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中的量子跃迁规律已被国内外研究者运用到组织管理⁽²⁸⁾、农业生产、交通运输、产业创新等多个领域，该规律解释了处于不同能级轨道上的电子通过吸收和释放能量的方式实现电子跃迁的现象。将此规律拓展到相对贫困治理领域，我们推测相对贫困家庭所处的贫困状态也有着类似于电子跃迁的轨道转换路径。其相似性主要表现在：第一，环境因素促进本体结构转化。相对贫困家庭的资源累积状态与量子的跃迁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量子跃迁理论提出在稳定状态下，没有外部刺激，微观粒子围绕一定的轨道稳定绕行；当外部产生光的刺激时，微观粒子才会发生位移现象，进入新的轨道，这种现象称为量子的跃迁运动⁽²⁹⁾；相对贫困家庭的资源累积状态受到外界各类因素的影响，在政府或社会注意力集中的情况下，公共政策的实施对于相对贫困家庭累积资源、摆脱贫困将起到一个关键性的改变作用。第二，类新陈代谢特征。对于跃迁后的原子来说，当原子中的微观粒子完成吸收和释放光量子的跃迁行为后，原子会形成不同于以前的全新稳定结构。同样，对于完成跃迁后的相对贫困家庭而言，经济、教育、生活、就业等各方面资源在该家庭中呈递进式增长，相对贫困家庭达到一个新的社会生活状态，自身的社会竞争能力获得进一步提升。第三，波粒二象性特征。量子理论中的波粒二象性是指当粒子性不显著时粒子呈现出波动性，当波动性不显著时呈现出粒子性。相对贫困家庭贫困状态更迭的波动性表现在资源获取的周期较短且缺乏可持续性，往往在公共政策的“瞄准”之下达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状态，在此过程中未必能使相对贫困家庭转化为社会正常家庭的生活形态。相对贫困家庭贫困状态更迭的粒子性表现为相对贫困家庭为维持或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制定的持续性策略，这种策略在资源获取中的推动作用将长期存在，但即时效用不显著，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对相对贫困家庭的状态更迭产生影响。

结合此前国内学者引入量子理论来隐喻组织知识创造的过程，解释了知识创造量变的规律和不同种类知识在知识创造过程中作用的变化⁽³⁰⁾，本书借鉴玻尔理论的思想提出相对贫困家庭跃迁模型，模型的基本假设是：相对贫困家庭跃迁轨道类似于电子运动轨道，其所处的轨道能级是由家庭在社会中占据的资源状况来决定。相对贫困治理应当以实现单个家庭从较低能级的资源轨道向较高能级的资源轨道的跃迁为目标，通过对相对贫困对应的资源缺乏状态进行资源输入，并在资源输入的过程中实现相对贫困家庭内生资源发展动力与能力，最终使其稳定在高资源能级轨道，回归到社会正常的生活水平之中，从而解决贫困治理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问题。

从能级跃迁理论来看相对贫困家庭跃迁演进规律，可以将其理解为家庭资源的积累与贫困状态的更迭。在此我们需要理清三个关键问题：一是相对贫困家庭的跃迁是如何形成的；二是相对贫困家庭为什么会发生跃迁及其跃迁的触发机制是什么；三是相对贫困家庭的跃迁在何时何地能够完成，对于贫困状态更迭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需要基于能级跃迁理论来理解家庭跃迁的基本原理，结合循环累积因果聚集机制探究家庭资源累积与贫困状态更迭之间的内在逻辑，从而揭示相对贫困家庭跃迁的动因、类型和条件，最终构建基于资源状态演进过程中的相对贫困家庭跃迁模型。

（1）家庭资源的累积过程

家庭资源可以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前者包括人力资源如家庭劳动力的数量、素质、文化、就业、社会地位和身体健康状况，物力资源如生产生活的基础条件、消费投资的可支配财产。后者包括人际关系、社会网络等。⁽³¹⁾Townshend在解释相对贫困的内涵时曾指出，相对贫困是一种与社会普遍生活水平相比因缺乏资源而被排斥在正常社会生活之外的生存状态。⁽³²⁾对于贫困家庭多维资源缺乏的探讨是国内外学者研究贫困问题的重要分析视角。根据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思想，家庭单元作为国民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家庭的初始资源因禀赋、代际等因素呈现不同的资源分布状态，资源相对富足的家庭单元在社会竞争中占有主动优势，吸引更多的要素资源汇入该家庭单元中，从而促进其发展并拉开与资源相对匮乏的家庭单元之间的资源差距，这种情况被称为“回波效应”；而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资源相对富足的家庭单元获取资源的速度变缓，资源相对匮乏的家庭单元将开始逐步获得同等的资源要素，二者之间的差距缩小，称之为“扩散效应”。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回波效应总是先于和大于扩散效应，资源的连续累积会使得家庭单元之间的差距扩大，从而导致一种恶性循环的困境。

