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市”有使，始于杨国忠，但外臣执掌内廷采购事宜，并非始自“宫市使”设置之时。

唐前期，内廷所需基本是供送制。供送物品的来源，一是诸司供给，由司农寺、少府寺、太府寺、太仆寺、将作监等负责；二是诸方贡献，有来自地方诸州，有来自戚属百官；还有一部分是自供。^[15]殿中省负责御物的管理支配。^[16]一部分供送内中物品须在京城就地采办，采办有两种方式：一是临时所需，即时采买；^[17]二是配户和市，由京兆府属官主知。^[18]《广异记》所云长安尉主知“宫市”，与裴耀卿废配户和市旧法，两者时间一为开元初，一为开元中，前后相继，但是否有直接关系却不甚明了。^[19]

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内廷对市场的需求极为迫切，与市场的联系更加广泛，内廷人数的增加，更加大了对市场的需求量。^[20]与这种大趋势相适应的是，政府供给系统中市场采购比重逐渐增加。财政体制的变革，财政系统的使职化，内财政内廷市场采购份额逐渐加大，原有供送系统在人员和经费已不能满足宫内的即时需要^[21]，城市商品经济日趋活跃，这正是“宫市”置使、权限扩增、人选趋重的主要原因。

不经由寺监或府县供送系统，而由内廷委派专人负责到京城市场采购，始自杨国忠，但初领使职，并非称“宫市使”。

据前引洪氏《容斋续笔》载，天宝时，杨国忠以宰相领“宫市”使，是为“宫市”之始，后人似未提出异议。但该书前已罗列杨国忠拜相前职衔，任御史大夫时已领“宫市”，而后语“宫市之事，咸谓起于德宗贞元，不知天宝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显然与史实并不相符，知洪氏考证仍未详尽。

《旧唐书》卷一〇六《杨国忠传》载：“上春秋高，意有所爱恶，国忠探知其情，动契所欲，骤迁检校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监水陆运及司农出纳钱物、内中市买、召募剑南健儿等使，以称职迁度支郎中，不期年，兼领十五余使，转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是岁，贵妃姊虢国、韩国、秦国三夫人同日拜命。兄铦，拜鸿胪卿。八载，玄宗召公卿百寮，观左藏库。喜其贷币山积，面赐国忠金紫，兼权太府卿事。国忠既专钱谷之任，出入禁中日加亲幸。^[22]”既知，杨国忠任职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时已兼司农出纳钱物使和“内中市买使”，两使职一管钱物出纳，一管入市采买，迁御史大夫后“内中市买使”已改称“宫市使”，仍由杨国忠领任。虽然“内中市买使”不见他书记载，但从杨国忠前后担任的职掌分析，兼有内外身份，内中采买确实非他莫属。

天宝初年，正是使职扩增的重要时期，“初，宇文融既败，言利者稍息。及杨慎矜得幸，于是韦坚、王鉷之徒竞以利进。百司有利权者，稍稍别置使以领之，旧官充位而已。胡三省注：史言诸使所由始”^[23]。司农、太府、度支、户部，包括内廷采购等，都属于“百司有利权者”，因此，都陆续置使领之。“内中市买使”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设置的。

杨国忠充任“内中市买使”的缘起与具体时间没有明确记载，《旧唐书》本传仅记载了他在任度支员外郎一职时，同时担任“内中市买使”，因此，如果知道何时任职度支员外郎即可。

杨国忠任“宫市使”前后职历条缕如下：

天宝四载（公元745年），杨国忠因诸杨姐妹引见，侍宴禁中，因“专掌樗蒲文簿，钩绞精密”而受到玄宗“好度支郎”的夸奖^[24]，凭借诸杨姐妹力荐，被王鉷奏充判官，进入财政使职系列。

天宝四载八月，杨国忠时任殿中侍御史，充司农出纳钱物使^[25]，则他入御史台至少应在天宝四载八月或此前。王鉷奏充判官也应在八月之前。很可能在这时充任“内中市买使”一职。

天宝四载十一月，杨国忠时任度支郎中，充诸道铸钱使^[26]，则他应在四载十一月迁度支郎中前已任职度支员外郎。如上述记载不误，杨国忠在任度支郎中之前，已充任司农出纳钱物使，由此亦可推知，他已经承担了“内中市买”的任务，时间应在天宝四载迁度支郎中之前。如考虑到，天宝四载，王鉷“务为割剥以求媚”，“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27]，而杨国忠主知“内中市买”的主要任务是采买“侍宴”所需，资金也应来自日益膨胀的内库。

