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建平

【摘要】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源自urbs,本义为犁具。作为语言原型,犁具具有自组织的特性,也蕴含着结构和秩序。而urbs也演化成order等词。象征意义上的犁具耕耘构成城市生成的路径依赖。“方”的字源也是犁具,其基本义与构造、原理等相关,由此建立城市的公共空间。“方”城空间是“公”的强势空间,是“公”自身发展带来的容器空间(“公”与“容”同源)。在此容器中,“容”本身的阴阳交合带来了公共空间的归属性。而公共之“共”既显示了城市的神圣性,也提示其公共物品的世俗性。最后城市与政治的内在关联集中体现在“正”的原型结构—“囗(wei)—止”模式中。其中“囗”代表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整合功能,“止”代表了进城者的融入和认同趋势。由此城市化与公共性发生本源的关联,也显示当下城市化存在的问题及其破解思路。

【关键词】 城市化 公共性 原型 整合 认同

从经济角度讲,城市化与工业化相提并论,但从城市发展的本质而言,与城市的公共性、公共空间的政治性相关。本文通过城市和公共性原型(基于语源层面)的探源分析,探讨城市化的本质属性,及其当代意义。

一、 urban与城市化的本质

城市(city)向来是文明(civilization)的象征,而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化运动更是被视为文明和进化的标志。中国的城市化任务艰巨,庞大的农村、农民的转型,成为当下社会问题的关键。

最初是经济活动带来劳动力的需求,人口由此发生流动。30年来中国人口流动的规模超出历史上任何时期,也是世界各国所少见的。而且人口流动主要目的地是城市,这导致城市的问题日益突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一方面政府主管的城市公共事务逐步走向社会;另一方面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化也开始转型。这样,我们就同时面临着城市化和公共管理两大彼此交集甚至因果关联的问题。

就城市化而言,主要是人口的流动及其在城市融入方面存在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就公共事务管理而言,主要是公共性问题,体现其中的公正、公益、公义等方面。

中国城市化进程经历了曲折而反复的道路,直至最近20年才真正进入快车道。城市化大潮呈汹涌之势,各种社会问题也澎湃而至。对此我们往往忙于应对具体的矛盾,而无暇思考其本质性的缘由。但是只有本源的认知才能清晰、有效地应对我们面临的纷繁复杂的问题。

城市化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不妨探究一下“城市化”的词源。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塞得(A.Serda)在《城市化基本理论》一书中,首次使用了urbanization一词;到20世纪,这一名词已风靡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传到中国时,被译为“城市化”“都市化”或“城镇化”。

Urbanization源自拉丁文urbanus或urbs,本义为城市,而urbs与犁具有关。维柯指出,城墙是由城市的奠基者用犁划出的界线,犁的翻土板最初就叫做urbs,从此派生出urbum(画成曲线的),即指用划曲线的犁来划定城墙的界线。Orbs也许来自同一个词源,所以起初必然是指这样修起来的篱笆或栅栏。

用urbs划出城市的界限,在古罗马城的营建之初也严格遵循这一原则。据罗马传记作家普卢塔克(约46—119)记载,罗慕路斯(Romulus)是按照“伊特鲁利亚的仪式”建立罗马城的,“他在步犁上加一个青铜犁铧,套上两头牛,一头公牛,一头母牛,他自己围着城址转了一圈,划出深深的犁沟。跟在他后面干活的人,把犁翻起的土块扔到犁沟的内侧,特别注意不要在沟外边留下泥块。这样划出的曲线便确定了城墙的位置,被围起的地方叫顺城圣区,意思是城墙的后边。在要设置城门的地方,就把犁铧去掉,把犁提起来,以便留出间隔。”

