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外学者围绕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关系已做过大量的研究，但分歧比较大。主要有四种观点: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关系；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具有负向关系；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曲线型关系；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无显著相关性。

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代理问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提升企业竞争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必须依靠企业技术创新的持续投入，由于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等特征，于是就出现了代理问题。首先，技术创新活动能否成功的不确定性较大，虽然经理人可能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最终技术创新项目不能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所以经理人进行技术创新投入的意愿不强。其次，技术创新投资周期较长。技术创新支出发生在近期，但获得收益很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因此，风险性较大、周期较长的技术创新项目使得经理人踌躇不前。于是，所有者与经营者就会产生分歧，进而对技术创新投入存在重要的影响。另外，由于信息披露等原因，在技术创新活动中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严重。

技术创新活动伴生的这些特征，使得股东和经理人之间掌握的信息不平衡，代理问题尤为严重，这直接影响企业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参与程度，从而影响技术创新的投入。代理理论认为，若公司有良好的治理机制，就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代理问题，既可以有效地监督经理人，又可以控制经理人，避免采用无效战略的倾向，从而保证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参与和投入。股权结构是解决经营者代理行为的重要制度安排，不同的股权结构会带来不同的战略行动和产出。因此，股权结构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股权集中度是衡量股权结构的重要指标。本书运用股权集中度来研究什么样的股权结构有益于政府补贴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

现代管家理论与代理理论的争论。现代管家理论认为管理者并非完全自利的小人，而是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能够完成挑战性工作，承担一定的风险和责任，取得领导以及同事的信任并在企业内部树立权威，从而达到获得认可的非物质激励的目的。正是基于代理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及其在实践中的失灵，现代管家理论否认了代理理论对经理人的人性假定，认为经理人应该是公司资产的好“管家”，而非侵占公司资产的自利小人(Davis，Schoorman＆Donaldson，1997)。

代理理论认为，人是根植于经济理性的。之后，不同的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不断的更新。西蒙提出了人的有限理性常说(Simon，1957a，b)，而Argyris(1973a:253)则认为人是更为复杂的，之后，McGregor(1960)和Maslow(1970)则认为人是自我实现的。他们认为人性是需要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是具有一定目标的。因此，代理理论与现代管家理论在心理因素上的第一个区别就在于动机(激励方式)的不同。现代管家理论与代理理论在动机上的区别主要关注于外部还是内部的动机。代理理论中，人们关注于外部的奖励，这些奖励是有形的，可交换的，并且是可能测量具有市场价值的。这些外在奖励形成了奖惩系统的基础，从而实现代理关系的控制。例如，委托人可能通过计件式确保其不受代理人的侵害。相反，现代管家理论主要侧重于内部激励，而这往往是难以量化的。这些激励包括自我成长、取得成就和自我实现的机会。在现代管家关系中，下属由这些内在的无形激励因素所驱动，从而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绩效。两种理论在激励方式上的区别常见诸于大多数的激励理论之中，但在需求理论中尤为明显。在现代管家关系中，人们更加关注于马斯洛需求理论中更高层次的需求。因此，在那些受到更高需求激励的合作关系中，现代管家理论可能更为适应。(www.daowen.com)

现代管家理论与代理理论在心理因素上的第二个维度的差异就在于身份上的认同。认同常体现在管理者在接受组织任务、愿景和目标时在特定组织中的身份定位。认同组织的管理者往往能够将对组织的评价视为对自身的评价。许多研究表明，具有组织认同的管理者会将组织的失败归因于自身的原因。这种对组织认同的观点与管理理论是一致的。因此，在具有高度的组织认同感的个体合作中，更容易建立代理人—管家的关系。同时，那些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个体也更容易成为管家，而非简单的代理人。

因此，现代管家理论认为经理人具有高度责任感，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能够完成挑战性工作，承担一定的风险和责任，取得领导以及同事的信任并在企业内部树立权威，从而达到获得认可的非物质激励的目的。经理人将会注重公司的长远发展，以公司的发展作为检验自身价值的尺度。因此，公司治理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是如何监督和控制经理人，而是什么样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经理人最大化地发挥其才能，使公司业绩得到有效的提升。治理结构首先需要确立经理人的地位，保证他们拥有充分的权利。股权越分散，股权之间越具有较好的制衡效果，越不容易出现由大股东的意愿来决定是否进行技术创新的投入。经理人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若开发的项目获得政府补贴，经理人为了得到长期的收益，会根据掌握的现实情况，不断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其次，国外对于技术创新的成功概率的研究发现，各行业虽有差别但基本在20%~30%，并且创新投资具有不可逆性，因此对于在企业中拥有资产的股东肯定会对这种投资决策比较慎重，企业大股东持股份额较大，他们风险分散不足，风险规避程度一般较高，就会干预经理人的决策，减少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一旦获得政府补贴，容易产生首先补偿自己的技术创新投入，降低风险的发生，因此，本书提出研究假设4-4如下:

假设4-4:股权越分散的企业，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促进效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