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的涵义。政府补贴是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方针和政策，按照特定目的，直接或间接向微观经济主体提供的无偿资金转移(孔东民，2013)。政府补贴是政府扮演“扶持之手”最直接的手段，能够有效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并且能够带来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引导社会投资。因此，政府补贴企业成为各个国家扶持企业发展的普遍做法。然而，补贴的实施效果却引起了学者们激烈的争论。

关于政府补贴作用的争议。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补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Hitaj(2013)采用1998—2007年美国风电产业的数据，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风电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唐清泉、罗党论(2007)认为政府补贴有助于上市公司社会效益的发挥。邵敏、包群(2012)采用广义倾向评分匹配方法，研究企业获得补贴收入的不同是否会对企业生产率带来影响，认为政府补贴可以明显地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补贴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如Van Tongeren(1998)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已在荷兰使用的政府补贴效应问题，发现政府补贴虽能提高企业的偿债能力，但并未带动社会和经济资源的有效流动，并促使企业改变了投资初衷。Lemer(1999)认为政府补贴容易产生扭曲性激励，导致政府选择错误的补贴项目，从而产生不良的政策效果。余明桂、回雅甫等(2010)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补贴的有效性，发现政府补贴如果基于政治关联，将会使补贴无效，扭曲资源的配置效率。耿强、江飞涛等(2011)认为政府补贴扭曲了要素市场价格，压低投资成本，形成产能过剩，并成为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尽管学者们对于政府补贴的效果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但已经逐渐开始对于政府补贴动机、影响政府补贴发挥作用的因素以及如何发挥政府补贴的杠杆效应展开研究。如肖兴志、王伊攀(2014)以寻租效应和信息效应为基础，从官员激励视角研究政府补贴动机，发现政府在选择补贴对象和补贴程度时兼有促进企业创新和协助企业粉饰业绩两种动机。曹建海、邓菁(2014)发现不同的补贴模式会改变企业预期，从而影响补贴的效果。吴剑峰、杨震宁(2014)认为控股股东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两权分离对政府补贴发挥作用具有重要影响。汪秋明、韩庆潇等(2014)认为提高政府对企业的规制效率、降低检查成本、提高政府对企业的惩罚力度等措施能够发挥政府补贴的杠杆效应。

政府补贴已经成为我国引导产业发展、帮助企业成长的重要手段，并且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如何发挥政府补贴的杠杆效应将是研究的重点内容。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如何利用政府补贴政策引导产业发展成为当务之急。然而，现有研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亟待系统深入的探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政府补贴。政府补贴一方面能够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和弥补由于市场失灵所导致的企业研发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向市场传递信息，带动和吸引企业的投资并提高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因此，政府补贴的方式和效果等问题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关注。然而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政府补贴的相关研究仍然不足，梳理以往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补贴方式。政府采用的补贴方式不同，可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肖兴志、王伊攀(2013)在纵向差异化Hotelling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三阶段的博弈模型研究发现研发补贴不会影响竞争企业间的市场份额，而产品补贴对企业的市场份额是有影响的。王宇、刘志彪(2013)基于一般均衡的框架，利用特定要素模型对政府补贴方式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进行研究，认为生产补贴在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短期增长的同时，会对传统产业造成冲击。巫强、刘蓓(2014)利用2009—2013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动态面板数据，使用系统GMM方法研究发现定额研发补贴对创新产出没有显著性影响，而定率补贴则影响较为显著。

第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政府补贴对企业产生的影响。政府补贴的初衷是引导企业技术创新，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和研发风险，从而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然而政府补贴对企业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学者们却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如肖兴志、王伊攀(2014)利用2007—201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并构建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和研发创新投资决策模型，发现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弱化了政府补贴激励技术创新的效果，政府补贴实际上扭曲了企业投资行为。张宗益、陈龙(2013)依据Hausman检验的方法和原理，利用2006—2012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认为政府补贴对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部R＆D的影响存在明显不同。

第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补贴效果。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入大、风险高。因此，补贴成为政府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手段。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补贴持续增加，但补贴的效果如何，理论界缺乏对该问题的系统研究。近来有文献基于政府补贴的外溢效应和官员激励视角对此进行了研究尝试。如陆国庆、王舟等(2014)构建了包含外溢效应的超越对数模型，应用迭代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2010—201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产出的绩效是显著的。肖兴志、王伊攀(2014)构建一个政府与企业共同参与的理论模型，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研究认为政府在选择补贴对象时兼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协助企业粉饰业绩两种动机。

(二)企业技术创新

企业技术创新的测度。随着对于技术创新的研究和认识不断加深，有关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不断开展，并逐步增多。然而，实证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技术创新的测度。测度工作主要包括技术创新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指标所指数据的收集工作。目前的研究主要基于国家和地区层面、行业层面以及企业层面进行。如贺青、葛翔宇(2014)采用1985—2010年的国家层面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政府科研投入、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汪晓梦(2014)运用相关性分析和灰色关联度方法，分析了合肥市技术创新政策绩效。贾军、张卓(2013)建立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为例，研究了技术创新与能源效率的协同发展。程聪、谢洪明等(2013)采用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构建了网络关系、内外部社会资本和技术创新理论模型，研究网络关系、内外部社会资本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目前，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缺乏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的数据，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企业层面的研究。因此，本书的研究也聚焦于企业层面。