此外罗慕路斯在筑造罗马城地基时,他们先挖了一个圆坑,把大地物产象征性地投到坑里作祭献。然后,每个人从他的来处带一小块土一起扔到坑里。这个圆坑被命名为mundus,围绕这个坑,用步犁划出城界。Mundus在古代宗教语言中本义为冥界,众人从本乡带来的土代表其祖灵的土地,将此土投入mundus意味着这块新土地也是其人的故土,Mundus随后发展为英语的mundane(世俗的,世界的),说明城市敞开其容器空间,建立起生活世界。

城市词源的故事有着深刻的原型意义。首先,在象征意义上,犁具划定的城墙,意味着文明的界限,也意味着城市发展的依据。早先的城市较多的表现在城墙的物理限制上(由城墙、城门、壕沟、跳桥等组成的防御系统,不得随意进出),随后是政治和政策方面的限制(如户口制度、福利政策等)。当上述限制都消除时,犁具划定的城墙“界限”是否也一起倒塌呢。从文化原型角度上讲,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意味着源自Urbs的urbanus(城市)也一同消失了。从今日的语境讲,Urbs划定的城墙从有形走向无形,城墙本身成为动态的自组织系统,成为身份、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变迁的“转化器”。

当然,作为自组织系统的城墙不是物理形态的城墙,而是原型意义的城墙,是源自Orbs的犁铧耕耘。耕耘是劳作,是事物生长、变化和发展的象征;Orbs或urban(城市)的耕耘意象,也就是城市自组织运作,亦即城市化的象征。

其次,mundus的空间(圆坑)是一种族群的融合空间。最初人们象征性地把自己故乡的泥土投入其中,作为一种历史原型,这一仪式活动在城市化时代又复活了。此刻的mundus的空间不再强调其“冥界”的宗教性,相反日益显示其世俗的特征,因而mundus演变为mundane(世俗的)。这样的世俗性在于近代工业革命,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带来各自的地方性,以及宗教、心理、习俗、语言和文化。那象征性的土块此刻变成城市化所需的人才、资本、技术、智力和信息。

二、“方”的原型与城市空间的建构

从urbanization的语源可知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也是自身组织化的过程。在汉字原型中,“方”字也体现了类似的演变过程。

何谓“方”?徐中舒《耒耜考》：“方象耒之形制。”“上短横象柄首横木,下长木即足蹈屡处,旁两短划或即饰文……古者秉耒而耕,刺土曰推,起土曰方。”“古者耦耕,故方有并义。”李孝定也持此说法：“徐中舒氏谓方为耒耜,其义为坺,其说较优,许训并船,于形无证。”

原来“方”也是一种犁具。如此说来,“方”与“urbs”有着同样的使命,因而“方”与城邦的本质以及城市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方”作为耒耜恐怕不能局限于农耕功用上,方很可能也隐含着划出犁沟曲线来划定城墙界线的历史事件。汉学家艾兰认为“方”的甲骨文显示出矩尺(横写的工字)的构形。笔者以为“方”既有犁具之功,也有矩尺之形(徐中舒视为饰文部分),与丈量土地有关。也就是说方划出界线,确立范围,这就是“方”的范围、面积的由来,“一方水土一方人”,以及“方国”之方也由此产生。

城市之方则表现在“坊”字上。“坊”,从土,方声兼义。坊者,城中成棋盘块状的方正居民区,是城内区划的范围(兼形状)。这是“方”对城区之“坊”的划定,体现了“方”之耒耜(犁)的控制、规划力(是对城区空间的“耕耘”)。与“坊”的区域限定相关的是“防”,即堤防。“防”由此引申为城市的防御。“防”的堤防功能如同城墙划出的界线,构成城市的空间范围。另一方面,“防”在体现了城乡界线的同时,也“妨”碍了城市化进程。

