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城市经济社会时，商人是我们必须关注的群体，甚至应该说是我们关注的中心。唐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商人云集在大都市，很多商人是依托城市发迹、发展的。其中，《太平广记》收录的唐代商人专篇中，《窦乂》是最长最完整的一篇，通过追寻窦乂在长安闯荡发家的轨迹，可以知道有这样一些在城市经济走向繁荣的历史机遇中，抓住商机，白手起家，与城市发展共进退的城市商人群体。

据载，窦乂十几岁独闯京城，以习业为名借居于京中任高官的伯父家庙，出售亲识所赠丝履得钱半斤，以此为本，先后从事种植榆树待成材后出售、雇佣劳工制作法烛、西市买地填洼建旅店、加工玉器、木材加工、买卖官职经纪人、投资人等经营活动，行业涉及木材种植业、燃具加工业、旅店建造与租赁业、娱乐器具加工业、玉器加工业、经纪人、金融业，包括种植、加工、建筑、旅店、金融等行业，主要经营活动是在德宗至文宗初年。

可知，窦乂并不是那种直接从事大宗商品的批发、零售、转输的典型商人，更类似于产销一体的投资型商人，在唐代长安市场中，似乎属于“另类”。即便是在经营买卖官职的过程中，也是先将李晟看中的一块地打造好，再以此地作为今后权钱交易的筹码。晚年似乎不再从事具体的经营活动，而是以金融资本投入市场，或委托他人不计利经营，成为食利阶层，或为入股分红形式。

以往研究多将注意力放在窦乂如何白手起家，如何因具有灵活的经营头脑，善于抓住商机而致富。但唐朝城市市场并不是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进入城市市场的门槛与经营过程中的非市场因素，以及权力寻租在交易中的表现，在《窦乂》一文中都有反映，但往往被人们忽视。唐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非市场因素，以及唐代城市商业经营活动的非主流现象，这是本书对《窦乂》一文探讨的重点。

政治及家世背景。政治及家世背景不是市场准入的基本条件，但窦乂能凭艰苦奋斗起家，又持续发展，家世背景因素不应忽视，

扶风窦氏，可追溯至西汉末以贵戚发迹的窦氏先祖，东汉得势者见于史传的有窦融、窦武、窦宪等人。北魏孝文帝改制，改鲜卑窦氏豆纥陵氏为窦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虽此窦氏（豆纥陵氏）非彼窦氏（两汉贵戚窦氏），但进入北朝，攀缘比附，族支交错，盘踞高位，姻亲茂盛。逮及隋唐，“窦氏，自武徳至今再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余人，尚主者八人，女为王妃六人，唐世贵盛莫与为比”^[1]，因此，“诸姑累朝国戚”有史为据，并非虚言。^[2]但同属窦氏，也鱼龙混杂。窦乂，祖、父不见史载，很可能属窦氏疏支，且已经没落，或者干脆就是攀附于窦氏的乡人，以扶风为籍。即使是真正的窦氏子弟，祖父辈没有官职、势力和资本，也失去依托。

窦乂原住地不详，借习业为名投奔在京城的伯父^[3]，显然此前在长安城无立足之处。同姓附会，有权势者提携族人子弟也是一种社会风气，笔记小说中出现的人物经常是士族大姓（如郑、卢、李、杜等），也是风气和需要使然^[4]。笔记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姓，也是有讲究的，第一等族姓，如崔、卢、李、郑、杜，大都是以举子的身份在京城活动，如《枕中记》的卢生（山东著姓），《杜子春》中的杜子春（关中著姓），《李娃传》中的荥阳子郑氏（山东著姓），《谢小娥》中的谢小娥（山东著姓），唐初裴明礼（关中著姓）等。^[5]

窦氏属于北朝大姓，进入隋唐已经衰落，虽然还有社会地位，“诸姑累朝国戚”，也有不少位居高官者，但整体来看，至少在唐朝，没有出现一个真正在朝中掌握实权的人物，这就决定了笔记小说中描述的窦乂，虽有依附，但无根基，闯荡于京城，最初只能靠自己的艰苦奋斗。^[6]

