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60年代，两位美国的著名跨文化管理学者克拉克洪（F.R.Kluckhohn）和斯乔贝克（F.L.Strodibeck）就提出了跨文化管理问题。他们在《价值取向的变异》一书中，指出不同的文明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他们根据全人类面临的问题基本假设，提出了解释文化同质性和差异性的研究分析框架。这一框架确定了6项基本的文化维度：人性的本质（Basic Human Nature）、与环境的关系（Relation To Nature）、人际关系（Relationships among People）、活动导向（Activity Orientation）、空间概念（Space Orientation）、时间取向（Time Orientation），不同文化系统的人对这六大问题在认知、理念、价值取向和解决方法等方面都不尽相同，正是这种差异体现出不同群体的文化特征，不同的文化特征进而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的态度与行为。

第一，对人性的看法。美国认为人性可善可恶，是善恶混合体，有可能改变；美国强调制度，尽可能考虑人性恶带来的破坏行为。中国认为人的性格不易改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中国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在传统观念中较为重视社会道德规范，而不是特别强调制度规范。

第二，人们对自身与外部自然环境的看法。中国人强调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美国人更强调通过改变自然环境去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达到自己的目标，认为人主导环境。对于东南亚海啸，美国人认为原因是人类预测不准确，中国等亚洲国家认为是人破坏自然带来的灾难。

第三，人们对自身与他人关系的看法。中国强调集体主义，西方国家更倾向于个人主义。(www.daowen.com)

第四，人们的活动导向。美国“强调行动的社会，人必须不断地做事，不断地处于行动之中才有意义，才创造价值。不仅要动，还要快”。亚洲社会为静态取向，安然、耐心被视为美德，强调“以静制动”，强调无为而治。美国人发现问题，总是倾向于立即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实施；而东方人有时会选择静观其变，什么也不做，让时间与外界环境自然成熟，再抓时机去把问题解决掉。

第五，人们的空间观念。中国人倾向于把空间看作公共的东西，没有太多隐私可言；美国人、德国人倾向于把空间看作个人的私密之处，他人不能轻易走进。

第六，人们的时间观念。一是关于时间的导向，即一个民族和国家注重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二是针对时间的利用，即时间是线性的（应在一个时间里做一件事）还是时间是非线性的（在同一时间里可以做很多事）。中国文化关注过去和现在，而较少关注未来；美国文化很少关注过去，基本着眼于现在和未来，这种导向在中美两国创造的文学、电影和艺术作品中可见端倪。在美国、德国文化中，同一时间做一件事；而意大利、中东人同一时间段可以做多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