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母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同行业竞争状况,以及母国政府对外投资政策等母国环境因素,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具体包括以下六种环境因素。
1.跨国公司母国的经济发展阶段
对跨国公司母国而言,本国经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内资本供求关系存在很大的区别。假设在两部门经济模型中,Y代表国民收入,C代表消费,S代表储蓄,则S=Y-C。
当一国经济高度发达,不仅经济总量巨大,特别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时,由于消费相对稳定,所以广义储蓄较多,国内资本供给充裕。如果国内没有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资本必然到国际市场寻求较高回报的投资。因此,当某国经济处于高度发达阶段时,国内资本往往有大量闲置,本国政府可能会鼓励本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反之,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收入较少时,绝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储蓄几乎没有,资本供给严重短缺,资本供求缺口扩大,政府必然限制资本外流。
2.跨国公司母国同行业竞争状况
同行业是指从事国民经济活动中相同或相近性质产品生产的经营单位所组成的结构体系,它是具有相同属性的企业的集合,如家用电器行业、汽车行业、服装行业、物流行业等。跨国公司母国同行业竞争状况分析主要研究该行业的主要特征、市场结构、企业数量、行业集中度、进入与退出障碍等方面。
不管是在完全竞争市场,还是在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中,大部分行业的企业之间的利益是紧密联系的,各个企业的竞争目标都是使本企业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这导致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然会与其他企业产生冲突和对抗,这些冲突与对抗就构成了企业之间的竞争。竞争程度不仅表现在同类产品的质量、价格、销售、售后服务和广告宣传上,更表现在行业内的竞争态势上。
在市场需求既定情况下,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数量众多,产品的替代性较小,市场需求弹性小;行业集中度较低,市场进入门槛较低,行业退出障碍较高;产品供给相对过剩,形成买方市场,降低价格是最主要的竞争手段等,意味着行业内的企业之间竞争程度加剧。行业内竞争越激烈,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开展跨国经营的动机越强烈。
3.母国规避海外政治风险的国际条件
政治风险是指东道国政府或社会政局不稳定和政策变化而导致跨国公司的国际商务活动受到影响,并促使其经营绩效和其他目标遭受损失的不确定性。跨国公司母国国际政治地位较高,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友好的外交关系,这种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母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经营营造了好的氛围,也是母国跨国公司有效规避海外政治风险的根本条件和重要保障。例如,2018年9月4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圆桌会议通过《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中规定,非洲国家将继续完善法律法规和基础设施、提供高效务实的政府服务,为吸引中国企业投资、开展产能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和环境。此次会议标志着中国与非洲的合作进入了崭新的时代,为中国企业在非洲大陆的经营创造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为规避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母国政府的政策支持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2000年3月在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上基本上把“走出去”战略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上来了。2001年,“走出去”战略被写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13年9月7日,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畅想,此后多次提及“一带一路”倡议。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根据官方数据,2014—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为560亿美元。这个数字不包含中国各银行提供的贷款,由国家主导的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称,截至2017年年底已贷出1 800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截至2016年年底已贷出1 100亿美元。这笔投入最终可能超过一万亿美元。(www.daowen.com)
中国跨国公司要想在国际经营上取得健康快速的发展,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其主要职能就是贯彻和配合政府特定经济政策和意图,提供融通资金便利,相应地也成为跨国公司海外经营融资的重要来源。例如,作为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应将业务内容进行调整,不直接做信贷业务,而是将现有资本金作为“信贷担保基金”,向那些为跨国经营企业提供商业贷款的商业银行提供信贷担保。跨国公司母国还可以在信贷、保险等方面给予优惠支持,利用信用担保进行有效融资,以实现在东道国良好信用的建立及对风险的有效控制。
国家通过直接的财政支持,在税收、外汇、利率、补贴等方面给予各种优惠,例如,华为和中兴在国外市场取得的价格优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府增值税退税的支持。跨国公司可以对海外经营业务依据国家产业政策与规划进行适当扩展或调整,向政府支持的行业倾斜,从而享受到政府各种优惠政策。另外,母国简化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节约交易成本,对于跨国公司抓住跨国经营的有利时机也很重要。
5.母国的国际关系
跨国公司母国的国际关系,特别是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对营销活动的业绩和前途会产生直接而强烈的影响。两国友好,经济往来频繁,就能为营销活动创造较为宽松的国际关系环境;相反,两国敌对,相互封锁,管制、禁运、壁垒森严,就会为营销活动设置障碍,增加风险。母国良好的国际关系可以为经济服务。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充分发挥母国外交上的优势为公司扩大对外投资、拓展国外市场、树立形象服务。
例如,中国与泰国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顺利,在各领域开展了友好交流与合作。两国加深了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动了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在中泰两国人民及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中泰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进入新世纪后,中泰友好合作关系迈向更加有活力和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在多边场合保持密切的会晤和磋商。特别是近年来,中泰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良好,为中国向泰国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投资额迅速增长。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2019年年初宣布,2018年来自海外的直接投资申请额增至2017年的2倍,达到约5 825亿泰铢(约合人民币1 254亿元)。其中,来自中国对泰国投资的总额已达到554亿泰铢(约合人民币119亿元),同比增加2.2倍,位列第三。中国在汽配、电子、数字、机械和化工等领域,以及农业、服务业对泰国的投资发展迅速,投资和产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6.政府智库支持、政策指导及信息服务
对于身处异国他乡的中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经营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尤其是在面临一些重大战略决策时,母国政府及其智库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众多的高校、科研机构除了进行正常的学术科研之外,也扮演着为政府机构充当智库的角色,成为政府可以调用的重要智力资源。这些智库机构不仅会对诸如全球经济增长、汇率变化等做出宏观预测,也会针对企业的海外投资给予合理的建议和规划,在中国跨国公司遇到重大决策时往往会助上一臂之力。
由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8)》指出,国家监管层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管理日趋精细化,有效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健康有序发展,并且不断优化对外投资结构,推动实体经济、创新领域、高新技术等走向世界舞台。与此同时,优化企业资源的全球化配置,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从投资大国向投资强国转变。这份报告总结了2017—2018年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面临的五大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CCG的研究人员表示,2017—2018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凸显的新问题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第一,中国企业海外发展,合规经营亟待与国际接轨;第二,从“产品走出去”到“品牌走出去”,中国企业任重而道远;第三,走进“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困难显现;第四,中美大国博弈下,中国企业美国投资遇阻;第五,中国企业海外对外承包工程,PPP模式效率亟待提高。
一般而言,政府对各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各种法规及文化有更为全面、宏观的认识,其境外投资政策不仅体现了国家对海外投资企业的规范性要求和期望,也表明了对某些投资地区或产业的支持。如,商务部、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7年联合出台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三)》,并鼓励中国的优势企业到境外从事贸易分销、金融保险、电子信息、物流航运等业务,并对这些行业给予相应支持。
在海外经营信息方面,政府通过建立诸如企业境外投资意向信息库、境外投资项目招商信息平台和境外投资中介服务机构信息平台等,为跨国公司获取海外经营信息提供了良好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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