但窦乂的初闯京城，还是充分利用了窦氏家族的政治社会“资源”，于是他的起步也就有了与其他白手起家者没有的“优势”。

经营内容。窦乂的经营内容按时间顺序，罗列如下：

（1）13岁，初闯京城，约大历八年^[7]，卖丝履得到小本（做官的亲戚关照，异地销售）。

（2）扫榆荚种树（利用有权势的亲戚提供的地方）卖榆条，一束十余钱，卖百余束；第二年，二百余束，鬻利数倍。约15岁。

（3）后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仅千余茎，鬻之，得三四万余钱。约20岁（780年）。

（4）鬻榆材中车轮者，积累资金，创造条件。

（5）建中初，采取雇人简单分工的做法，流水作业，做成蜡烛，每条售价百文，获利无穷。时间大约是公元780—781年，经营活动类似简单的手工作坊的流水作业，但仅是一锤子买卖。

（6）用三万钱买西市低洼地约十几亩，造店二十间，日获利数千，号称“窦家店”。大概是旅店或邸店类，经营时间较长。说明商品经济发展，外来人口中经商和手工业者增加，所以店铺才获利无穷。

（7）买宅得好玉，通过加工玉器，得钱数十万贯。说明奢侈风气，追求豪华之风很盛，京城消费高档商品的市场潜力很大。高档工艺品、奢侈品。

（8）用二百十千，买一小宅，修整后送给有权势的李晟太尉，借机替五六巨商子弟求得官职，又获（中介费）数万贯。此项活动约在贞元七年至贞元九年^[8]。此时窦乂应不到30岁。

（9）出钱五千文买树，做成陆博局，计利百余倍，约五百万文（五万贯）。说明游乐之风颇盛，符合唐后期的社会风气，风气带动需求。做实业，手工作坊性质。

（10）在街西^[9]诸大市投资^[10]（相当于股本）各千余贯。

有人称赞窦乂是多种经营，其实，是以制造加工业起家，策划、原料选材、雇佣工人、原材料加工、成品销售一条龙的独立经营，并向旅店（邸店）业发展，虽然有的项目已形成规模，但大多经营项目都没有连续性（除窦家店外），也都没有规模经营后的可持续发展。

经营方式与市场发育。窦乂的经营方式类似游击型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13岁（约大历八年）初闯京城，死时80余，（约文宗开成末年或武宗会昌初年，公元840—845年），时间跨度约60余年，先后从事的经营活动有：种植榆树出售木材（7年），雇佣劳工制作法烛（2年），西市买地填洼建旅店（1年），加工玉器（不详），木材加工（不详），买卖官职经纪人（临时），金融投资人（不详）等，行业涉及木材种植业、燃具加工业、旅店建造与租赁业、娱乐器具加工业、玉器加工业、经纪人、金融业、建筑业、旅店租赁业、金融投资等。与笔记小说中其他大商人业有专精不同（如专门从事长途运输的江淮俞大娘，专门从事旅店业的洛州板桥三娘子，专门从事邸店业的长安王元宝、长安邹凤炽，专门从事剔粪业的长安罗会，专门从事“袭胡”业的定州何明远，专门从事转运贸易的长安张高等）。除旅店租赁业和金融投资业维持时间较长，收益较稳定，其他经营活动基本都是在不断变换中寻求机会，赞誉者说他善抓商机，随机应变，有经营头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窦乂经营范围的不确定性，也说明京城市场发育的不确定性，市场需求（买方市场）不成熟，生活型商品没有形成固定的市场；也可以说，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数量增加，人口结构复杂，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有头脑的人才能抓住商机。

