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素杰、陈朔（2006）⁽⁴⁶⁾认为，相对贫困的致因在经济方面体现为资产的拥有和分配。贫困人口相比于高收入者拥有的资本和财产的量较少，目前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和出口。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资本的拥有量也离不开三驾马车的驱动，而资本更多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者手中，贫困群体缺少可以投资、消费的财产，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更没有空余的钱用来投资等带动收入的增长。在此情况下，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就会导致相对贫困的程度越来越深。

周晔馨、叶静怡（2014）⁽⁴⁷⁾指出，从社会资本出发，相对贫困的致因就外部来看，存在社会资本分配不均，存在不公平的问题。而不平等主要体现在“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方面，因此，社会资本分配不公等使得收入等差距拉大，是导致相对贫困的原因之一。从根本上来说，在经济方面，落入相对贫困的群体存在着经济的不足。即使拥有可以满足基本生存的资产，但是与社会平均水平存在着差距。并且在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着多维因素不能满足的情况，生活质量存在问题。

张传洲（2020）⁽⁴⁸⁾提出，在金融方面，资金在发展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在一个国家发展初期，会调用其他地区的人、财、物资源来集中发展某一地区，然后由它带动其他地方的发展。在调转资源时，势必会影响其他地区的发展，并且随着发展，这种差距会逐渐拉大。除此，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从农村流向城市是一种趋势。而该过程伴随着农村的资源和人力等也会流向城市，这就导致城市汇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机会。相比之下，农村就面临着资源短缺、机会缺失等情况。因此相对贫困也会随之出现和加剧。

李青丽（2007）⁽⁴⁹⁾指出，知识不仅包含教育单维，而且涵盖很多层面的内容。在当下信息化社会中，信息的获取占据着很大的地位，而信息在目前来说则是知识方面的重要内容。除此，对个人来说，技能决定着他在社会上的立足点。掌握着独有的专业技能，个人就占据了重要位置，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这样的人的推动。而相对贫困群体相比于高收入者来说，在知识方面存在缺乏的问题。贫困者无法获取信息，则失去利用信息和知识来创收的能力，这是当下最显著的贫困致因。宋福忠（2010）⁽⁵⁰⁾在调研中发现，相对于城市人口来说，农村的人群中文盲和半文盲的数量不容忽视。而相对贫困相比于城市则较多地集中在农村地区。知识上的问题，加上技能方面的欠缺，会引发人力资本不足、就业存在问题等情况，进而导致贫困的加剧。

社会方面包含着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们综合起来影响着贫困群体的生活。社会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着单一等问题。除此，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低。张辉、田建民、李长法（2009）⁽⁵¹⁾，席雪红（2012）⁽⁵²⁾和张辉、雒佩丽（2012）⁽⁵³⁾在研究相对贫困的现状时了解到，在不同时期制定的贫困标准和衡量方法，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同，但整体上是朝着提升的趋势变化。此外在收入上存在着差距逐渐拉大的趋势，加剧了贫富差距。而被调查的地方仅靠农业种植来增加收入，产业较为单一，并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方面也存在落后、水平较低等情况，使得该地区处于相对贫困。

财政政策层面影响着相对贫困的程度和致因。李永友、沈坤荣（2007）从财政支出视角出发，探寻其与经济增长、相对贫困三者的关系⁽⁵⁴⁾。他指出，相对贫困受收入分配的影响，财政支出对相对贫困的影响作用并不大，再分配的作用比较有限。再分配在社会保障方面发挥着作用，但是在医疗、就业等方面就没有太大关系，甚至起到加剧的影响。秦建军、戎爱萍（2012）⁽⁵⁵⁾在研究农村相对贫困时发现，财政的再分配对教育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有利于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程度。但是在医疗卫生方面，因为存在一定的偏差，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存在的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加大了乡村的相对贫困。李盛基、吕康银、朱金霞（2014）⁽⁵⁶⁾认为，政策在农村相对贫困问题上发挥着减缓边际的效果，但是由于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偏差性，以及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导致对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上存在不足，效果不佳。

霍艳丽（2005）⁽⁵⁷⁾着眼于制度层面，通过了解和分析制度的相关内容来看其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她发现高收入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会产生影响，他们会形成一个联盟，为了自身利益对相关的制度发挥影响力。最终使得制度为该群体服务，来促进他们的发展和相关利益的获取。这种循环会直接加剧贫富差距，使得相对贫困更加严重。(www.daowen.com)

