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以前，记载市人通过集体“罢市”的行为表达某种意愿，与经济利益有关的很少，比较常见的是集体表达某种价值判断和政治取向。目前见到比较早的是西晋的一条材料。据《晋书》记载，西晋羊祜，正直忠贞，嫉恶如仇，刚正清廉，“南州^[14]人征市日闻祜丧，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15]。这是用停止正常的交易活动方式，市民集体表示对他离世的哀悼悲痛之情。而之所以悲痛，似乎没有记载他给市民谋取了什么利益，只是因为他疾恶如仇，刚正廉洁，因此，罢市表达的应该是一种价值的判断。东魏元悰“以兴和四年（公元542年）十一月廿日薨。工女停机，商人罢市，设祭满道，制服成群”^[16]。唐朝史书中，为表示对去世某人的哀悼而举行“罢市”的记载更多了。唐朝陈州人赵翊，世为忠武军牙将，昭宗（公元888—904年）朝官至检校太傅、右金吾卫上将军，因病去世，“陈人为罢市”^[17]。与这种自然死亡而引起的“罢市”相比，非正常死亡采取的“罢市”行为，往往更带有政治倾向性。唐末，盘踞四川的王建因忌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宗涤“有勇略，得众心”，于是，命亲随“缢杀之”，“成都为之罢市，连营涕泣，如丧亲戚”^[18]。这是用“罢市”来表示不满与愤懑之情。

唐朝后期，市民阶层^[19]逐渐形成，他们与官府的矛盾也日益接触到核心问题——经济权益，集体罢市就成为他们维护经济权益的主要方式。

唐德宗时（公元779—805年），朱滔、王武俊、田悦叛乱，朝廷连年用兵，财政窘迫，掌理财政的官员“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20]，于是决定通过借富商钱以充军费，约定罢兵后还钱。京兆少尹韦桢、长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胜其冤自经者，家若被盗”，但不想远没有达到预定征敛的数额，就“又取僦匮纳质钱及粟麦粜于市者，四取其一”^[21]。于是市民不得不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权益，一是全城“罢市”，二是成千数万人相率遮宰相卢杞马“哭诉”，迫使德宗停止征收。由于“宿师在野，日须供馈”^[22]。不久，又有户部侍郎判度支赵赞请税间架、算除陌^[23]，主要被征敛的对象仍然是城市居民和工商业者，“怨黩之声嚣然满于天下”。没过几个月，发生泾原兵变，叛军进入长安，竟然在市区对狼狈奔窜的市民喊话曰“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24]，足见民怨之深，这显然是直接指向官府与市民群体矛盾的核心问题。

唐朝普通市民表达意愿的方式，不仅限于“罢市”，史书上还记载了他们采用过“拦邀诉求”、聚众喧嚣、“街议汹汹”、街中传呼、匿名榜贴、集体“巷哭”、“率钱雇百戏”、街衢诟骂、投掷瓦砾等衍生方式。(www.daowen.com)

例如，唐懿宗（公元859—873年在位）因爱女同昌公主病逝而迁怒于医官，宗族枝蔓三百人收于牢狱，宰相刘瞻因进谏获谴贬黜远州，后量移入朝，史载：“瞻之贬也，人无贤愚，莫不痛惜。及其还也，长安两市人率钱雇百戏迎之”^[25]。虽然没有采取“罢市”举措，却用各商家集资“雇百戏”方式，明确表达了市人的好恶。再如，五代后晋，东京（开封）市民对投降契丹的杜重威，极为不齿，再加上他曾重敛百姓，税外加赋，“既至东京，驻晋军于陈桥，士伍饥冻，不胜其苦。重威每出入衢路，为市民所诟，俯首而已”^[26]。还可以举任延皓的遭遇为例，他因“业数术风云之事”而得宠于后晋高祖（公元936—944年在位），曾在交城文水令任上聚敛财贿，因其诬告，文水县十数族被诛。晋高祖驾崩后，任延皓获罪配流麟州，“路由文水，市民掷瓦殴骂甚众，吏人救之仅免”^[27]。

不可避免，市民也有被利用的时候。唐末，昭宗曾与朝臣谋划除掉盘踞陇右的李茂贞，李茂贞遂“使其党纠合市人数百千人”，先后拦住观军容使西门君遂马和入朝宰相崔昭纬、郑延昌肩舆，力求彰显“民意”，阻止朝廷发兵，并且采取“乱投瓦石”的过激行为，迫使二宰相仓皇逃匿民家避祸，狼狈得连堂印和朝服都丢失了。^[28]

宋朝以后，随着城市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继续成长，他们也越来越多地用“罢市”方式表达意愿，维护权益。仅举几例：北宋徽宗朝（1100—1125年），童贯宣抚陕西，当时长安物价踊贵，童贯有心抑制物价，负责财经的官员曲意逢迎，规定市场物价一律降低40%，违者重罚。商人被迫以罢市加以抵制。^[29]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因军费开支庞大，纸币“交钞”不断贬值，官府实行限价措施，商人为之罢市。金宣宗元光年间（1222—1223年），因钞法紊乱，屡次更改，银贵钞跌，民间交易多用银，官府于是规定买卖在银三两以下只许用钞，不准用银；三两以上，三分之一用银，其余用纸币，导致“市肆昼闭，商旅不行”^[30]。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年），以讨伐盗匪为名，江州宣课司“税及民米”，于是米商“避去”，民皆“闭门罢市”^[31]。清朝，有些地方官在离任或“蒙冤”被劾时，民众往往借保留为名，“鸣锣聚众，擅行罢市”^[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