但窦乂始终没有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规模经营，与邸店业（旅店货栈）、转运贸易相比，实业型的经营活动，似乎不确定性更大，经营的不稳定性更大。技术含量高的专门行业具有相对稳定的市场、顾客，往往是父子、师徒相传，具有可持续发展和经营的特点（如乐器、凶肆、餐饮、园艺、玉工等，有些是个体作坊手工业），因此，这种不确定性的经营，对个人来说可能成为致富的机遇，但对市场来讲，成熟的市场才能提供规模经营、持续经营的空间，显然，长安对窦乂这种以实业应用型商品为主的经营者，准入基础还有欠缺，才造成窦乂经营内容几乎是投机性的没有规律的转换。实业型经营，周期长，持续经营的市场潜力不可预测。实业经营从业者的经营是综合性的，对经营者综合性素质要求高，从策划、资金、生产到销售等环节，都需自己经营。如果没有形成稳定的市场和消费群体，只能采取灵活机动的不断变换的经营方式。但培育市场是需要成本和时间的，不稳定性导致市场无法得到培育。(www.daowen.com)

旅店、餐饮、转运等行业，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会出现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从而为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生活服务性行业在城市形成规模后，需求也具有稳定性。如罗会从事的剔粪业，只有稳定的需求，他才能长期从业经营并且可以有比较可观的收益。

笔记小说中的邹凤炽，高宗时，经营综合性商品的转运贸易和邸店，是经营已成形的商品，而窦乂是制作市场需要的东西，转化成商品出售，类似临时性的手工工场主兼经销商。说明随着长安人口的增长，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随着人们消费需求的变化，市场需求不仅扩大，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窦乂根据市场需要或预测市场需求，而变换制作品种，在唐后期的城市商人中，可能具有代表性。

市场发育可分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金融市场等几个不同层次，窦乂介入的是商品、劳动力和金融市场。与王元宝、邹凤炽等大商人相比，窦乂的经营活动更贴近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

人们常用“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来形容传统社会商人的价值取向与资本流动趋向，这种模式导致商业资本回流土地，似乎是中古商业资本流向形成的固定模式。但从笔记小说中的描述看，在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现实下，很多情况下，不少商人已经脱离了与土地的基本联系，以城市市场为依托生存发展壮大，窦乂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窦乂，所有经营以及资金的使用都不涉及土地，最后自己不直接经营，也没有买土地回乡养老，显然老家并无根基。

其他以经营城市生活服务业为主的商人，笔记小说也有记载，如罗会，长安富民，以剔粪为业，“家财巨万”，居室华丽，家人“衫衣极鲜”，“屏风毡褥烹宰，无所不有”，有士人问其既然如此快活，“何为不罢恶事”，罗会的借口是“吾中间停废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马散失，复业已来，家途稍遂。非情愿也，分合如此。”^[11]其实，罗会的经营以城市存在为前提，经营对象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生活垃圾”，正因为有广阔的市场需求，是城市生活服务不可或缺的行业，罗会才能活得如此潇洒和快活，离开这个行业，也就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来源，家道当然要衰落。罗会的托词只是颠倒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经营远比经营土地稳定和收益丰厚，他生存的基础就是城市，应该是从城市居民中成长起来的服务性行业经营者，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去追逐“以本守之”的主流。

再如邹骆驼，高宗时人，“西京怀德坊南门之东，有富商邹凤炽，肩高背曲，有似骆驼，时人号为邹骆驼，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虽古之猗白，不是过也。其家男女婢仆，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时惊异。尝因嫁女，邀诸朝士往临礼席，宾客数千，夜拟供帐，备极华丽。及女即将出，侍婢围绕，绮罗珠翠，垂钗曳履，尤艳丽者，至数百人。众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妇矣。又尝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臣绢未竭。事虽不行，终为天下所诵。”^[12]俨然是京城首富，而且是敢于夸富的暴发户。

窦乂也是这种情况，他们与土地已无任何瓜葛，世代居住在城市。他们已经脱离了土地的羁绊，是城市土生土长的商人，所有经营活动都围绕城市展开，属于城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窦乂经营有特点也有局限性，表现在：