张传洲（2020）⁽⁵⁸⁾指出，制度在资源分配等方面密切相关，从我国的制度发展来看，无论是基本的经济制度还是分配制度，都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消灭绝对贫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经济方面存在着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加上户籍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不能及时地调整和适应发展，导致相对贫困问题的产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贫困问题。

洪华喜、马骏（1996）⁽⁵⁹⁾从地域视角着手，认为相对贫困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虽然保持同步增长，但是仍然存在着差距。这使得中、西部地区的收入远低于东部，相比较下，中西部的人们处于相对贫困中。朱姝、冯艳芬、王芳（2018）⁽⁶⁰⁾则利用EVM和AHP法，通过对粤北地区的66个相对贫困村落进行调研，从发达省会的欠发达地区着手，研究其特征，来探讨相对贫困及其治理潜力。该观点指出，相对贫困受地域发展的不同程度所导致的差异的影响。

毛广熊（2004）⁽⁶¹⁾在苏南调研发现，该地区的相对贫困与权利不断恶化存在关系。苏南地区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出现了农村地区在生产等方面的权利交换向着恶化的趋势发展。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位于农村的群体就丧失了劳动权利，加上社会和城镇的发展，使得他们失去了自身的价值体现，相关权利逐渐失去，最终落入相对贫困之中。权利的逐渐失去，与社会剥夺存在着联系。赵伦（2014）⁽⁶²⁾指出，相对贫困的人们在生活上存在着不足，随着社会的收入差距的拉大，他们的相对贫困程度也在加剧。很多人在生活上没有质量没有保证，不及社会的平均水平。而这些都与资源分配、机会剥夺等存在着关系。张彦、孙帅（2015）⁽⁶³⁾认为，社会层面的剥夺让处于相对贫困的人丧失了资源和发展机会，在不平等环境下，这些人被排斥在社会应有的待遇之外。

张传洲（2020）⁽⁶⁴⁾从人力资本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其影响着贫困。人力方面最明显的流动则是“高考制度和劳动力流动”，这是人口流动最明显且影响最大的两点。高考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出较为出色的学生，作为一个城市的后续人才储备。而学生最基础的培养是在家乡地区，后面的贡献则是留在了城市。劳动力流动同样如此，在一个人最年轻有力的时候，把力气都留给了工作的地方，而享受的待遇却不如城市的居民。当时间过后，需要返乡养老，享受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这种人力的流动使得流出地的人口落入相对贫困，而流入地的社会快速发展，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升。

张琦、杨铭宁、孔梅（2020）⁽⁶⁵⁾从脆弱性出发，将贫困人群分类，并与相对贫困的致贫因素结合起来，分为“自然脆弱性群体：主体因素-经济因素”等不同情况。⁽⁶⁶⁾除此，张琦等学者还引入森的“可行能力剥夺理论”。从自然脆弱性群体的环境因素分析，考虑其区位条件、自然因素等风险冲击体现。然后就社会脆弱性群体的制度因素考虑其土地、医疗、社保、教育等制度，来分析社会排斥的问题。最后，对生理脆弱性群体分析它的主体因素，如自然、社会、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⁶⁷⁾聚焦弱化主体生计能力的角度。结合三者的因素考虑汇集于可行能力被剥夺，从而影响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判断是否落入贫困。最终体现在经济层面，当三种群体及其对应的因素导致收入薄弱、消费过大时，则成为相对贫困的群体。

除此，还有从资源缺乏的角度来考虑贫困的发生机制，如彼得·汤森（1962）⁽⁶⁸⁾认为，贫困是因为资源的缺乏最终被排斥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之外⁽⁶⁹⁾。辛秋水（2001）⁽⁷⁰⁾指出，贫困不仅只是物质上的缺失，而且是社会层面的多方因素导致的现象。并且外部因素并非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是文化贫困成了主要因素。刘易斯（2004）⁽⁷¹⁾则从文化贫困出发，他认为文化贫困是相对贫困的根源。王亚飞、董景荣（2008）⁽⁷²⁾认为，贫困可以表现为教育、价值观、意识等主观层面的缺失，而这些反过来也导致贫困的发生，成为相对贫困的发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