（2）家庭资源累积与原子运动的隐喻

玻尔的原子结构理论指出，当电子运行的轨道不同，原子处于不同的状态并具有不同的能量，原子的能量显示出量子化的层级，这种量子化的能量值就是能级。原子中具有确定能量的稳定状态称为定态，能量最低的状态叫作基态，其他的状态叫作激发态。结合此前国内学者引入量子理论来隐喻组织知识创造的过程，解释了知识创造量变的规律和不同种类知识在知识创造过程中作用的变化⁽³³⁾，本书借鉴玻尔理论的思想，提出基本假设：家庭资源累积轨道类似于电子运动轨道，其所处的轨道能级是由资源累积的能力大小来决定的（图2-5）。

图2-5　家庭资源累积轨道的形成机理

当家庭单元遵循一定的可持续生计活动进行资源累积时，资源累积程度的差异将决定各个家庭单元处于不同的资源累积轨道中。家庭资源中的无形资源以一种内隐的形式存在于家庭单元内部，是维持家庭生存发展的核心资源集合，称为资源核；而有形资源以一种外显的形式存在于家庭单元的运行载体中，称为资源电子。资源核与资源电子的相互作用可以类比量子运动特征，具体表现为资源核吸引资源电子，将外显资源转变为内隐资源，提升资源积累的能级；资源电子在运动过程中吸收新的电子，寻求改变自身所处的资源累积轨道，实现资源累积的跃迁。

类似于量子跃迁所需要的外部刺激条件，相对贫困家庭的跃迁本质上是一种贫困状态演进过程，这种演进并不能随时随地自发产生，而是需要在外界能量的刺激下产生反应。基于此，本书的研究将家庭资源获取过程视为一个复杂系统，构建相对贫困家庭资源累积的状态演进图，进一步阐明家庭贫困状态的能级跃迁原理。如图2-6所示，5种家庭资源累积能级状态构成相对贫困家庭跃迁3个时期的演进过程。

图2-6　家庭资源累积跃迁的状态演进

从家庭资源累积跃迁的5个状态来看，首先，当相对贫困家庭的资源累积能级处于基态时，表明此时尚未进入资源累积期，在初始状态下，相对贫困家庭缺乏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交流，对资源的获取和转化能力较弱，难以具备资源再积累的能力。其次，当相对贫困家庭的资源累积能级处于低激发态和低能稳定态时，此时家庭单元内已经开始接受外显资源（扶贫政策、社会支持等）的刺激，具备了获取外部支持资源的基本能力，但是自身的资源累积能力仍然较弱，家庭内部处于一种“只进不出”的生产状态，资源累积的内生动力不足。再次，当相对贫困家庭的资源累积能级进入高激发态时，表明家庭单元在资源累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对资源累积的自主转化能力，内隐资源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家庭单元内部开始重视家庭资源的累积能力和发展能力，并能根据不同的贫困成因寻求解决方案。最后，相对贫困家庭在资源累积过程中可能面临两种局面，一是在高激发态的作用下家庭单元对于组合资源的吸收能力极强并达到资源突破阶段，通过长期的资源累积最终突破“贫困陷阱”来实现家庭资源的跃迁；二是在高激发态之后进入资源疲软期，即相对贫困家庭的外显资源与内隐资源未能在跃迁过程中实现转化和吸收，导致家庭单元陷入如黑箱一般的“贫困陷阱”之中。

本书认为，家庭跃迁可以分为三种状态：基态、激发态和定态。基本结构如图2-7所示。首先，处于基态即相对贫困状态的家庭，资源和机会都较少，生活水平低于社会公认水平；然后，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为相对贫困家庭赋能，提供资源和发展机会，相对贫困家庭吸收能量后转变为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达到激发态；最后，随着能量不断积蓄，相对贫困家庭能够充分获得资源和机会，完全脱离贫困，达到社会公认的生活水平，进入到正常家庭，进而达到定态。激发态和定态都是家庭跃迁的一种状态。三种状态需要依靠指标体系进行衡量和评估，三种状态的变化需要多元主体为相对贫困治理注入能量，以实现家庭跃迁。以家庭跃迁程度衡量相对贫困治理效率。家庭跃迁程度越大，表明相对贫困治理效率越高。