“方”的空间性,在哲学层面上是犁具对大地的耕耘,亦即“方”在大地书写,大地向它显形—于是先人对“地方”的直感附加(投射)到“方”的行为本体(实践本体),“方”也就具备了大母神的形态(容器)和功能(生育)。而坤卦很好地体现了大母神的意象：坤为虚、为空(三根阴爻)、为玄牝之门。《周易·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周易·坤》六二是坤卦的灵魂,其爻辞反映了“方”的本质。尚秉和注曰：“方者,地之体;大者,地之用;而二又居中直之位,故曰直方大。”直,为方正之性(居中),是“方”的犁地对大地的规定(“值”也),体现人的主体意识和对象化的能力(通过劳作改变自然)。方,为大地的本体,大地的本体为载物容器,这是“方”开拓、展示的空间(aratrum划出的空间)。正,是大地的功用,即在“方”划出的空间(城邦)里规正事物,建立秩序,实现中“直”。

城市空间,不仅仅是物理的,更是政治的,是由人的社会组织构成的聚落空间。这样的聚落空间,最初是通过宗教感召建立起其政治空间的。而这也反映在犁具urbs运作上。

维柯说,英雄城市在亚细亚以及希腊、意大利都叫作Arae或祭坛,在西班牙Ara (祭坛)至今仍是许多城市名字中的一部分。Ara在许多时间、空间和习俗上隔得很远的民族中发音和意义都一致,它一定是拉丁文aratrum(意即犁),犁的翻土木板为urbs。这就是犁与祭坛的内在联系,因为祭坛建在犁沟内,而开垦过的土地就是世界上最初的祭坛。“方”为耒耜(相当于犁),那么,“方”的祭坛在哪里? 圣火是古代城市的核心,祭祀(圣火、圣灵)是必不可少的。最初的灵台、方坛是出于祭祀之需(其方形造型有“方”的原型力在内),此后有宗庙规模宏大的祭祀。其中有一种“祭坛”与“方”有关,这便是“祊”。祊原来是宗庙内设祭之处。《诗·小雅·楚茨》：“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如此看来“祊”就是中国的Ara,是本于耒耜(方,城市的缘起)的祭坛。

城市的祭坛是城市灵魂所在,是城市居民得以聚集相处的圣地。《周易·系辞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方”的成功整合谓之“吉”;反之为“凶”。

方何以类聚?此乃同类相聚而归属。类聚者,类似而聚集,是相属的人在方的耕耘建构基础上的融合,亦即人与方的结合。人与方的结合,既是人与犁具的结合,也是人与土地的结合(“一方水土一方人”)。其结果在汉字原型上表现为“仿”字。“仿”,为仿制、仿效之意。方之人仿效什么? 其实是城市族群的彼此仿效,一种社会无意识的彼此趋同,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信仰观念。由此形成的互相依赖的群体,我们称之为城市共同体。这是一个有着城市归属感的命运共同体。

城市族群的彼此认同是城市政治空间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城市空间自组织发展的动力。而这体现为耒耜之“方”的有序“纺”制上,即把城市原始空间的一团乱麻“纺织”成井然有序的公共空间。

正如耒耜(方)农耕唤起了大地母亲的生殖力,带来了丰收果实,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耒耜(方)也建立了城市秩序(order与 orbit相关,源自划城一圈的aratrum)、城市制度、城市格局—诚如芒福德所言,形成了城市可储存的象征形式。这个形式(form)就是“方”,它是城市起源和发展的遗传密码。这么看来,“方”是具有构造性的(如同纺织之“纺”),是城市生长、发育的源泉,是城市的DNA系统。在此,城市的遗传密码可以称之为遗传秘方。秘方之方的含义很特殊,揭示了“方”的原型意义,诸如处方、丹方、复方、古方、良方、药方,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现身”的,明白地说,这体现了“方”的密码构成或组织结构(“纺”)之义。

“方”的构造和密码义,一般译为“formula”(公理、公式、法则、方案、处方、配方), formula的词根就是form(形式、形态、构造)。因此,“方”可以直接归结为form ,这是一种有构造力的形式(有如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方”是形式,是构造,也是原则(方针)。“方”在这意义上也就成了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先天之本。作为政治概念的城邦也是启动“方”原初构造力,包括唤醒团体和个人的心灵中的“方”。

