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对宦官领“宫市”的抨击，主要集中在代、德两朝，尤以德宗朝为甚。但史书明确记载担任“宫市使”的只有玄宗朝杨国忠，肃宗即位后，李辅国接任杨国忠的几乎所有重要职掌，但却不见“宫市使”一职。此后历朝权宦都没有担任过“宫市使”的记载，包括气焰熏天的权宦鱼朝恩、程元振等。今人对宦官所担任的使职已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唐后期内诸司使使名及职掌，很多是从墓志和出土文书中发掘出来的，但仍未见有“宫市使”，仅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看，大宦官并不担任专掌京城采办的“宫市使”一职。

“宫市”结束于何时，也是一桩疑案。如据《新唐书·德宗本纪》和《顺宗实录》，顺宗一即位，立刻罢“宫市”；如据《新唐书·食货志》，顺宗一即位，不仅罢去“宫市使”，还罢去了盐铁使。但实际上，顺宗以后，盐铁使继续存在，“宫市使”也没有销声匿迹。文宗时，史书记载有“十六宅宫市内官”、^[54]“十六宅宫市品官（一为十六宅宫市典）”，^[55]“供内品官市典”、“宫市使典”等。^[56]据此有学者认为，顺宗以后，“宫市”不仅有使，还有正式属官。^[57]

下面一条材料屡被引用，以作为顺宗之后“宫市”仍然存在的依据：

《唐会要》卷八六“市”载：“（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七月敕：如闻十六宅置宫市已来，稍苦于百姓，成弊既久，须有改移。自今已后，所出市一物已上，并依三宫直市，不得损刻百姓。”^[58]十六宅，据《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冬十一月”“十六宅”注云：“开元以来，皇子多居禁中，诏附苑城为大宫，分院而处，号十王宅，中人押之；就夹城参天子起居。其后增为十六宅。《旧史》曰：开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为大宅，分院而居，号十王宅。十王谓庆、忠、棣、鄂、仪、颍、永、荣、延、济。其后盛、仪、寿、丰、恒、梁六王又就封入内宅，此十六宅得名之始也。”十六王宅有自己的库，名维城库，^[59]所需从库中按月俸支给。十六宅置“宫市”后，“宫市”支给可能也来自维城库。

唐朝“三宫”有两指，一是指大内、大明和兴庆宫：《旧唐书》卷三八《地理一》：“皇城在西北隅谓之西内，正门曰承天，正殿曰太极，太极之后殿曰两仪，内别殿亭观三十五所。京师西有大明、兴庆，三宫谓之三内。”^[60]《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列传》：“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61]明确三宫所指为大内、大明和兴庆三宫。

另指文宗时三宫太后：《旧唐书》卷五二《后妃列传》：“文宗孝义天然，太和中，太皇太后居兴庆宫，宝历太后居义安殿，皇太后居大内，时号三宫太后。上五日参拜，四节献贺，皆由复道幸南内。朝臣、命妇诣宫门起居，上尤执礼，造次不失。有司尝献新苽樱桃，命献陵寝宗庙之后，中使分送三宫十宅。”^[62]据《长安志》卷九，宝历太后所居义安殿位于兴庆宫内。^[63]

既然明令依三宫给直，三宫应各有专人负责采买，所给价钱相对合理，但强调依三宫给直，而不规定依时价给直，可能三宫所给直低于时价，但还没有到严重侵害百姓利益的程度。《唐会要》卷六六《木炭使》载：“（贞元）七年十月，司农卿李模有罪免官。初，司农当供三宫各菜二千车，以度支给车直稍贱，又阴雨不时，菜多伤败，模以度支为辞，上责不先闻奏，故免之。于是模奏司农菜不足，请京兆市之。京兆尹薛珏、万年令韦彤，禁有菜者私卖，上令夺珏俸一月，彤俸三个月。”又，“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八月九日敕：司农寺每年供宫内及诸厨各藏菜，并委本寺自供，其菜价委京兆府约每年时价支更，不得配京兆府和市，大仓出给纳。”^[64]可知，私卖菜价高于京兆府给价，配户和市价低于时价。^[65](www.daowen.com)

三宫不论具体何指，都是内廷的主要组成，武宗敕十六宅“宫市”依三宫给直，说明三宫也有到市场采买事宜，但是否也称“宫市”，不详。

内廷“宫市”不见记载，并不等于不置，内廷采购必须面对市场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不称“宫市”，其性质是一样的，由掌领内库的宦官主知也是不会变的。如果简单地认为顺宗罢“宫市”后，内廷所需又恢复了前期的供送制，或采购人员由外官充任，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上，宦官的权力在唐后期进一步增强，他们所控制的权力领域也进一步扩大。上揭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七月的敕文，针对十六宅“宫市”之弊，也只是敷衍地规定要依市价给值。

杨国忠担任“宫市使”（原称“内中市买使”），主要是为玄宗个人和杨氏姐妹服务，开元天宝时，因宴赐频繁，“进食”相尚之风兴起，“内中市买”遂成为重要职任，也促使各宫、院在京城独自采办活动日益频繁。安史之乱前，皇帝、后宫、东宫、诸王及公主都有隶属于自己的库，支用相对独立，开元、天宝时，库藏支用独立的趋势逐渐加强。^[66]《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九载（公元750年）二月”条载：“时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羞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中书舍人窦华尝退朝，值公主进食列于中衢，传呼按辔出其间，宫苑小儿数百奋梃于前，华仅以身免。”^[67]杨氏姐妹、诸贵戚在皇帝的默许下，以进食相尚，必然要争奇斗鲜，即时采自市场，才能出奇出鲜。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宋代，于是造就了北宋东京东华门外和南宋临安和宁门外民间“宫市”市场的形成、喧闹与繁盛。^[68]

肃宗以后，内财政系统渐趋完备，内库收入大为增加，内库出纳范围已不限于内廷支度，各宫、院所领（内）库自主权加大，直接到市场采买的份额增加，已不完全依靠计划调拨，甚至有可能也如宋代，在日趋活跃的商品经济刺激下，逐渐增加了独立的经营活动，以应付日益增加的开支需求，甚至以追逐更大利益为目的。^[69]内诸司使任在唐后期细分后，各宫、院应有使专门负责采买，不再由中央掌权宦官充任。因此，勒索、强夺，更有可能是各宫、院下属出外采办的“宫市使”及典属所为，那些负责采办的低级宦官各恃所依，嚣张于京城市场，如白居易《卖炭翁》中鞭挞的宦官形象。有了这种相对独立的采买行为，才会有十六宅“宫市”典因供食不精，而受到单独处理。

五代时，内廷采购不再称“宫市”。唐后期建立并成为宦官控制朝政重要环节的内财政系统，五代时也大都由武臣掌控，宦官又退回宫禁之内，但内廷供应对市场的依赖性并没有因此而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