图2-7　家庭跃迁模型

在前文分析家庭资源累积和跃迁状态的基础上，本研究基于AF双临界值法构建相对贫困家庭跃迁测量模型，分基态、激发态和定态三个主阶段对相对贫困家庭资源汲取与状态跃迁进行定量化分析，进一步解释如何在家庭跃迁视角下提高相对贫困治理的有效性。

要实现相对贫困家庭跃迁的目标，关键是辨析相对贫困家庭缺乏何种资源以及如何将资源与缺口一一对应。梳理全世界关于相对贫困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各国学者和有关部门在界定相对贫困的贫困内涵时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以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人类发展指数”等确定的“收入、健康和教育”三大指标体系。联合国制定的“多维贫困指数”中则包含健康、教育、居住环境三大维度18个指标；二是以汤森等学者为代表的“收入、资源、能力、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等五大指标体系；三是在社会实践中，欧盟国家确定的“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拥有车辆”等作为相对贫困和富裕的划分标准体系。墨西哥等国家考虑的维度有收入、教育和就业等。Booysen等认为可以建立资产指数。我国学者王小林认为，可以建立经济维度、社会发展维度和生态环境维度3个维度。刘愿理指出，可以建立物质资源、经济条件、可行能力、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5个维度。

综合联合国、世界银行的多维贫困指数、人类发展指数，以及墨西哥等国家的衡量指标体系，本研究选取30位专家进行深入访谈，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确立了包含7个维度的一级指标体系与包含观测问题的二级指标体系，使用AF双临界值法建立相对贫困家庭跃迁测量模型。研究中所使用的家庭跃迁测量维度主要包括经济、生活、健康、教育、就业、认知和支持、社会保障7个维度，共计21个衡量指标。其中经济维度包括经济收入、负债行为、投资理财、房产状况4个指标；生活维度包括卫生间是否独立、厨房是否独立2个指标；健康维度包括健康情况、残疾情况2个指标；教育维度包括个人教育程度、子女教育程度2个指标；就业维度包括就业人数、劳动技能2个指标；认知和支持维度包括社会支持、自强思想和管理能力3个指标；社会保障维度包括加入养老保险、加入医疗保险、加入失业保险、加入生育保险、加入工伤保险和加入长护险6个指标。

由于相对贫困属于发展性贫困，存在机会贫困、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工作贫困等多种发生因素⁽³⁴⁾，且国内外对于相对贫困的测量标准存在较多不一致，故引入近年来在贫困治理领域广泛运用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通过对相对贫困家庭资源汲取与状态跃迁的阶段性分析，进一步解释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相对贫困家庭跃迁机理。研究中所使用的家庭跃迁维度与SL方法中的贫困测量维度具有时空上的一致性与对应性。

在量子跃迁思想指导下，本研究分别从基态、激发态、定态三个阶段对相对贫困家庭资源汲取与贫困状态进行跟进与测量。对不同阶段下相对贫困家庭的资源数量，本研究基于家庭跃迁指标模型构建数据矩阵，对于n个家庭设置7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构建了一个n×21的数据矩阵，将被测者的家庭数据录入矩阵，即可以得到该被评估者的贫困状况数据矩阵。根据录入的数据矩阵对被评估者进行资源数量的测量。对于21个二级指标，当选择“是”时，得1分；选择“否”时，得0分。选择“是”的二级指标加总，得到剥夺指标N。对于该家庭处于相对贫困双临界值M范围内的维度数量加总，得到贫困维度数量k，其取值为1≤k≤7。剥夺指标数量N越大，或者贫困维度k越大，表示该家庭陷入贫困的方面越多，缺乏的资源数量越多，越需要得到多个方面的救助和帮扶。当总得分为0时，表示脱离贫困，进入富裕阶层。因此，可以根据得分对家庭进行相对贫困状态的识别，根据被测者的得分，将被测者评估为“基态”“激发态”和“定态”三个阶段，通过计算多维贫困发生率H、平均剥夺率A、指标贡献度V和多维贫困指数MPI等测量相对贫困家庭的资源状态变化情况。贫困状态测量流程如图2-8所示。