回到上文古罗马建城的仪式上,我们也看到这种“转换”：每个人从他的来处带一个小块土一起扔到坑里。这个“土”是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依据,一方面是“进城者”的手艺、文凭、财力、资源、素养等;另一方面也是其故乡的印记,他的传统和记忆。“进城者”需要完成“进入”的心理和能力的转换,才能融入“大圆坑”(mundus)中。这个mundus就是“进城者”融入其中的“转化器”。 Mundus的身份转化,就成了mundane,即世俗、世界。“进城者”所带的“土”融入Mundus的土中,并与其他“进城者”的“土”一起构成全新的“mundane”,这就是“进城者”的生活世界,体现了城市化的“吸收”“消化”力。

有着“共土”(公共土壤)的“Mundus”,实际上蕴含着公共性的特质。这样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公共性与公共管理。

三、城市空间中的公共性及其归属

公共性(publicity)与公众的、公共的(public)相联系,与people、popular(民众的、大众的)同源。从音义结构上看,popular可以看作是po和pular两部分的合成,其中po是apo(离开)的对应词,表示“进入”。而pular则是poli或polis(城市)的变体,说明“公共、公众”的观念与进入城市的意象关联,即进入mundus的共同体,才成为公众的和公共的。

另方面Polis(城市)是轴(pole)或极(polar),人和物都围绕着这一轴心运行。从城市方面讲,其轴心力显现出其自身对周边的感召力。我们注意到city与拉丁语的Civitas(国家)同源,而Civitas字根出自cio-(召集)。City词根(cio-)的召集和感召意象表明城市系统本身具有吸引外部人流、物流的“向心力”,也具备统摄“进城者”的“感召力”。这种“感召力”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mundus”的整合性。

同样,“城”也许慎解释为“盛民也。”城市就是容纳公民的容器。在此容器里,土地属性的实现“成”就了公民。而“成”从丁从戊,戊为斧钺形兵器,与咸(咸从戌从口,为感的本字;而戌与戊同为斧钺形兵器)相通,有感应、感召的意象。

在汉字语源中,公共性原型主要表现为“公”字。“公”的本义多为争议,但综合为“瓮”的本字,里面藏着祖先的遗骨,是远古祭祀的对象,令人敬畏而神圣。“公”随后就引申为大公、公侯、公馆等具有权力色彩的官名。这意味着公共领域的权威和权力特征,也说明中国公共领域何以处处以政府为先导之故。

“公”与“容”相通。清文字学家王念生在《读书杂志》中说：“公,容也。古公与容通。”既然如此,“容”可以看作是从宀从公的结构。在公共性语境里,穴为公共空间(包括上文中的“mundus”),公为公共权力。而“容”的本义为容纳,为公共事务、公众活动的容器所在。当“容”的空间性与“易”的时间性(即变易、变化的属性)结合为“容易”时,我们再来思考其中的公共性,是否意味着触及某种深层的问题?(www.daowen.com)

《周易·系词》：“生生之谓易”。“容易”的原初意义在于生命的生长性。公共生活也是一种生命体,当它自由自在地生长、熟练地处理复杂问题时,便是一种“容易”状态。这实际上暗示公共管理中社会团体、第三部门等的成熟状态,即处于能自动生成的自组织状态。

“容”之从宀从公,是“公”的权力回归其本位(“穴”位),故而有阴阳生息之本真。公权力的回归与公众的归属感相辅相成。换言之,在公共性关系中,存在着共通的“mundus”空间,公民投入其中的“土”,包含着自己的能力、身份、责任,产出的是公众的权力。

这样,我们看到在公共性的原始意象中,存在归属问题。这与城市管理中的归属密切相关。富有意味的是归属之“属”,其原初意义也与阴阳交合、生命生殖有关;而归属之地—场所的“所”,以及作为归因性虚词“所以”的“所”,也有阴阳交合、生命生殖的意象。