基于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指标。国内学者对于基于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指标的研究做了不少的尝试，但截至目前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标体系。针对企业层面的研究，学者们分别从投入产出的角度，从知识的产出和交流的视角，从技术创新能力和效益等方面来测度技术创新，以此来构建反映技术创新的指标体系。如毕克新、孙金花(2005)基于模糊积分的区域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测度与评价的综合评价方法，选用知识流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环境、创新经济绩效五个层面，构建技术创新的测度指标体系。孙伍琴、王培(2014)研究了中国金融发展如何促进技术创新，利用技术创新的R＆D产出指标来反映技术创新。蔡地、黄建山等(2014)利用第八次对于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状况的抽样调查数据，从政治关联视角考察其对我国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从R＆D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构建企业技术创新的指标体系。廖中举、程华(2014)以浙江省379家企业的调查数据为样本，研究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措施的影响因素及绩效，利用企业的R＆D投入和新产品产值来反映企业技术创新。

通过以上的文献研究发现，基于企业层面，从R＆D投入产出的角度研究技术创新得到了较多学者的支持。因此，本书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的现实情况，采用技术创新投入、产出和效率三个维度来测度企业技术创新。(www.daowen.com)

(三)政府补贴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Blank、Stigler(1957)最早开始探究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发现政府补贴虽然可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但是也产生了替代企业技术创新的负面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对政府补贴的实施效果进行研究，但政府补贴能否产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效果仍然没有定论。

一些学者认为，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激励作用。Antonelli(1989)研究了意大利约90个样本数据，认为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Capron等(1997)应用比利时制造业企业数据，也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激励作用。Mamuneas、Nadiri(1996)对1956—1988年美国15个行业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David(2000)对此问题作出的综述发现，14篇文献除2篇外，其余均支持了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激励作用。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替代效应。Toivanen、Niininen(2000)以芬兰1989年、1991年、1993年三年企业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大企业中存在替代效应。Wallsten(2000)对美国81个样本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并没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对于政府补贴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达成共识，但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产生作用的影响因素已经开始得到了学者的关注。梳理相关文献，我们发现目前研究影响政府补贴效果的因素主要是企业规模、企业研发投入的类型、行业特征、政策效果的时间滞后等方面。

首先，企业规模对政府补贴实施效果的影响。如Wallsten(2000)研究发现获得补贴的大企业激励效果优于小企业。而另一些文献发现资助小企业能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补贴的作用。Folster(1992)通过瑞典214家企业数据的研究，认为政府补贴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对小规模企业的激励效果最明显；Lach(2002)研究了以色列政府的研发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政府补贴能够激励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而对于大企业来说则存在替代效果。

其次，研发类型对政府补贴实施效果的影响。一些文献认为技术创新活动并非具有同质性，技术创新项目可以分为基础性研究项目和实用技术的发展项目，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活动，因研发类型的差异而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如Clausen(2007)区分了针对不同研发项目的政府补贴政策，发现针对“研究”项目的补贴，会使得企业从事更多的“研究”活动；而针对“发展”项目进行的补贴，则会减少企业从事“发展”项目。

再次，行业特征对政府补贴实施效果的影响。不同的行业分类结果对研究的结果会有影响，但目前学者对于行业特征的研究多依据各个国家的行业分类标准。如Hamberg(1966)认为政府在电子及设备制造业、工业化学、其他电子设备及办公设备四个产业实施补贴，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Becker、Hall(2003)将产业分成高技术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产业两组，发现只有在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政府补贴才会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而在高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政府补贴的效果不显著。

最后，政策的滞后效应对政府补贴实施效果的影响。因为技术创新活动需要很长的时间周期，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可能是多期的。Levy、Terleckyj(1983)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平均发生在补贴后的第三年。Klette、Moen(1998)也认为政府补贴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但实施的效果一般发生在政策实施后的前两年。

(四)我国对于政府补贴与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

随着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研究的不断加深，目前我国对于政府补贴与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虽然仍有部分文献认为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替代效应，如邢斐、张建华(2009)运用我国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不同的创新支持政策产生的效果，结论认为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了替代效应。但文献结果显示大多支持政府补贴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如游达明、朱桂菊(2014)构建政府和企业间“补贴-研发-生产”的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研究认为政府补贴有利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不会产生“排挤效应”。

政府补贴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视角研究政府补贴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在公司治理方面，吴剑峰、杨震宁(2014)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采用2008—2011年电子、制药和信息企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认为企业CEO两职合一、控股股东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两权分离对政府补贴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在市场需求方面，邹彩芬、刘双等(2014)以2007—2012年中医药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外部市场需求在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而内部需求在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的作用。在金融环境和企业规模方面，王维、郑巧慧(2014)认为金融环境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因企业所处地区和规模不同而有差异。

政府补贴的作用机理。国内一些学者尝试性探讨了政府补贴的作用机理。如周绍东(2008)通过对企业与政策制定者之间不对称信息博弈的分析，认为当政策制定者和企业之间存在不对称信息，且用于技术创新的要素价格足够低廉时，政府补贴的提高将刺激企业加大模仿创新强度。高艳慧、万迪昉等(2012)从信号发送的角度探讨政府补贴的实施效果，认为政府补贴可以为企业带来较多的银行贷款，可以有效缓解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的融资压力，但这种促进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显著。