（1）没有固定经营内容，在有经济实力之后，也没有做成规模化经营，说明市场需要的不确定性与需求的多元化。与日常生活联系更加紧密，日常生活的经营空间更大，市场经营范围现代意义上的第三产业中除传统的餐饮与旅店行业等，与城市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在不断成长，如：剔粪、与娱乐有关的陆博、废品利用等，显著增加，如窦乂、罗会经营的范围。（2）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转而进行非实业性经营活动，如：出股本，由代理人进行经营和做中介经纪人。（3）投资性经营是否具有超前意识，不知是否与高利贷有关？

窦氏有权势时，窦乂加紧发家，贞元时已成气候，既攀上李晟，又在两市大商人中树立威信，有经济实力，因此可在两市与巨商对话，并为他们谋取政治利益，又有政治地位。朝中窦氏即使失势，于窦乂也无大碍。

当时，大士族的旁支、弱支很多只能靠经营、经商的方式生存。而经营、经商过程中，谁能有效利用政治资源，谁就有更大的拓展空间、发展机遇，就如文化士族将家世门第与科举、辟署相结合才能连蹈高位，经营者则是将家世政治资源与商场机遇、经营结合，才能获得最大利润空间，才有可能在商场和官场上呼风唤雨。

窦乂死时八十余，大约是公元840年，文宗开成初年。这一段时间（德宗至文宗），都有窦氏在朝中任要职。

《太平广记》中记载的其他成功商人，与窦乂又有不同：

唐初商人，如：裴明礼，因是大族，经商只是一时，入仕并无障碍。他的经营方式与窦乂很相像，而且都有家世背景。只是裴明礼最终走上仕途，说明经商只是权宜，而非目的。

邹凤炽，虽财大气粗，但没有靠山背景，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很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经营所得，很多用来如装饰屋宅，大宴宾客等奢侈性消费，没有实业性的经营活动。据载，“后犯事流瓜州，会赦还。及卒，子孙穷匮。”^[13]

唐中叶以后商人，如：三娘子，书中记载她依靠不法经营致富，应是对女性的偏见和对商人的偏见交织在一起的产物。三娘子的经营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经营，餐饮、旅店、交通工具租赁业，小说中的描述有些因属诋毁之辞，不足信。

长安张高者，转货于市，资累巨万。^[14]转运贸易，这是直接进入市场经营转运贸易的商人。

宋清，卖药于长安西市，“岁计所入，利亦百倍^[15]。药品是城市生活日用必需品，宋清专门经营，经营有“道”，凡人“有急难，倾财救之”，利润可观，口碑亦佳，已成规模经营。

窦乂的发家，说明长安市场发育的欠缺，发家有政治家世背景，尽管这种家世背景可能是攀附或远支，但也说明市场的准入门槛有非市场因素的介入。李晟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类似我们今天常提到的寻租行为，虽然这种行为不一定采取主动的方式进行，但恰恰是官商权钱交易造就了市场资源的重新配置。经营项目的多元化，窦乂被誉为有经营头脑的成功商人的代表，实际是市场发育欠缺，使窦乂没有稳定的经营范围，没有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带有更多投机色彩，不是市场发育正常化的表现，也使长时期对窦乂的评价定位不够准确。窦乂晚年的选择，似乎是商业资本深层化发展的表现，但书中记载不具体，也不明确，是专门的食利阶层还是入股经营还不清楚。

称窦乂为“另类”商人可能不准确，但如果我们能突破行业的观念分析唐代活跃在大都市市场的商人，就会发现有很多“另类”的存在，他们的类型和经营方式、经营规模，与市场的发育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城市发展的规模与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经营的领域更多的是围绕城市生活服务展开的。换言之，城市的发展，是他们生长的基础，他们的出现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只是唐代大都市的发展还没有给他们提供更大的舞台，唐人笔记小说中也没有施予他们更多的笔墨，他们本身也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群体，因而，往往被忽略。这是我们探讨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必须关注的群体，探讨唐宋变革中的城市社会及城市生活，唐代大都市的“另类”商人是不可或缺的，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商业及市场的成熟，他们将逐渐进入城市社会的“主流”群体。^[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