在公共关系中,归属感与神圣感是相辅相成的。城市化的urbs是神圣的。上文提及维柯所说的英雄城市的Arae或祭坛,及其拉丁文aratrum(犁)的联系说明了城市化族群的归属感与神圣感的同一性。

在汉字语境中,这个祭坛就是公共的“共”。共的本义为“供”,亦即神龛供养神灵的“供物”,包括双手“拱”起“供物”的祭献仪式。拱手祭献,怀着恭敬心(“恭”从共从心),“共”与“恭”相通。公共性源自神圣,流于世俗,或者说在公共性原型关系中,神圣性为其体,世俗性为其用。这也表现在从“mundus”的神圣性到“mundane”的世俗性的意义变迁。

流于世俗的“共”立足于“供给”,属于城市政治空间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是所谓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今日谈论城市公共服务,都在“公共物品”上做文章,研究者的注意力也多半在资源投放和具体落实方面。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作为“共”之世俗化的“用”,其背后之“体”的神圣性。这便是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何以为据的问题。

四、“正”：整合与认同

在古希腊语中“城市”和“政治”同为polis,说明城市与政治具有内在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化也就意味着政治化。而我们此前过多从经济角度把城市化看作是工业化。城市发展的政治化其实就是其政治领域公共空间的建设。那么这个公共空间在哪里,又是如何运作的?

这个公共空间就在“正”的字象中。正,从一从止。其中“止”为脚的象形,表示行进;而上面的“一”,在甲金文中为圆点或方形,学界一般认为是“囗”(音wei)的初文,是某个区域或空间。合之,“正”表示古代的某某部落或军队进入城区。

其实“囗”就是围的本字,是城堡的象征。从分析心理学看来,“囗”是巨大的容器,是“正”的主体部分。另一方面,“正”下部为“止”,是足的象形,表示运动、活力。“囗”与“止”的组合,也就是城堡和足之行走的组合—“正”。无疑,“正”的这一意象可以读解成(足)进入城堡或进入城邦。既然古希腊语中城邦与政治同源,那么“正”又可以读解成(足)进入“政治”。进入“政治”,事实上就是成为“政治人”。孔子说“政者正也”,“正”其实就是汉字语源中政治的原型。也就是说,“正”整合着城邦外的部落使之成为城邦(改造人的地方)的成员(公民)。我们发现people一词隐含这一过程。people可以看作peo和ple两部分。而people的同源词为popular,故people结构实际上可以转为po和pular。apo为离开,po则为进入(per有进入意),而pular便是polis(城邦)的变形。因此,people有进入城邦的意象,people确切含义便是进入城邦的政治人。

“正”融合了进入城邦和整合归顺的意象。最初进入城邦当然与征服相联系。但随后在各种力量的较量中开始整合,最后启动了城邦的内在力量而有“天下归仁”的结局。城邦不仅仅是个物理空间,而且主要的是个政治空间,是整合政治资源的空间。

具体说来,“正”的城市政治,是作为“囗-止”的模式建立的。下面我们分别从“囗”和“止”两方面,探讨其中的城市政治的整合力。

首先,“正”字中的“囗”,是城市的容器。芒福德非常看重城市的容器功能,认为这较之于城市的磁体功能(指城市的召唤、感应力)更重要。“因为城市主要的还是一种储藏库,一个保管者和积攒者。城市是首先掌握了这些功能以后才能完成其最高功能的,即作为一个传播者和流传者的功能。城市社区的运动能量,通过城市的公用事业被转化为可储存的象征形式。”

正是发展了这些象征性储存事物的方法,城市的容器能力得到极大的增强。在这基础上,城市的整合功能才有效地发挥出来。“正”之“整”合,在于“整”的调整、规整和齐整。而“整”的音义正是“正”,但强化了“束”(组织)和“攴”(控制)。

