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士族群体始终是我们关注的中心或焦点，很多问题由此而衍生并延伸。士族在隋唐时期逐渐产生分化，并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历史角色。其中，笔记小说中记述了一些正史中有意或无意回避了的士族子弟，他们的转型演绎了这段被忽视的历史过程。

杜子春是我们在探讨上述问题时不可回避的人物。“少落拓，不事家产，然以志气闲旷，纵酒闲游，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事见弃。”^[17]但他的出现与窦乂完全不同。窦乂既无家世背景也无起家资金，完全是抱定发财的目标打拼出来的商人。杜子春的经历则有不同，杜姓属关中著姓，杜子春有财富可挥霍，应该也是大族子弟，因纵情声色犬马，耗尽资财，不事生业而被亲戚所弃，沦落在京城，后得一波斯老人三次巨额资助。前两次仍然旧习不改，虽每次都得到百千万的资助，但挥金如土，潦倒如初，第三次，终于幡然醒悟，转到南方扬州，购置地产和经营邸店，成为经营性商人。

故事中写的是“周、隋间人”，但考其活动内容以及最后转到扬州发展，似乎放到唐朝中期以后更符合实际。

这段故事，似乎是讲一个落魄的世家子弟（或士族子弟）后来改邪归正的经历，其实里边有很多玄机，一是为什么杜子春没有选择世家子弟通常走的科举入仕之路；二是他的转型经商为何得到的是波斯商人的资助；三是他转型后的经商地域为何不在两京而到了扬州？

世家大族子弟的分化与没落，一部分通过门荫、科举、入幕等途径继续保持家族的优势，一部分因家族主要人物的衰落而没落，这两部分人都有人做了研究，但还有一部分人转型投入商海，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似乎大家更重视的是因工商致富后，千方百计走上仕途的商人及其子弟，或者利用手中的特权经商牟利的官僚。其实，官宦子弟转型经商也有不少实例，只是正史中几乎没有记载，或如下面将提到的赵操之流，被排除在家族荣誉榜之外，于是往往被忽略。我们看到的有关记述，几乎全是笔记小说中的材料。

《太平广记》记载：于涛，唐宰相于琮（懿宗咸通时宰相）之侄，唐末南游，至平望驿（吴兴郡，浙江湖州一带），得神仙道，多游江湖间，往来贾贩，常拯救人，预言很准，他后来做到泗州、歙州刺史。没有做官之前虽然贵为宰相近亲，也曾经经商^[18]。(www.daowen.com)

又，同书记载，赵操，相国赵憬（德宗时宰相）之子，性疏狂不慎，相国屡加教戒，终莫改悔。有过惧罪，因盗小吏之驴，携私钱二缗窜于旗亭下，不日钱尽。奔入山中，遇二叟教他烧炼成黄金，并从事商业活动，后游于江湖^[19]。应该也是一个落魄子弟游于商海的事例。但赵操《唐书》无传，《赵憬传》后只附了四个有官的儿子，宣亮、全亮、元亮、承亮。虽然于涛和赵操的经历都与神仙、道士有关，但转型经商却是不讳的事实。

世家、士家子弟的转型经商，与社会风气和观念的转变也有关系。这里有一个反面的事例。《太平广记·闾丘子》记载，长安有荥阳郑又玄，名家子也，以门望清贵，看不起寒贱者。在长安读书时，看不起出身商贾的同学闾丘氏子，导致闾丘氏子郁郁寡欢，数年后病故。后又玄调补唐安郡参军，郡守命假尉唐兴，有同舍仇生者，大贾之子，其家资产万计，郑屡受其金钱赂遗，但仍因仇生非士族，未尝以礼貌接之，还屡次辱骂他：“汝市井之民，徒知锥刀尔，何为僭居官秩。”仇生因此抑郁自闭，终致弃官病死。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笔锋一转，继续写了郑生此后的遭遇，他想学道，遭到拒绝，道童对他的评价是“汝以性骄傲，终不能得其道”^[20]。这个故事显然是为受到轻视的商贾子弟伸张。这个故事出自晚唐人张读的《宣室志》，而张读是官宦世家^[21]子弟。

还应引起重视的是上述故事中的世家子弟转型经商后的地域选择。毛汉光先生在《从土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土族之中央化》一文提出的士族中央化趋势^[22]对我们很有启发。地方大族向两京迁徙，最主要的因素是政治的集权化，造成政治社会资源向两京集中，铨选制和科举制的确立，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反映。《通典·选举五·杂议论中》记述开元十七年三月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论曰：“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安史之乱前后，又出现士族南迁的趋势，如果说士族中央化的趋势是政治因素起主导作用，我们看到唐中叶前后的南迁，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经济因素。杜子春是从京城转到扬州，于涛做官、经商都在长江中下游流域，赵操“游于江湖”，经营地域从西北向江南转移，与经济重心南移趋同。

宋人曾缀集唐人诗句，以说明扬州的兴盛。王楙《野客丛书》云：“唐时，扬州为盛，……当时有扬一益二之语。十里珠帘，二十四桥风月，其气象可知。张祜诗曰：‘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有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曰：‘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承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徐凝诗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扬州。’^[23]其盛如此。”^[24]连安禄山都看到了南方的商机，“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群胡于诸道潜市罗帛，及造绯紫袍、金银鱼袋、腰带等百万计，将为叛逆之资，已八九年矣”^[25]。转型经商的士族子弟游离于政治中心之外，从而也离开了史臣的视线，成为游宦文人笔下的人物。

窦乂、杜子春、于涛、赵操都不属于士族子弟的典型或主流人物，应该属于士族疏支或另类，但他们的发展道路又有不同。如窦乂，政治上已无可依靠的戚属，经济上也不具有任何实力，但投靠京城有势力的远房亲戚，在起步阶段利用了京城家族的有限资源，此后就靠自己的经营头脑了。类似窦乂这样的人，应该是不少的。杜子春族属不详，浪荡无度无以生存后才幡然醒悟，投身商海，发挥了聪明才智。于涛伯父于琮尚广德公主，于家位列当朝权贵，按唐制，大功以上亲不得从事工商业，于涛并没有受到限制。赵操与于涛的家世背景相类似，不过于涛最终回归仕途，而赵操坚持游于江湖。旧族新贵中的另类应该远不止笔记小说中所见到的，只是缺乏记载，或许我们还应期待更多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