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商业，受到种种限制和束缚。这些限制和束缚，有的是受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特点所制约，如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业人口比重大、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等，有的则来自国家的干预，如体制、制度、政策措施、观念导向等。中国的商业就是在不断突破限制与束缚的过程中，曲折地发展、进步。但由于这些突破始终无法完全打破限制和束缚，因此，也阻碍了中国社会最终完成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

最直接的限制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就主观方面的限制而言，一是对商人政治社会地位的限制，二是对市场开放程度的限制。唐以前（包括唐）官府对商人的限制有很多具体措施，对商人政治社会地位限制最主要的是不得做官（包括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开始，允许商人参加科举考试，是一个大转变。清朝后期盛行捐纳（买官），并形成制度，买官成为进入仕途和升迁的正式途径，对商人而言，又是一个大变化。商人的变化除了本身政治社会地位的变化，商人构成也在发生变化，不仅是行商坐贾的分类，出现牙人（经纪人）这一层级，出现了批发商这一群体，明中期以后，也出现了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比较著名的如徽商、晋商等，都是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构成发生变化的表现。此外，商人经营方式和内容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商业化程度的加深，商品结构也不断有所变化。唐宋以后，日用品成为商人经营的大宗，经营方式也从行商坐贾的分类，发展为按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形成收购、运输、仓储、批发、零售的不同商业流程和行业分类。

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主要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史记》记述了包括都城长安在内的十九个重要城市，其中，长安、洛阳、临淄、南阳（宛）、邯郸、成都六大都会，都是全国和地方性的商业中心城市。《盐铁论·力耕》云：“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9]指明城市的发展是以商业的繁荣为重要内容的。对市场的限制，比较典型和集中的表现是坊市制度，官府对市场开放的时间和空间有各种规定，尤其对都城市场的限制更为严格，城市商业受到很大限制。唐朝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突破了坊市制和城郭限制等封闭式的格局，北宋以后出现了街市、桥市，夜市开禁，城市从封闭格局趋向于开放格局，使商业活动具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时间弹性，对工商业的其他限制也日趋松弛。人口日益向大中城市集中，商业行会逐渐发展以及城市服务业的兴盛成为城市商业繁荣的重要特征。唐后期开始，南方商业性城市及大小经济型市镇、各类草市的发展尤为明显，经济和商业重心向东南移，城市重心也随之东南移。明清时期出现若干以生产或经销某类商品而著名的市镇，如景德镇、佛山等，主要集中在江淮和东南地区。运河沿岸、长江沿岸、东南沿海、水陆要冲，很快都发展成为商品集散的枢纽重镇。官府对工商业的控制和限制逐渐松弛，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过程中的大趋势。

就客观方面而言，商业的发展一是受交换媒介形式（即货币的形式）的限制，二是受交通运输水平的限制。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很长一段时期，实物承担着交换媒介的职能，唐朝时“钱帛兼行”，说明这时金属铸币仍然没有完全取代实物货币。秦始皇统一货币，西汉武帝铸五铢钱，既是第一个商业高潮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推动了第二次商业高潮的持续发展。第二次高潮的唐宋时期，出现了飞钱这种最早的汇兑业，出现了柜房这种最早的金融贮存、保管业和金融信贷业，宋朝开始出现纸币，正是商业发展对货币形式和职能发展变化产生的促进作用使然，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大发展。明清时期，出现的钱庄、票号等，使得金融信贷业成为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典质行业的兴起，都是商业深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商品能够顺畅流通，商路的畅通是很重要甚至是很关键的。在战国秦汉时期，史书有关于商品流通的记述，但其实商业发展仍然受到交通工具、交通道路的限制。秦统一后修驰道，汉初“开关梁”，隋朝开凿大运河，唐朝完善驿传制度，说明交通运输对商品流通、商业繁荣的重要性。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络以及沿海城市的地理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唐语林》卷八云：“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10]城市布局、人口流向，尤其是对外贸易重心由西北向东南沿海的转移，更是中国商贸史上的重大变化。对外贸易（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朝贡等）、边境贸易（榷场等）和民族地区贸易的发展变化都与交通道路有直接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对商业的限制始终存在，无法完全打破，如官府的导向及政策，如轻商、贱商、抑商，对商品交易和市场的限制，纸币没有能发展成为信用货币，征收不合理的高额商税，海禁，以及官商勾结等，都会对商业产生不利影响。商业只能是在限制与突破过程中不断寻求发展。

【注释】

[1]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一《力耕》，中华书局，1992年，第29页。

[2]〔清〕浦起龙撰：《读杜心解》卷二《忆昔二首》，中华书局，1961年，第287页。

[3]〔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卷五《王制篇第九》，中华书局，1988年，第161页。(www.daowen.com)

[4]〔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958页。

[5]〔唐〕元稹撰：《元稹集》卷二三《乐府·乐府古题序·估客乐》，中华书局，2010年，第307页。

[6]〔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页。

[7]〔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三《相国寺万姓交易》，中华书局，1982年，第88页。

[8]〔宋〕王栐撰：《燕翼诒谋录》卷二《东京相国寺》，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

[9]《盐铁论校注》卷一《力耕》，第29页。

[10]〔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第7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