，贞元九年死，见《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第3685页。

[9]街西可以有两个解释：一是指长安城内朱雀大街以西地区，包括五十四坊和西市；二是指市区内划分的东西街区。这里似为西市街西更合适。

[10]原文“至其余千产业，街西诸大市各千余贯，与常住法安上人经营，不拣日时供拟，其钱亦不计利。”大概属于金融投资，或入股投资性质。

[11]《朝野佥载》卷三，第75页。

[12]《太平广记》卷四九五，第4062页。

[13]《太平广记》卷四九五，第4062页。

[14]《太平广记》卷四三六，第3548页；出李复言《续玄怪录》卷四，为续牛僧孺《玄怪录》之作。

[15]宋清卖药出自《唐国史补》卷中，书中记载多为玄宗开元至穆宗长庆年间事。

[16]近年，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学者，很多人注意到服务性行业的兴起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如陈衍德在《试论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中述及。

[17]《太平广记》卷一六《杜子春》，第109—112页。(www.daowen.com)

[18]《太平广记》卷四三《于涛》，第273页。

[19]《太平广记》卷七三《赵操》出《集异记》，薛用弱撰，生卒年不详。长庆间任光州即弋阳郡刺史，一说大和中自仪曹郎出守弋阳，第459页。

[20]《太平广记》卷五二《闾丘子》，第322—323页。

[21]张读，唐宰相张荐之孙，约生于唐文宗大和八年（公元834年）或九年，卒于僖宗中和初年后，历文、武、宣、懿、僖五朝。登进士第，累官至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典贡举，时称得士。位终尚书左丞。见《旧唐书》卷一四九《张荐传》，第4025页。

[22]参见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35—337页。

[23]此句诗还有不同版本：二分无赖是扬州。

[24]〔宋〕王楙撰，郑明、王义耀校点：《野客丛书》卷一五《唐时扬州通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8页。

[25]〔唐〕姚汝能撰：《安禄山事迹》卷上，中华书局，2006年，第83页。

[26]《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李娃传》云：“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隽朗有词藻，迥然不群，深为时辈推伏。其父爱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应乡赋秀才举，将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计其京师薪储之费，谓之曰：‘吾观尔之才，当一战而霸。今备二载之用，且丰尔之给，将为其志也。’生亦自负，视上第如指掌。”（第3985—3990页）但荥阳公是否有其人，无考。

[27]天门街即朱雀街，是南北走向的街道，文中东肆设连榻于北隅，西肆置层榻于南隅，有可能是在朱雀门外与春明门和金光门相通的十字街衢举办这类活动。朱雀门大街北段宽155米，春明、金光大街宽120米，街衢对角线为200米左右。对街或斜角设榻“广较胜负”，士女数万人，还是容纳得下的。

[28]〔日〕妹尾达彦：《唐代後半期の長安と传奇小説——〈李娃传〉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日野開三郎博士頌壽記念論集：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史の諸問题》，中国书店，1987年，第476—505页。中译本：《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09—553页。

[29]〔唐〕段安节撰，亓娟莉校注：《乐府杂录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9页。

[30]邹（凤炽）骆驼的事迹分别见于《太平广记》卷四〇〇，第3216页；卷四九五，第4062页。这段记述与《太平广记》卷四九五“王元宝”基本重叠，第4062页，只是主要人物，一为邹骆驼，一为王元宝，时间一为高宗，一为玄宗。但两人的身份都是长安大富商。

[31]《太平广记》卷四九五《邹凤炽》，第4062—4063页。

[32]《开元天宝遗事十种》，第67页。

[33]《太平广记》卷四四九《王氏子》，第4095—4096页。豪友：“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国中巨豪也。各以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中名燎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同书第70页）

[34]〔宋〕赵彦卫撰：《云麓漫钞》卷三，中华书局，1996年，第51页。

[35]《太平广记》卷二二四《苏氏女》，第1719—1720页。

[36]关于邹凤炽、杜子春本书已有论述，裴明礼经商事迹见《太平广记》卷二四三《裴明礼》，第1874—1875页；王叟事迹见同书卷一六五，1210页。商人三种情结的归纳见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87—193页。

[37]《太平广记》卷四九五《邹凤炽》，第40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