图2-8　相对贫困家庭贫困状态测量流程

（1）提出问题：家庭跃迁模型构建研究

借鉴物理学领域的量子跃迁理论，查阅相关文献，构建家庭跃迁模型。能级跃迁概念最早由波尔（Niels Bohr，1913）提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理论与实践均证明，家庭的贫困具有代际传递和自我循环。当父辈陷入相对贫困后，无论其经济基础、物质条件还是文化认知，均具有较大的传递性。家庭的贫困状况不断循环，阻断了家庭提高生活品质的通道。在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过程中，需要建立促使家庭脱离原有轨道，进入更高和更大的轨道运行的机制。当家庭没有外力帮扶的时候，或者只有最低标准的经济扶助的时候，家庭的正常轨道是实线的运行轨道。家庭陷入一种低级别的循环。电子如同家庭的各个成员，永远沿着实线运行，无法跳脱出来，无法获得能量（图2-7）。这时，需要政府和社会有关部门“赋能”，给红色的电子注入能量，让电子脱离原有低级别轨道。相对贫困治理，像低轨道运转的电子受光子撞击后跃入远离贫困中心的高轨道，是政府和社会“赋能”的结果，也是相对贫困治理效率的体现。

（2）理论分析：家庭跃迁维度和家庭跃迁衡量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如前文所述，家庭跃迁维度包括：经济维度、生活、健康、教育、就业、认知和支持、社会保障等7个维度21个指标。

（3）实证调查：相对贫困家庭跃迁初始基态数据收集、处理和分析

首先，数据收集。本研究借鉴AF方法，采用双临界值法识别相对贫困家庭，在山东、贵州、湖南、上海、浙江、安徽以及广西7个省份各选取2个县市，合计14个县市，再抽取28个街道，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数据，组建数据库。包括：①相对贫困家庭的初始基态数据，包括经济、生活、健康、教育、就业、认知和支持、社会保障7个维度21个指标；②相对贫困治理相关主体数据，包括当地民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医疗保障部门等政府部门的治理政策，社会组织、爱心人士、企业等帮扶措施相关数据。

第二，家庭初始基态数据处理和分析。首先，深入分析我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初始基态数据，对7个维度21个指标进行深入调查和评估。然后，由7个维度21个指标形成评估体系，对相对贫困家庭的被剥夺指标进行统计分析，了解我国相对贫困家庭状况。

（4）追踪调查：相对贫困家庭激发态和定态、家庭跃迁情况数据分析

首先，在第一次调查后，每年进行一次追踪调查，了解相对贫困家庭接受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赋能”后的变化，将变化后的情况界定为激发态，分为低激发态和高激发态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家庭状态可以反复：①可能继续提升能级，进行跃迁；②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再次返贫；③可能最终脱贫，进入正常家庭运行轨道，即“定态”。

然后，进行家庭跃迁幅度和跃迁状态数据处理和分析。将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分析家庭跃迁幅度和跃迁状态。

（5）统计分析：基于家庭跃迁模型的相对贫困治理衡量和影响因素分析

依据初次调查数据和追踪调查数据，对家庭跃迁幅度进行综合衡量和分级。然后，以家庭实现跃迁为目标衡量相对贫困治理效率，运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影响相对贫困治理效率的因素。本研究认为，影响家庭跃迁的因素有：①相对贫困治理模式；②相对贫困治理投入；③相对贫困治理主体；④是否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6）实践检验：家庭跃迁视域下相对贫困多元协同治理实践模式探索优选

在试点地区，同当地民政部门和社会组织合作，探索家庭跃迁视域下相对贫困多元协同治理实践模式。首先，采取多元协同治理方式，明确相对贫困治理责任，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投入的标准化衡量指标体系；其次，以相对贫困群体为中心，根据数据进行追踪和效果监测；再次，在治理过程中，运用模拟仿真，确保资源有效配置，避免短缺或浪费，提升相对贫困治理效率；最后，不断实践，优选协同治理模式，面向全国进行推广。相对贫困治理模式包括“综合型”模式、“针对型”模式、“全面型”模式和“项目制”模式等（图2-9）。

图2-9　框架思路图

如图2-9，本研究按照“提出问题—家庭跃迁模型构建—家庭跃迁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相对贫困的全国性追踪调查—相对贫困治理效率衡量和提升方案设计—相对贫困治理效率提升模式实践运用与优选”的思路进行研究。首先，在选取的调研地区收集相对贫困家庭的初始基态数据。其次，通过多次问卷和访谈，采用德尔菲法，构建家庭跃迁衡量指标体系。再次，对不同初始基态的相对贫困家庭建立相应的协同治理模式。第四，运用公共管理实验室进行多次模拟仿真，进行中长期规划。最后，在试点地区加以实践运用，不断改进方案，得出最优模式。(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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