城市容器以其特有的消化力平衡、整合各种人群和团体(贵族、僧侣、武士、平民、商人)。城市容器(坤土)的消化吸收功能有如中医的脾胃(中医脾胃归为坤土)。脾胃对食物的消化吸收实质上是营养(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政治领域则是社会资源的分配(行为主义政治学家伊斯顿认为政治是社会价值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今日流行的公共物品概念,则是城市容器整合公共资源的具体体现。

显然,“正”之“囗”的整合力在城市化、政治化过程中显示出公共空间的效能。城市的整合机制是城市化成败与否的关键,是公共性得以实现的重要路径。

其次,是“正”之“止”(足)。足是运动、动力的象征。在精神分析的术语中,足又与性关联(通常指阳具),继而表示无意识欲望、力比多(原欲)冲动。足的这些隐喻也可以对应震卦(震的基本属性是动力)。

足既为欲望的象征,则有人表示这显示出城市不断增长的需要。足入城市,早先是外敌入侵,是游牧民族对定居者的掠夺。此后农耕定居者将入侵者消化掉了。今天,足的象征同样是多方面的。足是无意识,是乡村,是农业;足入城市,乃是城市化过程(农业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也就是大批民工入城建设(民工潮)的现象,是涌入城市的各种资金流、物质流、信息流、技术流、商品流。

“足”的意象总是与“到达、进入”等足的动作关联。对此不妨对照一下英语“go”。Go的基本义为走、去、达到、到、去(go to)、离开,其过去时为went,由went衍生出wend(往,回家)。而wend的根词为wendh-,意为turn(转动、转化) 或weave(编织、纺织)。英语词源表明,足之进入,意味着转化(went之turn)。这实际上蕴含着进入城邦(城市化)是身份转化、观念转化、人格转化等系列转化。其中最大的转化是成为城市公共空间一个有机成员,即上文所说的people(进入城邦者)。

分析心理学非常重视“转换”的效能,这对城市群体是富有启发的。当下讨论的转化,主要是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化,这是比较狭隘的定义。事实上,在城市化过程中,不仅是农民工,其他“进城者”都有转化问题。转化最为关键的是心理文化上的,而不只是身份、政策方面。而转化的全面和深入的展开与公共性原型的释放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我们公共管理的理念、措施和目标上。

转化,说到底就是改变自身、适应环境,就是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一种认同,是把自己拥有的存在,亦即古罗马建城者随身携带的家乡的土块的现代形态—技能、知识、智慧、成绩、资本等,投入城市的mundus空间中。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的认同非常重要。这里的认同主要是对城市文化、生活宜居等方面的认同,有助于国际人才的流入,推动城市个性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这也是城市凝聚力的重要保证。今日的城市认同,当然不是以往狭隘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而是有着多重认同的、明智的族群构成的城市共同体。一个犹太人既认同他的祖国,也认同所在的城市,认同所在的社区,认同他的宗教等。一个外地人同样认同他的故乡、组织、社区、学校等。总之,个人身份的多样性决定了认同的多样性。而城市认同是其中最基本的认同,是居民或市民属地化的情感认同(如新广州人、新上海人、新北京人等称谓),所谓“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这里我们也注意到,认同也意味着被整合。

由此可见,在“正”的原型中,“囗-止”模式所显现的整合与认同效能相辅相成,彼此渗透,不可分离。但是我们习惯上较多的谈论整合,而未能突出认同的功能。这体现在对“进城者”在文化心理和情感归属方面的工作远远落后与实际需要。

五、结论

前文我们通过沉淀在语言文字中的原型,显示城市化与公共性间的本源联系。这里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其中五个方面的问题及其带给我们的深思。

