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目前正面临着一个不好的后遗症。投资者在过去的几年中损失了数万亿美元，MBA们也感到惶恐不安，因为他们从百万富翁变成了今天的失业者。

最混乱的还是，许多CEO和首席财务官都背叛了他们股东和员工的信任和忠诚，他们应该对所有的事务负责。不幸的是，尽管对他们的惩罚会减轻我们的一些震惊和愤怒，但却无法挽回数千名美国人失去的工作和个人积蓄。近来新闻报道中披露的所有金融丑闻，都对整个商业界的名声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谨言慎行。所有的组织机构中——公司、政府以及联邦法院，都有人在营私舞弊、滥用职权、说谎以及变化无常地玩弄规则。即便如此，他们仍只是少数派。我们需要在不损害组织机构的前提下对这些犯罪分子进行惩罚，因为这些组织机构都是我们社会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部分。

管理者和政客们正在全美范围内搜查，所有涉嫌卷入那些曾经一度十分辉煌但却一下子惨败的商业活动中的人员——甚至包括只有一点牵连的人。那些过去从没有，或很少报道公司会计制度的媒体公司，现在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而仅仅就在几年前，这些公司还在骄傲地展示他们现在正指责的东西。网络公司的CEO和首席财务官，当然还有电信公司、媒体公司以及能源公司的CEO和首席财务官，过去都曾在财经新闻电台中出现，以鼓吹他们的预计收入情况。评论员也醉心于这些报道活动之中，因为大家都希望有更多的关于“新经济”的新闻。出版和广播媒体极力吹捧新经济，即便是这些公司的股票以高于其年收益的300～400倍的价格在销售，也很少会对其表示任何怀疑！

让我震惊的还不只是这些，而是几乎很少有人说，这场金融丑闻式的“电影”我们以前看过，而且也知道其高潮就是一次巨大的火车车祸。无论是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20世纪20年代疯狂的工业扩张，还是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大联合，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杠杆收购，我们精彩而自由的经济体制都孕育了一次又一次疯狂的热情和投机。在这些电影中，没有造成灾祸的主要坏蛋，因为每个人都是坏蛋。实业家做出了不切合实际的承诺，公司执行官也变得贪婪起来，商业银行忘记了基本的信用政策规则，政客们也对新的产业巨子卑躬屈膝起来（还记得前两任总统选举期间，政客们的硅谷之行吗），而且金融媒体也携带着不断增加的广告收入往银行跑，并热情地支持这场丑闻^[1]。

有人喝酒就有人摆酒宴——尽管多数人都是这场闹剧中的“分一杯羹者”，但安排聚会和摆酒宴的也大有人在。现在被法院起诉涉嫌金融丑闻的嫌疑犯中有会计、管理者和公司执行官等，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成为前面我们所说的那些重磅炸弹式狂欢酒宴的提供者。

那么，谁才是摆酒宴的人呢？主要是投资银行家，为我们经济历史中所有疯狂的投机时期提供酒宴：他们建造了巨大的石油卡特尔、出售了铁路股份、为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大联合推波助澜；后来又转过头来怂恿企业，将那些起初合并进来但并无意义的业务部分全部卖出去，并从中牟利。他们手中有无数的火柴可以用于点燃经济篝火，这些“火柴”就是：付息及税前利润付款报单（EBITDA）、首次公开上市（IPO）、杠杆收购（LBO）、管理层收购（MBO）、价格与收益比率最高限额（PERC）以及买卖债券提高收益率（PICK）。

投资银行家们能使资金收缩和膨胀。他们从怂恿AT＆T公司购并所能看见的一切东西中赚取费用，又接着从帮助AT＆T公司卖掉购并进来的东西中获取更多的费用。这真是一桩好生意，因为无论如何他们自己都能赚到钱。在所有这些经济投机狂欢活动结束后，经纪人都赚足了钱，受损失的却是投资者，他们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输光了。蒙受损失的还有实业家，他们输掉了才气和名声。

那么，我们如何来修复这个体制呢？或许你们中的有些人要失望了，因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并没有太好的修复方法。