天宝六载十一月，李林甫引杨国忠为援，拔擢为御史，^[28]充两京含嘉仓出纳使。^[29](www.daowen.com)

天宝七载六月，杨国忠已任度支郎中兼侍御史，岁中又加领15使，包括“内中市买使”。当月又“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恩幸日隆”。^[30]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杨国忠遂“专钱谷之任”，身兼水陆转运、司农出纳钱物、太府出纳钱物、度支诸使。^[31]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一载秋八月”注云：“左藏，旧有令、丞而已，出纳判官盖帝置也。是时分立诸使，旧来司存之官备员，莫得举其职。杨国忠方承恩遇，领使最多，盖兼左藏出纳使而以魏仲犀为判官也。”左藏为国家正库，“天下赋调之正数钱物则皆归左藏也”，玄宗观左藏库后而赏杨国忠。^[32]

综上，天宝四载到六载之间，内中库藏出纳和内廷采买都已由杨国忠一人统领，正式完成了“内中市买”由职官主持转移到使职的过程。^[33]

“内中市买使”的设置及转为“宫市使”，是内财政使职趋重的结果。^[34]

天宝十一载，王鉷败，赐死，杨国忠统掌内外财权，升任御史大夫，身兼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祠祭、木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

据此可知，“内中市买”在天宝四载已置使，由杨国忠充任，但正式出现“宫市使”的职名是在天宝十一载，职掌显然与“内中市买使”没有区别，主持人仍是杨国忠，看来是职随人走，使职因人而设，并非专以宰相充使。但是，正式设“宫市使”是否是在天宝十一载，还是此前即天宝七载六月以后由“内中市买使”已转为“宫市使”，不详。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杨国忠升为右相，“其判使并如故”。杨国忠所充任的使职，涵盖了“内中市买”从所需库藏收入到支出的各环节，包括度支、司农、御史等。^[35]

因此，“宫市使”应在天宝七载六月以后到天宝十一载这段时间，由“内中市买使”改置，杨国忠在升任御史大夫兼领十五余使时，继续领使“宫市”，“内中市买”仍是职掌之一，而权限已大为扩张了。“宫市”与其他由外财政逐渐内化或逐渐独立的使职不同，开始设置就有强烈的内财政色彩。其供职范围主要是为皇帝与以诸杨为主的后宫宴饮采购所需。

开元、天宝时，重要财政使职仍由权臣掌领，但宦官已分割了部分财权，主要是在逐渐形成的内财政系统伸展势力，如加置的皇帝私库大盈、琼林二库使就是由宦官领掌^[36]。当时内外财政系统处于胶着状态，很多职任尚无明显区分，内财政使往往是通过对原有职任系统的渗透进而才取而代之。王鉷死后，内外财权都统于杨国忠手中，可为内库财政权由外官手中过渡到内廷的关键。

杨国忠与李林甫和王鉷不完全相同，他“以椒房之亲，出入中禁”^[37]，有诸杨为其邀宠，自己又表现不俗，最终得到宠幸，虽是以外官系列升迁，但玄宗实际视其为内臣。^[38]杨国忠虽然与王鉷并掌财政，但两人所领使范围是有区别的，杨国忠所领诸使职，多为内财政系列，以掌管内库出纳为主。自玄宗朝起，凡外臣掌领财政使，下场无一好结果，如王鉷、第五琦、元载、刘晏、杨炎等。而杨国忠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在与王鉷争权夺利过程中的先天优势，^[39]也使内库出纳和内廷采买在内财政使系统的形成过程中逐渐合一。

“内中市买使”抑或此后的“宫市使”都是直接为内廷所设使。因此，杨国忠是在财政收入由外库向内库转移、内库财政权由外官转到内臣手中的第一位关键人物。

杨国忠以使职身兼内廷出纳采购之任，很显然，这不仅仅是个别人选上的变化，恰恰是因为内廷供送发生了变化，主知京城两市采购已不再由属于京都府县系统的长安尉等负责，而是转由使职主知。内廷采购选任杨国忠主知，具有个人因素和体制变化的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