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宫市”缘起时间的判定，有开元说、天宝说、贞元说。按判定学者所处年代顺序，列举如下：

贞元说：唐人韩愈与《资治通鉴》作者持此说。

韩愈《顺宗实录》卷二载：“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3]”据是书，官吏主持宫中市买，是“旧事”，贞元末，才转由宦官主持直接到市场采购，因称“宫市”。但“旧事”起于何时，源自何职，是否已置使领之，官吏主知时是否已有“宫市”之称，不载。

《资治通鉴》卷二三五“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载：“先是，宫中市外间物令官吏主之，随给其直。比岁以宦者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后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辩，无敢问所从来。”^[4]按，贞元共二十年，该书放在十三年叙述，又有“比岁”之判定，大致认定是在贞元中期，宦官充使，主持宫中采买，因称“宫市”。但“先是”所指时间上限不清。

天宝说：南宋人洪迈与陈寅恪先生持此说。

洪迈在其所撰《容斋续笔》卷一一《杨国忠诸使》条，云：“杨国忠为度支郎，领十五余使，至宰相凡领四十余使，第署一字不能尽，胥吏因是恣为奸欺。^[5]”新旧唐史皆不详载其职。按其拜相制前衔，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祠祭、木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崇文馆学士、修国史、太清、太微宫使，自余所领又有管当租庸铸钱等使。以是观之概可见矣。宫市之事，咸谓起于徳宗贞元，不知天宝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6]”据上，洪氏似认为“宫市”起于天宝时杨国忠以宰臣身份领使。但是书有前后矛盾之处：文中列举出杨国忠拜相前所充任的使职，已有“宫市使”，因此，是在杨国忠任相前后连任的使职之一，明显是使职随人走，而非固定由宰臣充使。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卖炭翁”引《南部新书》载：“大历八年（公元773年）七月，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哭于东市。上闻。赐衣，馆于客省。每一字论一事，尤切于罢宫市”^[7]；又引《旧唐书·代宗纪》：“（大历八年九月）癸末，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持竹筐及苇席，请进三十字。如不请旨，请裹尸于席筐。上召见，赐衣，馆之禁中。内二字曰监团。欲去诸道监军团练使也。^[8]”陈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自天宝至大历至贞元五六十年间，皆有宫市，而大历之际，乃至使郇谟哭市，则其为扰民之弊政，已与贞元时相似。”由于陈先生没有就“宫市”进一步展开考述，我们只能从上述有限的信息得知，首先他认为“宫市”起自天宝，但没有举出具体例证；其次他推定代宗大历年间，“宫市”扰民，已与贞元相似，“而宫市之弊害则由宦官所造成”^[9]，应是认为代宗时代（公元762—779年）宦官已借“宫市”名义为害京城民间社会与市场。

开元说：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陆续有学者持此说。(www.daowen.com)

唐人戴孚著《广异记》，书中云：“薛衿，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日于东西二市。^[10]”这是目前所见“宫市”一词出现最早年代。近年，一些学者注意到这条材料，并据此认为，“宫市”应起源于开元时期。

《广异记》原书不存，成书年代不详。戴孚其人，两《唐书》无传，《文苑英华》卷七三七顾况《戴氏〈广异记〉序》云：“至德初，天下肇乱，况始与同登乙科。君自校书终饶州录事参军，时年五十七。有文集二十卷。此书二十卷，用纸一千幅，盖十余万言，虽景命不融，而铿锵之韵固可以辅于神明矣。二子钺、雍，陈其先志，泣请父友，况得而叙之。^[11]”戴孚卒年不详，《太平广记》收录《广异记》一书278条，多为开元以后事，该书卷三〇五“王法智”条载，大历六年，戴孚在桐庐与左卫兵曹徐晃、龙泉令崔向、丹阳县丞李从训等人会见王法智，推知当时戴氏任职于此地。^[12]《广异记》书中所记多为开元以后事，如参照戴氏阅历，推测成书应在开元以后。^[13]

开元时，京城长安市场已经非常活跃，内廷日常食用品更多地通过市场采购是正常的，因此，《广异记》言长安尉主知“宫市”是可信的。但如何主知，以及凡为内廷采购是否已称“宫市”，并没有其他佐证，也未见有职称为“宫市”的专官，有可能是作者著述时沿用当时（开元以后）京城人对此行为的泛称，而非开元时世人对采购内廷所需之称或官吏专任之称。

因此，“宫市”一词是否始于开元并无更有力的佐证，《广异记》仅能说明，开元时期，内廷日常食、用品须在京城市场采购的部分，由长安尉负责专知。

又，《新唐书》卷四六《百官一》云：“金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两京市互市、和市、宫市交易之事，百官、军镇、蕃客之赐，及给宫人、王妃、官奴婢衣服。”^[14]据此，“宫市”事务似最早应由金部主持，但他书记载金部郎中职掌均不见有“宫市”一职。是否是将“官市”误传抄为“宫市”？没有其他佐证，无法判定。亦可能修史者以为金部掌管库藏出纳，“宫市”自然归其所掌？只能存疑。

综上，开元年间，为内廷供应所需直接到（主要是京城）市场采购任务，由京兆府（可能由长安尉主知）负责，但其时是否已称之为“宫市”，除《广异记》外，并无其他佐证；天宝时，杨国忠以使职掌领“宫市”，但其中原委仍需澄清；代宗时，“宫市”已引起民怨，“宫市”使职应已转至宦官掌领，但何人主知，所领何职，惜史无明文；德宗贞元时，已有明确记载“宫中有要市外物”不再循府县供送旧制，而以宦官为使，称“宫市”，因为害甚剧，成为受到朝野抨击最为猛烈的弊政之一。

外臣如何主持“宫市”，又如何转到宦官手中，以及“宫市”的出现与内廷供应体制变化的关系，其中仍有未明之处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