禁止投资银行家的活动，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别忘了，他们之所以会存在（而且将是一直存在）的原因，就是人们总是在寻找一根魔棒来实现他们的梦想。我们很少需要管制，因为管制通常抑制经济的发展，它很少支持投资银行家的活动。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些对于修复目前经济体制有所帮助的东西，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应该禁止公司在新闻发布活动中使用预计收入数据资料；公司董事会应该几乎全部由本公司外部的董事组成；不应该要求员工把他们大部分退休金和个人积蓄投在自己公司的股票中。(www.daowen.com)

我的确认为，一个意义重大的变革有助于抵制下一次浪潮（相信我，我们在未来的10～15年中一定还会遇到下一次浪潮）。在我看来，这个变革就是改革我们的税收政策，以使它打击短期投机而鼓励长期投资——这种方法不是我的首创，已经有很多人在实施这种改革。我宁愿看到利润来自证券买卖税后的收入——这些税额可以按比率有所变化，比如说，如果证券买卖活动不到1年就发生一次，那就以70%的比率征税；如果是1～3年发生一次，那就征收40%的税；3～5年发生一次，那就征收20%的税；5年以上才发生一次，那就免税。这将会使小资产所有者以及家庭农场主得到帮助，而且鼓励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们超越自己对季度性短期绩效的追求行为。

我还主张将这一方法应用于股票期权收益上。那些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就出售股票期权的高级管理人员，将比那些持有股票期权的高级管理人员缴纳更多的税款，这也是授予执行官股票期权的唯一理由——使他们的利益与公司股东的利益一致起来。

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税收制度改革，至少可以获得回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好处。如果股东的巨额股票（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因为短期交易而严重受罚，以及因为长期投资而及时受到奖励，那么这些公司管理者就成为公司绩效极具有建设性意义的监管者。

不幸的是，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美国的经济体制正好走的是与此相反的道路。美国的管理者已经变得如此执迷于帮助小投资者，以至于我敢断定他们已经与大投资者脱离了联系——所有者最能够给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施加压力。

例如，股东会议——每年一次的投资者和管理者公开交流的机会，已经变成了由管理者控制的狂欢时光（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欧洲和日本也是一样）。我记得，20年前，为年度会议精心准备、探讨公司重大事务是管理团队的应有之义务。现如今，却没有哪位严肃认真的股东愿意参加这样的年会，因为这些会议已经在管理者的许可下，变成了讨人嫌的人、社会上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愤愤不平的员工们炫耀的场所。我绝不会忘记电话电报公司的一次年度股东会议：在那次会议中，股东们不得不忍受关于支持和反对堕胎的两次长篇大论——因为管理者批准了两个与堕胎有关的提案。所有这一切都把本应该讨论的重要问题排挤到了一边（例如，电话电报公司将要如何提高长期业务的边际效益）。

除了以上股东会议这个良好的形式被不正确地利用以外，另一个良好的愿望在实施的过程中也走向了歪路，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美国新出台的一项规定：公平披露（FD）。该规定原定目的旨在确保所有的投资者——特别是小投资者，都有机会同时获得公司的相关信息。当初没有任何人会质疑这一愿望良好的规定。

然而，该规定似乎也使公司的管理团队规避了大组织机构性投资者的审查，而这种审查过去可是对公司领导人最严格的检测。相信我，在过去如果你是一个CEO或者是首席财务官，你要准备和富达投资公司（Fidelity）或者美国运通公司的财务顾问召开一次为时2～3个小时的会议，那你现在的焦点就将是在务实的、互谅互让的气氛中为你对公司的管理行为进行解释和辩护。我怀疑这些东西在“强制决策”制度的规定下，即便现在还没有消失，以后也可能会消失的。

我的观点很简单：老练的大所有者能够也应该承担主要的管理责任。是的，管理者、董事以及财务会计人员都在里面扮演了角色，但我们应该从风险投资家的著作中摘选一页内容，这就是：所有者都是接近管理者的人，所有者不能一时心血来潮地抛售自己的股票，所有者必须通过一个完整的投资周期来观察一家公司——它们是确保公司领导能力有效的且最有力的因素。

【注释】

[1]关于媒体对于这场金融丑闻的推波助澜作用，请参见《网络公司》杂志上约翰·卡西迪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报道：哈珀科林斯，200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