其一,犁具与城市化的同源,表明城市化如同犁具一样是一个耕耘、梳理的发展过程,体现了自组织的特性。这说明城市化是有着顺乎本性的特点,沿着自身轨迹运行的自然过程。自组织如同生命生长,有其周期和规律,决不能拔苗助长。当今中国城市化“大跃进”现象事实上破坏了城市生命的有机进程。

其二,城市化既然是自组织的过程,也就意味着带来新的秩序和结构。照耗散结构理论(自组织理论之一),系统只有在与外部世界交换能量和信息的情况下才会发展。城市化显然是内外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一个城市的规模、走向等与自身需求和周边环境的压力有关;城市规划是依据这种内外能量、信息交流的速度、密度,而不是主观意志的结果。

其三,城市化的新秩序(自组织的结构性存在)意味着形成新的城市空间结构。这一空间结构在古罗马建城的历史原型中表现为mundus圆坑,演化为世俗的概念。今日的城市化也是世俗化的过程,即给予“进城者”更多的权利。城市空间在汉字意象中,体现为“方”,一方面表示方位之空间(街坊等);另一方面“方”的本义也是犁具,有耕耘自组织性,体现为“方”的构造性,即方家、方言的本土性(历史地沉淀、构造出来的具有本质力量)。“一方水土一方人”显示了城市文化空间的凝聚力。

其四,城市化空间的构成与公共性的生成相匹配。公共性的原型,一方面是“公”的权力诉求而演变为雄性的进取特征,同时伴随着“公”的进取而有其相应的“容”器空间的生成。这蕴含着公共性的阴阳交合意象,体现了公共空间的归属性。另一方面,“共”显现的神性,提示城市化的精神属性。这也提醒今日的公共政策只关注“共”的物质性—“公共物品”,而忘却了其神圣性。剥离神圣性的“公共物品”是短视的、浅薄的。

其五,城市化与公共性的融合其实就是城市政治。而城市政治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政治之“正”的两大机制)：一者资源的整合,包括人员、信息、物质、技术、媒介的整合;二者是进城者对城市的认同,即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方人”(融入mundus关系中)。后者决定了城市化的人本属性,即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现在大跃进的城市化,实际上是以土地为对象的物质性城市化。

“正”所体现的城市发展的两大机制,还表现为周易的卦象结构。“正”之“囗”是大母神容器,是城市女阴的象征,对应坤卦(代表大地、生产、容器等);“正”之止,为足,是原欲力比多的象征,表示进城者的进入,以及欲望和需求,对应于震卦(表示雷、足、动力等)。坤卦与震卦的结合为地雷复卦。复卦有两层含义,一是回归,回到本源(大母神);二是复兴、重启。这意味着城市政治有两大任务：在推动人的城市化的同时,强化人的本土、本源的认同,唯此方能推动城市的发展,带来一轮轮的城市复兴。

总之,城市化伴随着公共性的发展,在此进程中Urbs建立的秩序(orbit和order)与个体的德性(arete)相辅相成(注意arete与urbs、aratrum的同构性),这是进入城市容器(polis)而实现自我转化(people),亦即个体与城市的公共性的交融合一。

Urbanization and publicity prototype analysis

Abstract： Urbanization from urb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plow. As a language prototype, plow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lf-organization, but also contains the structure and order. And urbs also evolved into order and other words. The symbolic sense of the plowing of the city constitutes a path dependence. “fang” (Square)is also the source of the plow in Chinese characters; its basic meaning and structure, principles and other related, thu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ity's public space. “fang” city space is “public” strong space, is the “public” to bring their own development of the container space (“public” and “capacity” in Chinese characters homologous). In this container, the “yin and yang” itself brings the attribution of the public space. And the public “common” shows both the sanctity of the city, but also the public goods of the secular. Finally, the in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and politics is embodied in the “positive” prototype structure. Which “imports” represents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public space function, “only” represents the city into the integration and identity tre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the origin of public nature also show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urbanization and its crack ideas.

Key Words： Urbanization Publicity Prototype Integration Recognition

作者简介：罗建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